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看南明史，能多活好几年。因为南明的内斗是一绝的，不管局势有多么危急、事业如何难做，南明的内斗愣是没停过。读这段历史，能把人气的吐血。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在北方的统治基本瓦解。

之后，趁着李自成与吴三桂产生矛盾，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八旗兵和吴三桂的军队与李自成军在北方缠斗时，南逃的部分明朝宗室以及部分文武大臣拥立二代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凑出了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就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

按理说，朝廷有了，皇帝也有了，拥护明朝的部队也有几十万之多。南京小朝廷此时应该趁北方空虚，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了吧？

即便说，不北伐中原，啥也不干，就平平稳稳的巩固统治基础，休养生息，那也行啊。

然而，朝廷有了，皇帝有了，明朝大臣的传统技能——内斗。

又莫名其妙的开始了。

斗啥呢？

第一，东林党和弘光帝互看对方不爽，因为当年东林党死活不让弘光帝的爹，也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继承大统。弘光帝很反感东林党人，东林党人也怕他携私仇泄愤。所以朝廷内部斗得是一地鸡毛。掐得最狠时，有人甚至以朱由崧不配继位为由，让他主动退位。

第二，马士英等人拥立朱由崧，所以东林党跟马士英一派也掐的你死我活。

第三，李自成被清军赶到湖北，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打不过，就以清君侧的名义，顺长江攻打南京。弘光朝廷那帮人当然不允许他来摘桃子了，就调集镇守江北的几十万大军去迎战。结果左良玉走到九江时，突然莫名其妙死了。他儿子左梦庚在铜陵被南明军黄得功部击败，不得不退回九江。之后清军多铎部杀到九江，左梦庚进退不得，便带着二十万大军直接向清军投降。

当时，清军渡过淮河，已杀至扬州城下。左梦庚在九江投降，再加之原本驻守江北的明军西调，朝廷内又内斗不止。所以时局是显而易见的——南京不仅是空城一座，而且还腹背受敌。

最后，南京陷落，群臣出降，弘光帝逃出南京城，没跑远，又被逮到。建立才一年的弘光小朝廷就这么没了。

弘光政权玩完后，逃出南京的部分明朝宗室和部分大臣迅速分裂，一部分人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继位，是为隆武政权；另一部分人在浙江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

这两个小朝廷，互看对方不爽，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形同水火，拧不成一股绳。所以清军继续南下后，两个小朝廷都被打残。鲁王朱以海逃到海上，隆武帝则被福建最大的海盗头子郑芝龙绑了送给清朝，沦为阶下囚。

隆武朝完蛋，鲁王被打残后，剩余的南明宗室和大臣继续逃亡至广东，拥立二代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继位，组建朝廷。这是南明的第三个小朝廷——永历政权。

按理说，都惨成这幅模样了。南明那帮人应该消停了吧？认真对付清军了吧？

然而，还是没有。

首先，他们仍然固执的认为农民军是自己的大患，拒绝合作，仍然不重视清朝的威胁。

其二，就在永历帝继位不久后，另一帮南明大臣在广州拥立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监国。

广州到肇庆，也就一百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朝廷都说自己是正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不用说太多了：当两个小朝廷火并，打得不亦乐乎时，清军前来清场。永历小朝廷被清军打得西遁广西，绍武小政权直接灭亡。

形势发展到这里，南明的兵力基本上是十不存二了。此时，清军已消灭了在湖广地区及四川北部地区的各路抵抗势力，巩固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仅存还有余力（指有与清军进行野战实力的部队）抵抗清军的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余部，即孙可望、李定国、郝摇旗等部，以及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部。

所以永历小朝廷在认清形势后，终于承认了孙可望、李定国等农民义军领袖是可以合作的盟友，表示愿意与其合作。

但是，当永历小朝廷和农民军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战果，比如收复湖南、广东后，内讧这一传统艺能又开始了。

首先在湖南战场，南明督师何腾蛟看投降过来的陈友龙不爽，就在陈率军攻长沙时，急令部下郝永忠猛攻陈有龙的背后，导致陈有龙溃不成军。第一次攻击长沙失败。

之后忠贞营李过、高一功部二次攻长沙，长沙眼看要被攻破，又是何腾蛟，当机立断下令撤军，长沙又没攻下来。

搞死了所有政敌，何腾蛟亲自出马，但在湘潭被清军主力包围，被俘后不吃饭，最后绝食七天而亡。他倒是成了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可湖南的抗清大业也是毁在了他手上。

第二，李成栋率部叛清归明，令广东全省反正后，永历小朝廷瞬间分裂为两派：一派以马吉翔、庞天寿等为首，号称“吴党”；另一派以瞿式耜、丁时魁等为首，号称“楚党”。

这两派人在朝内斗的那叫一个厉害。

吴党主张与残存的大顺军、大西军联合，共同抗清，但楚党不同意，坚持认为这些人全都是流寇，是逼死崇祯帝的“国仇”，咱们不能与之合作。

而且在这两大派中，还各有小派系。比如当时的吴党中，有一个人叫陈邦傅，他虽然也同意联合农民军，但他联合的初衷是觉得李成栋太厉害了，南明官军打不过，需要联合农民军制衡李成栋。如果没有李成栋，他也就不在乎是否还联合农民军了。

想想看，南明拢共也没几个人，就这些仨瓜俩枣的，还分成了若干派，内斗之厉害，简直是令人发指。

第三，准备联合南明抗清的孙可望向向永历朝廷请求封他为秦王。这个请封很合理，因为孙可望之前已经自封为王，如果永历朝廷不封他为王，他不好带队伍。而且想让牛耕田，就得先喂饱，不给点实惠，人家凭什么给你卖命。

然而，永历朝廷经过讨论后，认为明朝没有封异姓王的先例，就拒绝了，只同意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兵部尚书堵胤锡（吴党）觉得这杀价也未免杀得太狠了，就力劝永历帝还是封孙可望为平辽王，以结其心。可是，礼科给事中金堡（楚党）抨击堵胤锡，说孙可望是贼啊！你这么偏袒农民起义军，你是不是跟他有勾结？

堵胤锡被骂蒙了，就不再一言。而孙可望没有得到想要的封王，也懒得给南明卖命。

明朝过去的党争，只局限于朝堂内，而且很多党争是皇帝故意挑起的。为的是让群臣相互内斗，没时间跟皇帝掐架。

南明倒好，皇帝成了摆设，大臣都以军阀为后台，党争烈度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清朝和南明，实力本来就有碾压优势，南明内部还相互掐。就南明朝廷这副德行，打不过清军，再正常不过了。和清军打了这么几年，没被打死才是奇迹。

公元1650年，各路明军皆遭惨败，什么吴党楚党，都把自己玩死了。这个时候，唯一还能协助永历帝的，只有孙可望、李定国等远农民军势力。于是，永历帝就成了孙可望事实上的傀儡。

李定国当时领兵在外，两蹶名王，接连收复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窝在老巢的孙可望听说后，心里很嫉妒，就屡次设计杀他。结果一来二去的，两人最后闹掰。

公元1657年，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孙可望的前锋大将白文选不愿内战，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惨遭大败，仅率50余骑逃走。

之后，无处可去的孙可望投降清军，成为一个光荣而且高效的带路党，将西南底细全部告诉清军。得知南明底细后，清军遂下定决心，全力攻打云贵。在清军出征前，孙可望连写多封招降信，为清朝立下大功。

李定国在清军攻陷昆明后，曾经部署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局：磨盘山伏击战。

拟一举歼灭吴三桂主力。

吴三桂果然上当，但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三桂得到消息，下令急退，李定国下令追击，此役，是云贵会战以来，南明与清军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有三分之二的明军战士战死，清军虽然提前撤军了，却也是死伤无数，连退三十里。

此战之后，南明大势已去，永历帝带着残余势力逃亡缅甸。李定国虽然有杀贼之心，但也无力回天了。

所以说，想多活几十年的作者，一般都不愿意写南明（还有靖康、晚清），想多活几年的读者，也尽量少看这段历史。看多了，爆肝折寿气吐血，那就太不值当了。

清军入关后，大明旧土总体上存在三种势力，一是占据北京并确立统治的清朝，二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势力，三是明朝遗老拥戴明宗室组建的南明政权。这三种势力中，惟独清朝达成了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且战略目标明确，始终一贯，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性，政令的执行与配合尚且良好。而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虽同属反清阵营，但他们缺少凝聚力，战略目标不清晰，更无明确的计划与实施步骤。因先天的阶级矛盾与后继的灭国之恨，南明政权也很难与农民军形成真心实意的统一战线，抗清力量的松散性，是其迅速垮台的根本原因。

清朝入关后的策略

清廷入主北京后，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官民的情绪，因为清军以往的风格是劫掠和迁移人口至关外。多尔衮的做法是将顺治接入北京，祭拜天地，正式定都，这代表清朝成为中土的稳定政权。

石河之战是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模板，这标志着地主阶级与满清是能够达成合作的。多尔衮及时的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宣誓着清廷是愿意接纳明朝旧臣的，这就迎合了地主阶级的现实需求。

明亡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在李自成的野蛮掠夺下，北方一部分士绅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清廷定都、吴三桂获封，带来了明朝地主官僚投诚的蝴蝶效应。如山海关总兵高第、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等，还有通过降清官僚的举荐或自荐，成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础，如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

在阶级矛盾上，清初并没有激烈的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提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将民间矛盾焦点引导至农民军身上。加之李自成在入京之后，由于军纪不严，部下多有倾占百姓财产的举动，所以人民很容易接受清朝的争取。

清朝入关之后较为平缓的接手了北方，且不像李自成一样，与明朝的官僚体系水火不容。反而是利用明末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争取了大部分地主官僚、普通群众的支持，顺利的继承了明朝的行政架构，迅速进入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明朝投降官员对农民军叛降不定的特点非常了解，也就指明了只剿不抚的方向，帮助清廷筛选出北方的农民军据点，各个击破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一个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能够上下一贯的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并付诸实践。
（多尔衮）

明清交替初期的形势与矛盾点

北方士绅分化以后，与投降派对立的士绅集团忠于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或留居北方，或弃家南下，如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南下士绅与南方本土士绅核心利益虽有差别，但内心驱动一致，他们不甘江山失于农民军，更不甘异族渔翁得利，于是由士绅集团产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举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此时进入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一时间四大政权并立，除了清朝和弘光政权，另外两个分别是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建立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

“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明史》

这几个政权之间，清朝实力略占上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其他三个政权。而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是明末统一战线的义军，但长期不睦并非秘密。顺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力图在四川建立根基的张献忠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这说明当时农民军并不能形成合力，反而是有利益冲突的。

这种冲突是正面的，而且是发生在两个较大的势力之间。如果放眼全国，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是各自为战，不仅没有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团体，还会借着李自成、张献忠的旗号进行扩编、勒索、敲诈地方百姓。如满家洞起义军就是挂着大顺旗号“招摇撞骗”。

（朱聿剧照）

而南明政权标榜为正统，也算是明朝的流亡政府，所以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南明政权一方面警惕着清军南下，一方面集中精力打击农民军势力，可以说战略重点仍然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各个农民军势力，他们饱受清廷与南明双重打击，皆自顾不暇。

清朝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矛盾焦点，制定了先农民军，后南明的战略计划。顺治元年十月开始，英亲王阿济格率3万军经山西入陕、豫亲王多铎率2万军由河南趋陕，两路清军剑指西安。

多铎至十二月底渡黄河、破洛阳、定灵宝，进逼潼关，再以红衣大炮破关而入，直逼西安。阿济格到次年元月渡过黄河，沿线攻占绥德、延安等地。
（多铎
）

李自成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主动放弃西安，率残部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并“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于三月攻占明将左良玉镇守的武昌城，企图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李自成的路线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利用战略地理的军事领袖。也正是农民军处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区域，弘光政权才会感受到威胁，制订出“联虏平冦”的战略。史可法就是这个策略的绝对支持者，是不是非常嘲讽？

阿济格利用弘光政权的国策，能够在追击李自成的同时，分兵绕道江西九江，切断李自成的去路，这是李自成战败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被杀后，大顺军残余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继续抗清，清军则占领了豫、陕、鄂大片地区，黄河流域乃至淮北地区基本被肃清。

多铎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转兵东南，目标指向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铎部肃清豫东地区，由皖北分兵进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两淮咽喉，史可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死在了扬州。扬州沦陷半个月后，清军一鼓作气渡过长江，攻下南京，于芜湖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
（清军进南京）

由此可见，清军攻打李自成时，就已经为战局走向做好了铺垫。从陕西的正东与东北方向进攻大顺政权，留下东南、正南两个缺口，要么将李自成推向四川，要么推向东南。这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大西政权，一个是弘光政权。虽然武昌的左良玉当时已经不受弘光政权节制，但他是代表了不愿意归降的军事势力。所以清军的策略就是利用了这些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与山海关前坐山观虎斗，赢得吴三桂开关的模式如出一辙。

南明流亡政权的挣扎与失败

弘光覆灭后，江南半壁已经沦陷，清廷基本稳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温和的民族政策已达目的，此时诸多汉族官僚为表忠心，纷纷摇首献媚。所以清廷开始强硬的推行民族同化，“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剃发令也变成了“留头不留发”的强硬政策。虽然激起反抗，但最终在军事镇压下得以平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嘉定三屠”。此后，清廷再以汉族投降官僚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稳定江南局势。

到了顺治三年，清军的维稳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于是开始向大西政权进军。此时大西政权统治区域内的明朝旧军官仍然进行着游击战，清军趁机攻打四川，张献忠在逃亡的路上被豪格部下乱箭射杀。至此，清朝统一战争算是取得阶段性胜利，但这也改变矛盾焦点，不过这种改变已经难以扭转形式，南明和农民军错过了最佳的联手机会。

在弘光时期，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汉族力量分裂与削弱的根本原因，清军正是利用此间矛盾，及时扩大统治区域，并敢于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当弘光覆灭，李自成、张献忠身死之后，明朝遗老与农民军的矛盾被抛之脑后，他们看清了形式，走到了一起。所以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与大顺军第二代领袖形成了支持与合作；大西军第二代领袖也在云贵地区主动接触永历政权，达成抗清统一战线。

虽然整体形势上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统一战线，但这两种集团都没有清除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南明流亡政权从娘胎里带出党争弊端，尤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最为严重。由于不同党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状态，不可能在同一阵营里救国救民，所以他们拥立不同的政权。即便在同一阵营，也不能精诚团结，出现很多投降和投机者。

弘光之后，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并立，郑芝龙投降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顺治三年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则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建立之初就未将抗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与永历政权相互攻伐，二者互争帝统，最终清军骗开广州城门，朱聿自缢殉国，邵武政权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灭。永历帝见状逃往广西，欲与农民军合作，但地缘隔绝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何况永历皇帝也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士绅利益的代言人。

农民军方面，大顺军分作两部，郝摇旗、刘体纯一部，李过、高一功一部，他们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一定成果，配合南明政权掀起了一次返清高潮。可当明军将领与农民军将领打扫战场时，谁也看不起谁，分脏不均后演化为军事冲突。清军趁机反攻，收回湖广，导致大顺军残部溃逃离散。

大顺残部败走之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带领下再次联合永历政权。反清势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广，川南地区也重归大西军。在取得胜利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爆发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发大规模军事攻伐，李定国本部人马阵前倒戈，被孙可望打败，而孙可望获胜之后立即叛变降清，以至贵州、广西皆落于清军之手，永历帝朱由榔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亡缅甸，后被降清将领吴三桂连哄带骗抓获，绞死于云南昆明。

综上，南明数个政权缺少足够的凝聚力，在弘光政权错过最佳的反清机会后，后继政权虽然与各地方武装义军、集团形成松散合作，但缺少实际可行的计划与步骤。整个抗清活动，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南明政权并没有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所以各种抗清势力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清朝利用这个致命弱点，有针对性的制订战略，从而完成了征服。

参考资料：《清世祖实录》、《明季南略》、《清史列传》 、《清史稿》

一段南明史，可以让你看尽人世间所有的险恶。为什么南明史很多人不愿意去讲？因为内容过于真实，过于透视人性，很多人不敢讲。

一旦大家从容地接受了南明史上所发生的种种，那么人性的险恶也就悉数暴露出来了。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善美，而不是捅破人性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南明在南方有百万雄师，可是依旧不是只有八九万人马的八旗兵的对手，最终把江山给葬送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漫山遍野都是汉奸，汉人和汉人打，满人坐收渔翁之利。

南明的开局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尔衮带着小皇帝顺治入主北京城以后，其实已经招降了一大批汉人将领。

在山海关之战，招降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在松锦之战后，招降了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吴桥之变以后，招降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

这些人在当时可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除了洪承畴以外，其他几个都被封了王爵。可见他们为满人立下的汗马功劳。

1. 一片石大战的时候，多尔衮表面上答应前来支援，实际上先让吴三桂和李自成火并，两家人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多尔衮再坐收渔翁之利。这么个打法，汉人集团内耗严重，而满人集团收益最大。
2. 洪承畴作为前任蓟辽总督，在明朝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多尔衮就让洪承畴各种劝降汉人的文臣武将。他也是不遗余力地干活，南明的郑芝龙，就是这哥们劝降的。
3. 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更是将明朝的红衣大炮带着一起投奔了满清，使得满清有了攻城利器，这才在南下的时候，几乎处于战无不胜的地步。

南明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汉奸，这仗根本就没法打。满清太聪明了，他们让投降来的汉人打头阵，每个汉人将领都有部分满人管理，消耗的是汉人力量，获利的却是满清自己。

南明弘光政权，是四镇军阀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个人扶植起来的，每个人号称手里有5万大军，这么一来就有20万大军拱卫南京了。

顺治元年，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追击李自成至庆都。九月，上至京师，赐有德等貂蟒朝衣。十月，上御皇极门大宴，复赐鞍马。旋命有德从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二年，陕西既定，移师下江南，克扬州，取明南京，攻江阴，有德皆有劳。八月，师还，赐绣朝衣一袭、马二、黄金百、白金万。命还镇辽阳，简士马待徵发。---《清史稿》

可是满清大军一来，刘泽清和刘良佐就举手投降了，高杰的部下们也都纷纷投降，只有黄得功有点骨气，可惜他战死后，他的部下也选择了投降。真的是说不下去了，太没骨气了。

二、南明内部勾心斗角，哪怕是要亡国了，也得先把政敌搞垮了。

南明内部这帮文武官员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想着的不是如何恢复明朝江山，而是如何确保自己在南明的政治地位。

1. 比如说弘光政权的时候，史可法作为兵部尚书，是南京官职最高的人。本应该由他来组织选拔新任皇帝，可是马士英和四镇军阀为了争夺拥立之功，不等史可法等人同意，就擅自带着大军前来强行将朱由崧立为了弘光皇帝。
2. 隆武政权内部也不安分，当时郑芝龙手握大权，架空了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为了夺取皇权，索性就在大学士黄道周的帮助下，前往江西北伐。结果隆武帝惨败被杀，黄道周也因此殉国，而郑芝龙却选择投降了满清。
3. 在永历政权时，内部斗争情况就更严重了。永历皇帝朱由榔，本身是在于是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扶持下，登上了皇位。可是大学士吕大器、前任大学士陈子壮等人一直不满丁魁楚的作风，所以常常和他作对。手握兵权的何腾蛟与堵胤锡之间，也充满着矛盾。

后来大西军投降了永历帝，孙可望和南明这帮大学士也合不来，索性杀了一批大学士。此后孙可望和李定国又闹矛盾，被李定国击败以后，他索性逃到长沙投靠了满清。

李定国掌权以后，他又不满义弟刘文秀怂恿朱由榔前往贵州的事情，随后就把刘文秀的兵权给罢免了。

就算朱由榔逃到了缅甸后，那帮文臣都会因为黔国公沐天波向缅甸王屈服的事情，从而不断在朱由榔跟前说他坏话。这样勾心斗角的事情，几乎在南明天天发生。

三、南明将领心怀鬼胎，谁也不愿意完全为南明君主效力。

南明的确有百万雄师，如果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像岳飞、韩世忠对待宋高宗赵构那样的话，那南明绝对可以复国，可惜他们各自心怀鬼胎，成了一盘散沙，最终被满清各个击破。

南明实力最雄厚的，应该是荆襄之地的左良玉。这个兄弟打张献忠是一块好料子，怎么打都能赢，可是对付李自成却是个孬种，怎么打都是输。

六年正月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忠贞营，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惧忠贞营掩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腾蛟乃入居之。大兵知腾蛟入空城，遣将徐勇引军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卒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勇遂拥之去。绝食七日，乃杀之。---《明史》

崇祯皇帝下令勤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去。弘光帝朱由崧称帝后，他表面上支持，其实并不履行朱由崧的任何命令。

等到李自成被满清打得穷途末路，只能南下荆襄的时候，左良玉手握百万雄师，却仓皇东逃，美其名曰，要去南京清君侧，结果半道上就挂了，他儿子左梦庚带着一帮人全部投降了满清，实在是太可惜了。

郑芝龙就更别说了，他自认为自己是海盗头子，在明朝混了个福建总兵当当。为了赢得更多筹码，是他将隆武帝朱聿键给扶持起来的。可他纵然手里有实力，还是选择投降了满清，扶持朱聿键，不过就是为了夺取满清所谓的三省王爵罢了。

何腾蛟招降了大顺军以后，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当时朱聿键要北伐，在江西请求何腾蛟来帮忙，何腾蛟表面上支持，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去，结果让人家按兵不动，眼睁睁看着朱聿键被满清宰掉。

在堵胤锡的忠贞营即将攻取长沙的时候，何腾蛟担心堵胤锡的功劳太大，居然把他给调走了，从而错失了夺取长沙的重要机会。虽然最后他为南明捐躯了，可是他的错误，也彻底伤害到了南明。

李定国、孙可望和刘文秀之间的矛盾，那就更尖锐了。孙可望不满李定国逐渐做大，所以与之火并。李定国不满刘文秀想要做大，罢免了他的兵权。

参考资料：《明史》、《南明史》、《清史稿》

导语：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几十万大军不战而降，弘光朝廷自身应负主要责任。

崇祯自杀、明朝灭亡后，由于明朝实行双京制，南京还有一套机构完整的政府班子，运转正常，其主导者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

因为崇祯的儿子们都已落入敌手，南京方面当时急需拥戴一位宗室藩王来当皇帝，以承继明朝大统。

从血缘上来论，最合适的是福王朱由崧，但是南方的东林党复社成员因为以前“争国本”的宿怨，都不愿拥立福王。他们强烈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

史可法倾向于东林党人，摇摆不定。结果福王朱由崧利用江北四镇总兵及风阳总督马士英的势力，在军队的支持下，进入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

而史可法因错失拥立之功，被排挤出朝廷中枢，外出督师。朝政大权落入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之手。

从此，弘光朝廷继承了明朝的党争，东林党与阉党余孽争斗激烈，全然不考虑天下大局，使得朝廷毫无凝聚力。

弘光朝廷缺乏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臣，以致鼠目寸光，看不到危险，竟然采取了“借虏平寇”的国策，一厢情愿地幻想着联合清兵，消灭李自成，然后划江而治。

这就造成了战略失误，错失了乘虚进入河南、山东的大好时机。

另外，弘光皇帝是依靠江北四镇的武力支持，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这就使武将地位大大提高。他们认为连皇帝都是我们所立的，朝廷算个屁呀！

江北四镇总兵由此开始飞扬跋扈，不听朝廷调度，自行其是，大肆掠夺民间财富；他们相互之间还为争夺地盘，不惜兵戎相见。像高杰暗杀黄得功不成，黄得功脱险后，立即兴兵攻打高杰。

最后，督师史可法就像个老婆婆一样，到处劝和，才勉强维持住局面。

其实江北四镇及武昌的左良玉所部，虽然号称百万大军，其实都是李自成农民军的手下败将，惊慑于李自成大顺军的兵锋，纷纷从北方逃到南方，不为别的，只为躲避李自成大顺军的攻击。

说实在的，南明这几十万军队都是由残兵败将、又搜罗来散兵游勇，才组建起来的，缺乏训练，战斗力相当差劲儿。

史可法身为督师，却才疏学浅，政治能力低下，不能震慑这些跋扈军阀，整合力量，锐意进取。而且，史可法也是“借虏平寇”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对清军平定江南的军事行动是根本没有考虑过该如何抵抗的。

同时，因为\"假太子案\"的发生，东林党人乘机兴风作浪，鼓动军力最强的左良玉率部进攻南京，拥立所谓的崇祯太子。

弘光朝廷急忙调江北军队去迎击左良玉所部，双方展开了大内讧。

当清军消灭了李自成大顺政权以后，立即出兵进攻江南。恰逢大将左良玉病死，高杰被叛徒暗杀；刘良佐、刘泽清主动降清；黄得功要抵抗清兵，却被叛徒刘良佐借劝降之机，一箭射死。

至此，南明弘光朝廷的几十万大军群龙无首，军心大乱，一枪未放，争先恐后地投降了清军。

于是，清军顺利进入南京，生擒弘光帝朱由崧，灭亡了南明弘光朝廷。

结语：南明的反清斗争的失败都是由于内部政治腐败，军阀私心过重所致。

南明抗清斗争中，唯有大西军加入永历朝廷之后，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652年，在孙可望主持下，以大西军为主的南明军队三路出击：刘文秀席卷四川，打得吴三桂想要逃往汉中；孙可望进军湖南，清军闻风而逃：李定国桂林、衡阳两次大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大西军所展现出的强大战力，一度打得清廷计划放弃西南七省，试图与永历朝廷划江而治。

让人无限遗憾的是：主政的孙可望虽然治国理政的才能卓然超群，但是在胜利面前，他的私欲膨胀，加上他对永历朝廷的腐朽无能极为了解，因此，孙可望野心滋生，竟然想要取而代之，自己作皇帝。

孙可望的野心遭到大将李定国、刘文秀的激烈反对，最终双方展开了一场大火并。

孙可望自以为兵力强大，可以轻易打败李定国和刘文秀那点儿军队。孰不知，孙可望的部下大多与李定国等人并肩战斗过多年了，不愿与自己人刀兵相见。他们阵前倒戈，投奔了李定国。

措手不及的孙可望只带着百十余亲兵，狼狈败逃。气急败坏之下，孙可望投降了清军。把大西南的军事部置情况全盘托出，又亲自引领清军进攻贵州、云南。

李定国打败孙可望之后，善后事宜处理不当，与刘文秀及孙可望旧部的关系弄得很僵。此举严重消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自此开始，一代军事天才李定国走上了下坡路。

但李定国毕竟是一代战神。清军肆无忌惮地穷追不舍，惹火了李定国。

李定国在高黎贡山脉磨盘山设伏，准备围歼清军。虽然因为叛徒出卖机密计划，伏击功败垂成。可是，伏击战变成遭遇战，李定国的百战精锐在磨盘山血战中仍然给予兵力强大的清军沉重的打击。

磨盘山血战，清军伤亡惨重，吴三桂等清军将领个个心有余悸。即使李定国撤退到滇缅边境，已是山穷水尽了，可是，清军再也不敢对其进行追击了。

就本题所问，应该指的是南明弘光朝廷那几十万不战而降的南明军队。

而当农民军余部加入南明抗清行列以后，战力强劲，清军屡次大败，清廷为之是极为头痛的。

别的不说，单说最后李定国率领残部撤入缅甸，已是穷途末路了，可是，清廷及吴三桂等云南清朝军政要员们，仍然丝毫不敢小觑，还是把李定国视为心腹大患，对李定国是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

我不建议有高血压的朋友去看南明史，整个一个南明的历史，绝对能把人给气死！

崇祯死后，整个中国进入了一种斗地主模式，地主是南明，两个农民分别是满清和农民起义军。但是和斗地主不同，这两个农民还不是一伙儿的。

农民起义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站在南明这个地主这一边的，地主和一个农民结合，二打一打另外一个农民，想要输都难，可是偏偏人家老朱家做到了，牛！真的太牛！

南明的实力很强，南京作为陪都，拥有一套完整的灾备系统，当北京政权被颠覆之后，可以第一时间在南京建立新政权。

不仅如此，此时南明仍然控制着中国绝大多数的领土手中，仍然有上百万的军队，而且还是很多士人心中的正统所在，拥有民心基础。可是为什么，坐拥天时地利的南明政权，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呢？

打败南明汉人政权的不是满清，而是咱们汉人自己，所有的堡垒都是被内部攻破的，南明政权内斗不断，每一次的内斗都没有赢家，牺牲的都是南明的国防力量。

整个南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内斗史，崇祯17年，明思宗吊死在了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北方的格局为之一变，满清和李自成等起义军打得不可开交。

而在南方，一个新的明朝政权被建立起来，福王被立为皇帝。此时的明朝拥有几十万军队，福王政权受到了普遍的承认，所有人都认为，就算福王政权不能够恢复中原，也不失为一个南宋的局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明朝的习惯性内斗，又又又一次开始了，东林党人和南明弘光帝也就是福王，非常的不对付。归根结底，就是当年，东林党死活不愿意让现在的福王的老爹当太子。

所以现在的皇帝对东林党人是极不信任，东林党人，也唯恐现在的皇帝对他们进行清算。他们甚至认为这个福王不配当皇帝，只不过拥有兵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先下手为强，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们也只能打断牙齿，自己咽下去。

但是为此，东林党人把马士英也看成了仇敌，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很快，整个朝堂上就掐成了一块，什么抵御敌人的进攻，通通靠边站，打击政敌才是第一位的！

光是朝堂上的斗争，已经让整个南明政权够闹心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手握重兵的左良玉也闹出了一出清君侧的戏码，既然你要清君侧，那么君侧的那些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等着你来清。

镇守江北的主力部队被调去迎战，南明政权还没有和侵略者进行战斗，就已经自己掐了起来，最终左良玉莫名其妙的嗝屁了，他的儿子左梦庚，被黄得功击败，最终投降了清朝。

左梦庚的投降，使得整个江西，门户洞开，而与此同时，江北的主力被调去打左良玉，还没有回来，被清朝人顺手摘了桃子，那些满嘴忠君爱国的东林党人，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满清的新贵。

像钱谦益这样的东林领袖，原本也想学别人一样投河自尽，可是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这哥们居然嫌水太凉，不跳了，一个华丽的转身，留起了辫子，当起了清朝的官，这就是东林党人的气节。

南京失守弘光政权完蛋，这个时候南明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拥立唐王，一部分人立鲁王监国，正当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抗强敌的时候，这两个小政权居然还上演了兄弟阋墙，谁都不承认对方，结果自然而然的被各个击破。

唐王的隆武政权被颠覆之后，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继续难逃，建立了桂王朱有榔的永历政权。可是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南明的这些大佬们依然坚持不懈的搞内斗，因为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当上了皇帝，而在另一边的广州，龙武帝朱聿键的弟弟，被一群大臣们拥立成为了监国。

好嘛，在广东省内就有两个皇帝，于是乎内斗又一次上演，两个小政权上演了火并，结果就是被，满清军队打的落花流水，绍武政权直接停牌，永历政权被打到广西，苟延残喘。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整个南明控制的地盘和军队大幅缩水，此时构成南明军队的主力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政府军，而是投诚的原起义军部队。

这些农民军战斗力还不错，还有像李定国这样的擎天玉柱，可是南明中的有一些人，偏偏就是对这些农民军非常的不爽，湖南的何腾蛟，就是这么一个看不清形式的傻蛋，对于投降过来的农民军，极度的不信任，背后捅刀子的事情没有少干。

李过和高一功进攻长沙，眼看长沙就要被攻破，这位大人物竟然宣布退兵，至功败垂成。那么你行，你上呀，这位何大人，倒也不含糊，真的自己上，结果成为了敌人的俘虏，最后死在了清军的手上，原本形势还不错的湖南彻底完蛋。

整个南明政权，这种混账事层出不穷，各种脑残，举动不断，最终发展到高峰时，李定国组织磨盘山伏击战，准备对吴三桂的主力打一场歼灭战，吴三桂果然中计，结果南明政权的光禄寺少卿竟然告密，清军得以逃脱。

最终大明帝国无力回天，最终成为了一段历史，青石在南明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下，能够坚持那么长时间，也已经算是奇迹了。

南明的那些酸腐读书人，对于他们来说，亡国事小，失节事大，朝廷上的斗争是第一位的，满清大军来了，投降就行了，就是这么一帮混账，葬送了大明帝国，导致满清误我中华300年。

南明的历史从大顺军攻克北京开始，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代表的明朝廷覆灭，随后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直到康熙三年夔东抗清基地覆灭，期间在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弘光、隆武、永历朝廷等南明政权。下面，历史小学徒就从南明政权的建立及覆灭、南明与清朝军事力量比对以及南明覆灭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一、南明政权的建立及覆灭过程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三月攻克北京，占据淮河以北地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占据四川一代。清朝政权占据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而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福王朱由崧在卢九德的帮助下，获得了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等江北四镇武装力量的支持，于1644年五月即皇帝位，史称南明。

马士英和江北四镇专横跋扈，启用阉党，与东林余党针锋相对。1645年，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从武昌进军南京。弘光朝廷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良玉，南明的江淮防线空虚。清军迅速南下，破徐州，渡淮河，克镇江，朱由崧被捕处死。弘光政权覆灭。随后的南明政权中心继续往绍兴、福州、广州南移，隆武政权、绍武政权、弘光政权相继存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都被消灭。从军事实力上看，弘光政权应该是诸多南明小朝廷里最强大的时期，也符合题主关于江南这一地理位置的限定。弘光政权时期，名义上江南四镇每镇规定3万人，左良玉部5万人，加上拱卫京师的部队，保守估计军事实力也有20万以上，而且实际上四镇兵马都远远多于限额。为何在清军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呢？这涉及到以下四个因素。

二、南明政权掌控的军事力量及导致失败的军事因素

（一）策略失当唇亡齿寒

清军入关以后,采取了拉拢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策略，将南明的注意力转移到李自成的军队上。

一入关即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入京后还对崇祯帝实行国葬，连南明重臣史可法都认为:“为我先帝发丧成礼、凡吾大明臣子,无不举手加额”。

在清军有意识的拉拢策略和手段下，弘光朝廷面对农民军和清军两大主体，在军事斗争对象的选择上犯了战略性错误，将“借虏平寇”作为基本国策，将大顺农民军视为“君父之仇”的死敌，把清朝军队定位为“驱除流寇”的“仁义之师”，未能和大顺军有效联合。

所以，当清豫亲王多铎率军与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弘光朝廷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江西总督袁继咸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但当权者马士英、史可法等人畏惧清朝实力，对形势判断不清，既坐视清军集中兵力击败大顺军，也不敢趁机袭取清军地盘。清军得以各个击破，控制整个北方。南明错误的军事政策为自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

（二）军阀力量各自为政

清军的正规军有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大概20万人左右，实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制。从1610年开始，八旗兵就与明朝政府军和朝鲜军队进行了30多年的战争，训练有素，战力强劲。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收编了明军投降官军组成绿营兵。不管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他们都是接受清朝的统一号令，军饷也不是由军队自行就地征收，而是统一供给。清军的战斗力和指挥体系都远远强于南明军队。

反观南明，史可法虽然名义上是扬州督师，但他只是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无法调动四镇的兵法，四镇说到底是地方军阀势力，各自为政，甚至都拥兵自重、借以操纵政权。

弘光朝“畏四镇跋雇,养之若骄子”“藩镇各自成军,不相统率,司马不得过而问焉”凝聚力极弱，南明朝廷无法有效指挥军队。弘光时左良玉部不仅不支持抗清，反而以清君侧为名攻打南京，其兵沿途抢掠。“武昌民半为左兵掠夺，城空不守。”

在清保官保爵的投降政策诱诱惑下，许多南明军队还纷纷降清，“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来归者。兴平伯高杰之子高元照……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二员，副将四十七员，参将游击共八十六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南明军队毫无战斗力，毫无战斗信念，不听号令军令，无法与清军抗衡。

（三）军资窘迫无以为继

弘光朝为了维持部队的运转，采取了竭泽而渔、下放财权的财政策略，“江北四镇，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石),折色银黔万(两),悉听各属自行征取。”为了维持军队运转，南明小朝廷还将征税权下放到各镇手中。

“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

南明小朝廷赋予了四镇兵马“合法”横征暴敛的权力，各镇都私立关税，划地为界，鱼肉百姓，凶横掠民，采取了竭泽而渔的财政策略。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弘光朝仍入不敷出，“统计一年经费,须千余万,今所入仅八百万”。窘迫的财政体系无法有效维持军队的运转。

而清军为了保证八旗军队的生活，提高其战斗力，入关后在关内推行旗地制度。从顺治元年开始圈占近京州县所谓“无主田地”，把这些土地分给八旗军官。对后期从明朝投降军队收编而来的绿营兵，也同样实行了屯田制，有清初大臣在奏折指出,“不惟每岁籽粒堪充兵饷,且使各兵习于农务,从前骄悍之习,亦可渐就消弭矣”。虽然清初强占土地的做法损害了部分原地主的利益，但起码在战时体制下，可以帮助缓解一部分军粮供应问题。

（四）军纪败坏大失民心

紧张的财政条件和败坏的军队纪律相结合，南明军队甚至有变成强盗军队的倾向，弘光帝卫队的一名士兵争抢一名少女的金钊，等不及甚至为了金钊砍下少女的手臂，极其残忍。南明军队大肆劫掠，大失人心，无法得到地方乡绅势力的支持。

江北四镇的军队也是一群“虎狼”之师，高杰纵部抢掠，当时扬州士绅王傅龙就曾奏称说：“东省随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人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于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反而清初的统治者在入关后积极恢复生产和发展，福临在北京登极后第一次下诏就提到希望起义者“归农复业”。顺治二年对农民大起义的故乡陕西也下诏,让参加各种反抗的人“解散力农”,对贫穷的人民不能戕害,甚至命令州县官“一意课农”。如白登明在河南拓县,“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设条以劝耕读”,召民开垦,使因战乱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居民,再次安定下来。

小结

南明在江南的军队数量虽多，但凝聚力弱，战斗力弱，无法有效调度，甚至相互攻伐。在军队管理上，也呈现出军纪败坏、士气低落等情况，纷纷投降倒戈，军队力量无法与清军同日而语。

三、南明覆灭的非军事因素

南明军队败坏的背后，涉及朋党之争、君主无能等各种因素，可以说，朋党之争延续明朝覆灭的全过程，导致南明军队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朋党之争

从明末开始，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就愈演愈烈，到南明连皇帝都卷入党争，朱由崧能够称帝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东林党有世仇，称帝前阉党马士英和阮大铖就在暗中密谋:“幸喜有一与东林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为天子,则东林人必杀尽乃已”。朱由崧上位后，完全推翻了崇祯朝的逆案，把早被崇祯帝赶下台的阉党人物重新任用，张慎言等东林党人被迫去职，史可法离朝督师扬州，黄澎等东林党人逃往武昌，策动在武昌的左良玉部发动清君侧之战，党争引起军队内讧，给了清军可乘之机。

（二）后继君主荒诞无能

马士英在支持南明帝王的过程中，将是否支持阉党作为标准，由此选出来的皇位继承人朱由崧可想而知也缺乏宏图大略。朱由崧是出了名的心宽体胖，不管朝廷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什么困境，甚至即便清军记讲兵临城下了，朱由崧总能保持“毫不省外事”的淡定。

“帷以演杂剧、饮火酒、淫幼女为乐”，甚至在财政捉襟见肘时，还照样“修兴宁宫,建慈摇殿,大工繁费”，权臣马士英、阮大诚也是投其所好，自顾享乐，甚至“日导以荒淫”。

在位一年时间，政治上毫无建树，完全无法掌控四镇兵马。有这样的君主和领导层，覆灭也是理所应当。

小结

打仗打的是国力，南明既没有一个雄韬大略的君主重振朝纲，也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决策核心辅助朝政，党争之乱不止，财政难以支撑。败给清军，只是迟早的事情。

南明，介于明朝和清朝之间，在历史上仅仅存在了十八年，一直以来不为正史所承认。回看以前曾学习过的关于历史的朝代歌：

\"夏商和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你会发现其中并没有南明这个朝代，那么南明在历史上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南明的建立与灭亡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在煤山自行了断，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但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明朝宗室不甘就此认命，他便带领文武大臣逃往南方，建立南明。崇祯自缢后，朱由崧当即在南京继位，建立南明。但由于朱由崧在位期间，沉迷酒色，不管朝政，外加上朝堂腐败，内部纷争不断，朱由崧仅仅当了八个月皇帝就在一次兵败时被捉并处死。

此后，南明又选举出其他人当皇帝，一直到1661年，吴三桂率领清军进入缅甸，缅甸王直接将永历帝送到清军面前，次年四月，永历帝便和太子朱慈煊一起被吴三桂杀害，南明一共经历过四任皇帝，有过六个主要政权：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永历政权以及定武政权。

但实际上，明朝残余宗室势力仍然存在，不过已经对清朝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了，不足为惧。严格意义上来说，1661年的南明灭亡代表明统始亡，1683年，延平郡王郑克塽投降清朝，宁靖王朱术桂自杀表示明朔始亡。

南明灭亡的真正原因

南明在历史上简直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明朝残余势力，不想着匡扶王朝，却一心起内讧，争夺权利，这样就算给他再多的兵力也无济于事。南明当初将近100万的兵力也只是坚持了18年之久。打败南明的不是勇猛的清军，与他们作战更多的其实是投降清朝的原明军或农民军，所以，南明是输给了自己，一方面政治腐败，根基不稳，另一方面内部势力太注重个人利益与党派之争，消耗南明内部力量。

• 一，管理方面。

连正史都不承认的南明代表的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罢了。南明是由明朝宗室建立起来的流亡政权，哪怕有很多兵力，占领了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但这连明朝的半壁江山都不到，存在十八年，文化政治上丝毫没有建树，就连对朝政的管理上都没有一套严格，正规的体系。外加上统治者无能，统治时间，占领土地，文化政治影响上不足和一个正规的王朝相提并论，和清朝虽然同时存在过一段时间，但相比之下，实力悬殊，这怎么承认让正史承认它的合法性？

• 二，内部纷争不断

南明内部斗争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政权统治基本都存在内斗现象，要么是皇位之争，要么是党派之争，再或者是两个政权之间的争斗。明朝刚覆灭时，每个王爷都将自己看做了正统，想成为南明的皇帝，所以，即使朱由崧继位后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的合法性，他当皇帝的时候发生过三大案件，又称\"南渡三案\"，严重损害了朱由崧作为皇帝的权威，这也为南明灭亡埋下伏笔。

再加上，不仅明朝王爷之间争夺皇位，不择手段，就连大臣们也都暗自勾结，争夺权利，甚至有文武大臣宁愿投降清朝，也不愿意向政治对手低头，内部矛盾丝毫无法调和，便更有机会让清军趁机而入。

\"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硬如铁\"，如果南明也像筷子般团结在一起，估计也不会那么快就垮掉，同样，内部起内讧的南明即使还在和清朝抗衡，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罢了。

当初，南明在江南留下那么多明朝残余势力还是很快就垮掉了，这绝大部分是因为内部争斗。

感谢邀请。

同清军相比，道理很简单。

第一，南明的军队本质上就是军阀武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其实这也和明军过早衰落、家丁制度根深蒂固有关，而且正是家丁制度促成了明军将领军阀化。军阀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拥兵自重，以个人利益为先。

就以南明江北四镇为例，不管是史可法还是南明小朝廷都调动不动，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内讧，清军一来全都望风而降。虽然黄得功部抵挡了一阵子，但是在黄得功死后余部也全部投降，并把朱由崧作为投名状交给了清军。道理很简单，打不过清军，那么为了利益不受损或者少受损，投降就完了。

第二，南明军队战斗力弱。说句不好听的，南明的各个军阀账面上很好看，但是基本上都是组织松散、毫无荣誉感的乌合之众。因为除了少数将领的家丁有战斗力之外，剩下的不是抓壮丁抓来的老弱病残就是跑的比香港记者还快的兵痞流氓。

说白了这群乌合之众就是纯粹的当兵吃粮，当兵就为了混口饭吃，真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只有撒丫子跑路，没有什么荣誉感。与之相对的清军则是组织严密、纪律性很强，且很有荣誉感，兵士们都以战死为荣，为了个人和集体荣誉可以牺牲生命。

这里举个例子，曾有朝鲜使者访问后金，后金出动数千兵士列队迎接，欢迎仪式上朝鲜使团马匹受惊，棒子们吓毁了，但是后金的兵士们依然岿然不动，没有半点惊慌。

而且当时的清军兵种齐全，轻重步兵、轻重骑兵、炮兵、火枪兵、工程部队、辎重部队等，而且在战场上可以有力配合，不存在见死不救、互相拆台的行为。

说到这里说一下军队的荣誉感，这其实也很简单，军人的荣誉感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一种。各国的军队，只要是正规军都有政治思想工作，只不过是叫法不太一样而已。其根本目的都是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培养军人的荣誉感、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比如美国、俄国海军每条军舰都有一个介绍本舰历史沿革、陈列荣誉以及优秀官兵照片的舱室，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思想工作，你能说这玩意没用？

解放军某部军史馆

第三，南明士兵后顾之忧太多。为什么南明的军队没有荣誉感、没有物质纪律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家老小吃不饱，因为军饷都被官老爷给贪啦，你活着好歹也能换一份被只有二三成的军饷养家糊口，你死了老婆孩子就彻底没饭吃了，不是要饭就是饿死，请问战场上你溜不溜呢？换做是我我也溜，老婆孩子要紧，谁当皇帝关我屁事。

与之相反的是这帮人一旦剃了头，就会战斗力暴增，打起前队友毫不手软。因为清军当时军饷足额发放，你在前面卖命有军饷以及出征的赏银，老婆孩子还能领到坐粮，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死了老婆孩子能领到50两银子的抚恤，就算不是战死而是病死或者摔死、淹死，也按照阵亡抚恤。儿子如果满16岁可以顶替你的编制，未成年的话朝廷给你养到16岁。如果你伤了残了上不了战场，除了30两到20两不等的抚恤之外，朝廷给你发半饷养你。

这样的话谁不卖命？毕竟忠诚都是和报酬划等号的，所以南明的兵士们一旦剃了头就彻底战斗力暴增，完成从兵痞流氓到虎狼之师的蜕变。只不过后来清军成了翻版的明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全文完

南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它是崇祯自缢亡国后十多年间于江南地区出现的诸多南明小政权。主要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的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的“监国”，唐王之弟朱聿粤在广州建立的绍周政权以及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

江南垮得快，这个事情要从弘光政权说起。

弘光政权建立后，来自北方的残余部队和南方原有的军队，成为新政权的军事力量。具体包括了驻守长江中游武昌地区的左良玉、长江以北的四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和高杰所部。这些军队就是弘光政权赖以建立、生存和发展的支柱。

左良玉镇守武昌，扼守长江上流，以作为南京拱卫，战略要地交付其镇守，充分表明朝廷对他信任，然而他却辜负朝廷的信任，最终发动内战。另外四个总兵，或出身军阀、如刘泽清；或由农民军降明，如高杰；这些人飞扬跋扈、蹂躏地方、且性情残忍，私欲膨胀。

高杰扬州之乱的恶劣影响

1644年四月二十八日，高杰率兵包围了扬州，纵兵大掠江，声称欲把家属寄放江南，约刘泽清刻日渡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请户部发银万两，派兵部职方郎中万元吉前往犒赏高杰军队，调解高杰与扬州城百姓的纠纷。

高杰的军队已成为殃民的乱兵，他们看上了扬州的繁华，欲大肆抢掠以中饱私囊，只是由于扬州百姓早有准备以死守城，他们才没有得逞。万元吉的调节，采取偏袒高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让城外的百姓都躲到城里，将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让给高接触的军队。然而，事后，高杰反而被封为兴平伯，且列四镇之一，委任守卫江北。

高杰扬州之乱的影响极其恶劣。

从此南明的骄兵悍将们再也不把朝廷放在眼中，弘光政权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并由此丧失军心、民心。朝廷赏罚失宜，使得将领不和，军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力。史可法出外督师的本意是在调解扬州兵乱之后，率领四镇“讨贼西行”。而史可法的主要精力却只能用在调解各将之间的矛盾。高杰经史可法最大努力的感召、劝说，才说服他率兵北上，途中却被总兵徐定国设计杀死，而许定国杀死高杰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家人被高杰部下杀害，还有就是对高杰封伯不服。

高杰扬州之乱的最大影响就是错过了收复失地的最好时机。此时，恰值清、顺两个政权进出北京，李自成在河南、山东的统治外界，原明朝地方官员和地主武装纷纷起兵，李自成无暇南顾、清军正在追击李自成、双方在西北决战。此时正为弘光政权的最佳时机，然而却因高杰扬州之乱给耽误了。

土桥之役

土桥之役是四镇中的高杰制造的高、黄二镇的冲突。该事件发生在崇祯十七年九月。黄得功原驻庐州，史可法出京督师后，担心高杰跋扈难驭，故移黄得功驻仪真，以牵制驻瓜洲的高杰。高杰因此嫉恨黄得功。

时值登莱总兵黄蜚调防长江，途径黄得功驻地，因为与黄得功同姓，平日以兄弟相称，所以写信请黄得功派兵护送。黄得功亲率兵马三百，由扬州前往高邮相送。

高杰接到三义河守备胡茂枕报，觉得这是一个除掉黄得功的好机会，于是派兵于途中设伏，并暗中派千人间道袭仪真，企图兼并黄得功部。九月初一日中午，黄得功行至土桥，下马吃午饭，突然四周喊声大作，箭如雨下，黄得功急忙命令突围。

高杰派往仪真的千人，被已经得知黄得功被袭的部下马岱等消灭，黄得功逃回营地后得知仪真情况，更加愤怒，上诉朝廷，欲与高杰决一死战。后来还是史可法出来调停，两个人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下来。

年底，高杰镇守徐州，欲提兵趋归、开，议调黄得功与刘泽清二镇赴邳、宿防河，以相配合，然而黄得功不愿意，史可法只好调刘良佐，不久，高杰被许定国杀，黄得功回到仪真，想要干掉高杰在扬州的家眷，还好后来被制止。

高杰的死，影响也很大，许定国杀高杰后，立马投降清廷成为向导，引兵南下，当月二十五日，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

弘光政权依藩镇而立，设四镇以卫新政权，对巩固江防进而北上恢复寄予希望，并将四镇作为新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四镇集新旧疾患于一身；旧疾未除，新病再生；跋扈之气未减，贪敛之风又添。

四镇之间，或抢占富庶之地，或搜刮财富肥己，或图报私仇，或干预朝政。或内讧，入高杰、许定国、刘泽清；或叛降，如许定国、李本深、刘良佐、刘泽清、田雄、武臣的内部斗争，严重地削弱了明军实力，加速新政权的瓦解。所以清军在按下至渡江之时不战而胜。

南明军队是多，可惜没有一个好领导指挥。没有好领导指挥的同时，待遇还跟不上，三天两头饭还吃不饱，吃不饱的军队那还有心思替你卖命打仗，好在我们今天有了袁隆平爷爷，让我们餐餐管饱，还不用担心哪一天缺粮。

不按时发工资

明军给打仗的士兵每年20两银子，而临时士兵每年12两。

就是这点工资，大明军队都常常拖欠。为何军队工资都要克扣，这不得不说明末的财政就是一个笑话，部队得到的经费少得可怜，还要被那些不打仗是官员层层剥削，到了干活的手里所剩无几。

没钱给军队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比如，你要训练，训练得让士兵吃饱了才行吧，可没有军费，吃饭都无法解决，就无法操练士兵了，以至于军队素质越来越低。

没有饱饭吃还要打仗，上层的官员却吃得流油，谁有心思卖命，保命要紧。

没有一个领导

南明不是没有精兵，也不是没有良将，而是缺了一位好皇帝的统治，每次不管谁取了一点成就，定会有一群人冒出来拖后腿。

南明的武将取得了胜利，得不到朝廷应有的支持，而拖后腿的人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比如宏光朝廷对于军阀的约束力几乎是零，不仅对叛徒约束不了，就连忠于朝廷的大臣都不听指挥，还肆意地众兵抢掠，杀人放火，互相攻打。

内部已经斗得如同水火，哪还有心思卖命谈对付外面，南明的内斗史堪称一绝。

南明军多，却军心涣散，没有好领导指挥，内斗还相当严重，工资发放不到位，南明军队垮的快就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