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Answer 1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乌台诗案的具体过程和哪些文字造成的，很多回答都很说得清楚了，不再重复赘述。我倒很想回答或者探讨一下“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诗案其实是文案，文为心声，所以，乌台诗案也可以理解为“乌台心案”。从这个案子，就像一个照妖镜，照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多少隐晦的不可言说的深层心理？

纵观诸多“心案”，苏轼能保全性命，贬谪远地，算是十分幸运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有这样一段文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田，落而为萁。”被解读为：“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污秽不治，朝廷荒乱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汉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北魏大臣崔浩因编纂国史直书统治者拓跋氏祖先屈辱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

　明朝洪武七年，高启为苏州知府建的新府衙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蟠虎踞”四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被杀。清代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写了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因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做奴仆，受到牵连的有300多人。如此等等，不绝于史。

为什么会这样？几个字能有多大杀伤力？让统治者缕缕举起屠刀，必欲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千刀万剐而后快？根据对立统一原理，越是强硬的东西背后必然藏着最脆弱的东西，越杀伐越害怕。封建统治者最脆弱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是民心、是认同！为什么？因为每次改朝换代、夺取政权，那些假托天道、号称“为天下苍生计”的伎俩鬼都不信，他们自己也不信，他们信的只有两个：硬刀子“军队”，软刀子“人心”。

人心又分四部分，最低最基础的部分是广大的“民心”，那好说，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条活路基本就差不多了。往上一点是“士心”，即读书人，这个复杂一点，先派“孔夫子”出山，再发行一种名叫“科举”的彩票，也能抓住大部分人的心，否则这部分人就会去动摇底层百姓的心。再往上一层是“官心”，这个很重要。“官心”认同你了，就能“黄袍加身”，“官心”跑偏了，就会被迫“禅位”或直接“篡位”，危险得很，必须看紧了。

最高层是“帝心”。这个倒简单了，就是想方设法死活不下台。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往往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如果真为天下苍生计，你这个朝代不行了，该退休退，换一个朝代又如何？几乎没有这样的朝代，都是被迫无奈、垂死挣扎，实在不行了才被赶下台。所以封建社会稳定的状态就是民心、士心、官心都老老实实围着帝心转，绝对不能“出轨”，尤其是“心灵出轨”，否则必然触犯皇帝最隐秘最脆弱的心灵，遭到疯狂镇压，引来杀身之祸。

所谓“心案”“文字狱”，就是皇帝老儿认为你“心灵出轨”了，必须严惩。老百姓没文化，不会写什么字，最多爆粗口骂两句，影响不了几个人。但“士”和“官”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嘴上发牢骚，还会写文章。文章这个东西，有三点不好，一是语义含混，怎么理解都行，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二是传播力强，尤其是写得好的，像烈性传染病一样，会影响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人心浮动、天下不稳；三是能开启民智。本来愚民迷迷糊糊挺听话，你这一笔下去，把奴隶唤醒了，开始不安于现状，想要这权益那权益，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所以和平时期“硬刀子”马放南山了，皇帝老儿就以主要精力来对付最大的敌人：“摇动笔杆”动摇“民心”“士心”“官心”这“三心”的人。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顺我心”者昌、“逆我心”者亡。苏轼身兼官吏和学士，写的那些诗词，发自肺腑，都是对宋神宗推行的变法新政有所抵触，实话实说，明显跟朝廷对着干嘛！于是沈括告密在前，御史弹劾在后，朝廷新贵再推波助澜，能不龙颜大怒、打入乌台大牢吗？

有了这样一次次血的教训，其实历朝历代的大部分官吏和读书人，都渐渐学聪明了，大多写得很隐晦，甚至完全转向拍马屁，只有少数“舍得一身剐”的人敢冒犯那个最大的“潜规则”。因此，乱世当局顾不上的时候还好点，一旦政局稳定，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景况：“直笔”风雨飘摇、遭忌取祸；“曲笔”勾头缩脑、战战兢兢；“媚笔”挺胸抬头、大行其道。东坡先生自“乌台之难”后，也是文风大变，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属意老庄、曲情山水了。

Answer 2

【无人车来也】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是哪首诗？

一、乌台诗案发生背景

宋朝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

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

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二、乌台诗案发生的导火索——《湖州谢上表》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因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43岁的苏轼由徐州贬调湖州。临行，作《湖州谢上表》，在略叙自己为官毫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本是例行公事之为，新党人士却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讽刺他们，反被他们偷梁换柱，以小人陷害他人之一贯技俩，借此加罪于苏轼。这几句诗词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更从他的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说这是在讥讽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臣属;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民间买卖私盐”之新规。

时任副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藉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三、乌台诗案的发展

以《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诗词为导火索，不断的弹劾，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抓捕苏轼，押解赴京。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八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推勘” (或曰“根勘”) ，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 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

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四、乌台诗案的结局

苏轼在狱中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毁谤国事。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

一件小事的发生曾使狱中的苏轼大受惊吓。湖州被捕时，苏轼曾与儿子密约，送饭时只送蔬菜和肉，非有坏消息不能送鱼。因儿子苏迈离京去别处筹钱，把送饭之事暂交与朋友，匆忙中却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的约定。巧的是这位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惶惶不安中在《狱中寄子由》里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等诗句;又给弟弟苏辙写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的诀别诗。

狱吏照例按规定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神宗读到这两首诗，深受感触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特别是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亦不计前嫌，上书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 (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其实神宗内心里也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只是想杀杀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武装部副部长之职)。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中国这位光照千古，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综上，【无人车来也】从四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满意吗？

Answer 3

乌台诗案发生在公元1079年，宋神宗元丰二年，一帮大臣弹劾苏轼在自己谢恩表中讽刺新法，因此而牵扯出来的“文字狱”，进而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

公元1079年，苏轼提交了调任湖州知州的谢恩表《湖州谢上书》，里面有几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话个人感觉就是苏轼对新政的不满意发表的牢骚，大意就是陛下察觉到我苏轼不太适合做新政方面的工作，只适合管理一方小民，才给调到了湖州。

这话一出就被御史台的人逮住了，然后上书弹劾苏轼，而引发此次事件的正是谢恩表中的几句话。

此时是新法派人物主政，加之神宗本人对新法的迫切期望，才大发雷霆，进而抓捕了苏轼，打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御史台监狱旁边树上，乌鸦比较多，才被称为乌台。

抓捕了苏轼然后御史台开始审讯，此时就要就行彻查，然后进行了苏轼诗文一件件的审查。

从苏轼的诗文中查出一百多首，被认定为讽刺新法，讽刺新法当政的人物为小人。

比如送给好友刘恕的两首诗: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诗中前一首运用了诗经中的话语“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被御史台解释为苏轼蔑视朝廷，朝廷上都是一群乌鸦，分不清雌雄和好坏。

后面一首说自己对小人们争权夺位的行为表示不屑，被解释为在苏轼眼里新派人都是小人，之间互相争斗，而他对这种行为非常蔑视。还有很多诗文都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实就是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乌台诗案导火索是谢恩表里面的话语，抓捕了苏轼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彻查他的诗文，一步步查不出来的，有些根本不是苏轼的本意，有些确实是苏轼有些牢骚，都被放大，成为了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文字狱。

Answer 4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乌台诗案

1、背景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2、案件始末

起因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 ◆秋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弹劾的导火索正是上表中的这两句话。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反对新法。神宗及新派人物都大为恼火。后来由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当时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当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故苏辙人马先到，苏轼提前知道消息后立即告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十分强硬的将苏轼押解赴京。

审判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便被正式提讯。御史台在此案中负责“推勘” (或曰“根勘”) ，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接下来，当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便是“判词”。

▲苏轼

• 御史台的审讯

◆根据《东坡乌台诗案》记载，御史台于元丰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奏上审讯结果。即苏轼从被押至御史台的八月十八日起，直至十一月底，“诗案”都处在审讯即“根勘”阶段。审讯的结果就是“供状”，苏轼“供状”的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首先是王诜，其他如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苏轼与之发生了诗文唱和或赠送的关系，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内容。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而篇幅最大的就是跟王诜相关的第一篇。为了增强反对的力度，御史台在“供状”定稿已经提交后，还继续挖掘苏轼的更多“罪状”。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 大理寺的初判

◆大约从十二月起，“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如果陈睦的“录问”很快完成，交给大理寺，那么大理寺的初判可以被推测在十二月初。有关了大理寺的判词，《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则将其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 御史台反对大理寺

◆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后，续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旧党”人物的作用。

• 审刑院支持大理寺

◆审刑院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 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由于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Answer 5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称“诗案”则主要是因诗得祸，实际上，案子也涉及十多篇文章。

熙宁年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意见。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等人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

后来，元丰二年(1079) 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其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接连上表弹劾苏轼。何正臣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

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最终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

苏轼在9月被捕后，写信给弟弟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

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察，苏轼以为将死，遂写下二诗与苏辙诀别：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

后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黄州，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苏辙被贬江西筠州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乌台诗案于12月结束。

Answer 6

【据实回答每一个问题】

几乎中国古代的朝代都发生着同一件事，那便是因文人而引发的“诗文诉讼”，也称为“文字狱”。早在秦始皇时期便有“焚书坑儒”，而在宋朝也出现了“乌台诗案”。那么在乌台诗案的简介中，这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

北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御史台狱一百三十天的苏轼终于获释。两个月以后，这位北宋最伟大文学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凄然离开汴京城。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就此告一段落。

当时苏轼刚刚调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谢上任表》，却叫御史中丞李定“嗅”出了味道：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学生，曾因不守母丧遭世人诟病，却也因力挺“王安石变法”快速升迁。苏轼与这“不孝子”，原本也无过节，但苏轼曾写文赞誉北宋孝子朱寿昌，心虚的李定却为此生出了“难不成在说我”的联想，竟就这么结了梁子。

于是这一次，趁着此时“王安石变法”正火热推进，一向对“变法”颇多意见的苏轼，又是几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钉。李定就立刻上蹿下跳了，先是伙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卖力在宋神宗面前添油加醋，给苏轼扣上“托事以讽”“诋毁朝政”等大帽子。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暗自“助力”，终于叫宋神宗下了御批，将苏轼从湖州押到京城下狱。

苏轼人生里最屈辱的一幕开始了：由于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们来到湖州，就是直接进府衙抓捕苏轼，过程简直“如驱犬鸡”。进入御史台狱后，苏轼又遭到了残暴的逼供审讯。当时同样被囚御史台，与苏轼只有一墙之隔的北宋科学家苏颂，就亲耳听到了苏轼每天受审时遭到的辱骂，并以诗文记录了那凄然一幕：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

更叫后世读史者感到可耻的，却是李定们给苏轼定的罪名。苏轼被捕入狱的由头是“托事以讽”，那么证据呢？李定们随即展开行动，把苏轼那些年的所有诗文全部翻烂，逐字酌句的“找证据”，乍一看去，真是很有“收获”。

比如苏轼的名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以两棵桧树挺拔的风姿，来表达刚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却被李定同伙舒亶抓住“世间唯有蛰龙知”一句，硬说这首诗在诽谤宋神宗。变法派重臣章惇气的愤怒驳斥：古往今来称号里有龙的多了，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难道这也诽谤皇上了？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们都当饭吃？

以这个奇葩逻辑，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被他们说成“讥讽执大臣无能”。《次韵达章传道见证》也被扣上“指斥乘舆”罪。《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诽谤君父”的大帽。所有这些“罪名”，不是从苏轼诗文里断章取义，就是望文生义胡乱解释。

折腾到最后，连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听完苏轼的“罪证后”连连感叹：“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外加已经赋闲的王安石，也出面为苏轼求情。一度已逼近死亡线的苏轼，这才逃过一劫，落得贬去黄州。

在经历了死里逃生后，苏轼依然难忘自己当时绝望的心境：“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贬到黄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他借酒浇愁到了“白酒已尽谁能借”的地步。以他给秦观的叹息说：“但得罪以来，不复做文字”。可见心灵创痛之深。

Answer 7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赵顼元丰二年。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因对新法持反对态度，43岁的苏轼由徐州贬调湖州。临行，作《湖州谢上表》，在略叙自己为官毫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是例行公事之为，新党人士却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讽刺他们，反被他们偷梁换柱，以小人陷害他人之一贯技俩，借此加罪于苏轼。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更从他的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说这是在讥讽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臣属;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民间买卖私盐”之新规。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Answer 8

乌台诗案：

本质：文字狱。 诗作：苏轼 《湖州谢上表》

时间：北宋元丰二年。

涉案人物：被告——苏轼。主控——御史何正臣，御史李定

审理地点：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涉案缘由：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有一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就被新党抓住了把柄，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和朝廷变法不满。

结果：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其弟其友，牵连被贬

提到文字狱，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明清，那时候对思想管控严密。而宋朝一直是重文轻武，怎么也会发生文字狱呢，还是发生在大文豪苏轼的身上。这就得从当时北宋的政治环境说起了。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 ~1077)任用王安石变法。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很有抱负得君主，为了改变当时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开始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变法理念是好的，具体实行起来因为所用非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导致变法失败。

神宗不甘心变法就这样失败了，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变法肯定要触及到某些人得利益，于是出现了反对变法得”旧党“（司马光、欧阳修）。“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性格直率在一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后来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没想到就是因为这首诗，让自己成为了这场‘文字狱’的主角。说白了，苏轼就是新、旧党争的炮灰。

为啥苏轼能成为炮灰呢：原因有二

第一，苏轼头上的光环太亮，文坛领袖，他的诗文才华天下皆知。皇帝要变法，要控制舆论，必然会十分在意文人士子们的想法。而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他对变法稍有一点不满，都会被有心人无限放大。皇帝其实也知道苏轼无辜，所以没杀他，但是也不能重用他，得拿他来杀鸡儆猴呢，所以最后是把他贬往黄州，并且牵连了很多人，都贬了。

第二，我们的苏先生实在是太过耿直，太爱说实话了。他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但是看不惯变法所用非人。就忍不住提提意见，这样，新党一派就把苏轼看成旧党，找他麻烦。

后来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以后，司马光等旧党主政，完全废除了新法，苏轼又看不下去，耿直地又替新党说了几句公道话，旧党就认为苏轼是新党一派，又把他贬谪。

所以，我们的苏大学士可谓是一生多磨难啊，好在他心胸豁达，能苦中作乐。不然非抑郁了不可。

由此也能看出，苏轼是个正直公允，坦荡无私，不善趋炎附势的磊落君子，可惜这样高洁的品质很难在污秽的官场生存。纵使苏轼才高八斗，也只能寄情山水，无法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文风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文风大变，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属意老庄、曲情山水了。

Answer 9

新党搜集到苏轼大量的诗文, 被指为“谤讥”的诗句中, 有的是描写百姓生活的疾苦, 从中反映了新法实施存在的一些弊病。例如《山村绝句》五首中的第一首:

烟雨蒙蒙鸡犬声, 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教黄犊无人佩, 布谷何劳也劝耕。

第二首:

老翁七十自腰镰, 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前一首诗苏轼本人交代:“此诗意言是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 故取前汉龚遂, 令人卖剑买牛, 卖刀买犊。曰:‘何为带刀佩犊?’意言但得盐法宽平, 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 则民自力耕, 不劳劝督, 以讥盐法太峻不便也。”后一首苏轼本人做的解释是:“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 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 僻远之人无盐食用, 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 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讽盐法太急也。”

作为苏轼政敌的新党派, 想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在苏轼被押送到汴京, 囚禁在御史台所属的监狱中的期间, 御史台隔几日就派人提审一次, 苏轼最终经不住长久的折磨, 很无奈地对所有的“所谓的罪诗”作违心的解释, 屈认“有此罪愆, 甘伏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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