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历史上的周瑜是个很“有姿貌”的青年将领。在其年纪很轻时就辅助孙策指挥过多次战斗,屡建战功,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孙策去世后,周瑜辅佐孙权建功立业,更显出了他的雄才大略。真实的周瑜是个宽宏大度、不计个人恩怨、处处以大局为重的人,因此受到朝中文武官员的敬重。只是与程普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紧张,但据《江表传》记载其责任完全在于程普方面:“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可见周瑜的容人、大度是得到当时人们的公认的。周瑜的这种美德也正是他年纪轻轻就为三军之帅,深得大小将领(特别是像程普、黄盖等年龄比他大、资格比他老的将官)的信服、尊重的原因之一。这一史实,直接说明了周瑜绝非罗贯中笔下的“小气”之辈。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地去读一些诸如《三国志》的史书,甚至只要以思考分析而不是盲从的态度去细读作为文艺作品的《三国演义》,都会发现很多诸如上述足以推翻周瑜“小气”的情节、证据的。
首先,周瑜是个政治家,有着远大的政治眼光。这着重表现在他始终把帮助孙策、孙权建立帝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上。《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到孙策脱离袁术回江南以求发展的途中恰遇周瑜,瑜当即表态:“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初露其政治抱负,择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道路。在其后劝鲁肃不要听刘子扬之言投郑宝,而极力荐其出仕孙权集团的一番话中更显示了这一点,周瑜对鲁肃说:“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说明了周瑜认定跟着孙氏兄弟必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在其后的实际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周瑜始终为自己认定的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着。当曹操率大军南下,江东大臣纷纷发出投降之议时,周瑜旗帜鲜明地予以反驳:“此迂儒之见也!”接着有一段《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基本相同的劝孙权抗曹的言语: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于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这番壮语既为东吴的前途指明了方向,也为东吴君臣抗击曹操大军坚定了信心,激励了士气,更显示了周瑜的政治信念。试想一个有着如此政治抱负和远大政治目光的政治家,又怎会是一个心胸狭窄、不顾联刘抗曹的大局、时时想谋杀诸葛亮、最终又被诸这主要表现在赤壁之战的整个过程中。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并不想突出周瑜的才能、大度、功绩,因而虚构出“借箭”和“借东风”两个情节,企图给读者一个诸葛亮也是赤壁大战的指挥者,甚至是主要建功者的印象,并编造出一系列周瑜谋杀诸葛亮的细节,以说明周瑜的“小气”,贬低周瑜的形象。但只要我们略加思考,就会发现问题:倘删去这些虚构的情节,那么在整个赤壁大战的筹划、指挥的功绩中,留给诸葛亮的又所剩几何呢?
相反,却会发现周瑜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请看:战前,面对曹操的几十万大军,东吴君臣一片混乱,当周瑜自鄱阳湖回柴桑时,先是张昭、顾雍等一帮文臣来访,欲让周瑜劝孙权降操,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请回”,先给投降派吃了一颗定心丸;少倾,程普、黄盖等一伙武将来访,欲让周瑜说服孙权抗曹,瑜曰:“吾正欲与曹操决战,安肯投降”,劝众将自回,又稳定了主战派的情绪;又未几,诸葛谨、吕范等一班文臣来陈述投降的理由,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张,来日同至府下定议”;忽又报吕蒙、甘宁等一班人来见,众人更是当着周瑜之面争议不休,或曰降者,或曰战者,瑜曰:“不必多言,来日都到府中公议。”周瑜的从容不迫,甚至能压住内心的火气去接待各种人物,其间所表现出的耐性、沉劲、气度与容人之量是何等的宽宏、博大。如此雅量,又岂能说是意气用事、为人“小气”!
在赤壁大战的组织、指挥过程中,周瑜从与黄盖共同谋划设计到指使阚泽献书、庞统授计,直至三江口纵火,环环相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无不显出大将的风度,又岂是“小气”者所能及!
再次,我们从《三国志》、《三国演义》所记载、描写的一些具体细节中,从一些人物的对话中,也能看出周瑜并不“小气”。《三国志·周瑜传》裴注(江表传)与《三国演义》中都有一段关于蒋干到来时,周瑜一方面公开揭露了蒋干的来意:“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并向其表明自己的心迹,“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另一方面,非但未加害蒋干,更以同窗契友的厚礼待之。及“干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接着,《江表传》中又写了另一件事:“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大宴会叙别。昭、肃等先出,权独与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一个“雅量高致”、一个“器量广大”,足以说明周瑜在不同人的心葛亮屡次戏耍直至“三气”而死的人呢?其次,周瑜是个军事家,有着超人的勇气和组织才能。目中皆非庸俗小气之辈。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中的一个情节:周瑜陆续送走了来访的文臣武将后,晚上又接待了鲁肃和诸葛亮,而诸葛亮为了激怒周瑜,有意与主战的鲁肃发生争吵,说了许多其实是挖苦周瑜的言辞,并说出曹操欲得“二乔”的一段话,引得周瑜大怒,终于激起了抗曹的豪气。这一情节,无论是罗贯中的写作用意,还是一般读者的理解,大约都是周瑜心胸狭隘———小气,被诸葛亮用计所激。但是,我们如果不带任何观点和偏见,且联系上下文去细读这段文字,就会产生另一种看法:周瑜在见到诸葛亮之前,对“战”或“降”无疑早已胸有成竹,且这所成之“竹”是“战”而不是“降”,只是深知自己的文臣武将见解远不如诸葛亮,故迫切想获知诸葛亮的见解与计划。为了达到目的,周瑜又一次耐住性子,用“沉”引出诸葛亮的挖苦、智激之辞,终于从中受到教益。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于此并非“诸葛亮智激周瑜”,而是周瑜在智激诸葛亮!
从诸多的周瑜遇事不乱、审时度势、从容不迫、宽厚待人的情节分析,小说中所写的周瑜的“小气”只能说是作者故意之作,是属“三分虚构”中的事。吴、蜀两国互相争霸、互相残杀虽为大势所趋,是早晚之事,但周瑜在世时,正是敌强彼弱、必须结成巩固的孙刘联盟才能抵御北方的劲敌曹操的时期,作为一代英明的三军统帅,周瑜十分清楚当时的形势,他在治国大略上坚持不降曹而使东吴独立自主的方针;在用人上,团结文臣武将中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外交上,坚持了联刘抗曹的路线;特别是与诸葛亮的个人关系上,纵观赤壁大战前后的一段史实,两人并非“才和才角又难容”,而是“智与智逢宜必合”,两人相持相扶,共修吴蜀之好。
历史真实中“大器”的周瑜其人,在《三国演义》中则成了“小气”的形象。这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周瑜的一大不幸,因为一个在三国时代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的英雄,在罗贯中的笔下、在其后几百年来广大读者的眼中,竟成了一个不顾全大局、胸襟狭隘的“小人”,倘周瑜地下有知,只怕真要气得“金疮迸裂”了;但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而言,周瑜在《三国演义》这部不朽的作品中起到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为了突出诸葛亮这个正面人物而存在的艺术形象的作用,尽管是配角、是陪衬,但凭周瑜的气量,当能“弦歌知雅意”,体谅罗秀才的一番良苦用心的。嗟乎!一代英才,活着为促成三国鼎立之势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业绩,死后更为繁荣中国的文学之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