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学名臣自诩的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湘军声威达于极盛时，仍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感。
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已开始注意到历朝历代所谓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经验教训，视周公旦为其人生楷模，以韩信、霍光、李德裕等自恃功高、专横自伐者为戒。咸丰五年，当他听到嫉贤妒能的某相国对他的非议时，内心伤感备至，深恐自己落到东汉太尉杨震自裁夕阳亭的下场。
当曾国荃率吉字营一举克复金陵（南京，太平天国改称天京）的消息传来后，面对欣喜若狂的湘军众将士，曾国藩则预料到天京的陷落会成为他与清廷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可能会出现政治上的某种危机，于是他按捺住兴奋之情，绕室彷徨，苦思对策，彻夜不眠。
当他由安庆赶到江宁（南京，金陵，天国称天京）时，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早已成竹在胸了。
之后，曾国藩婉拒诸将劝其称王的试探，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的联语表明心迹，暗示大家“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由此可见，在被誉为“三不朽圣人”的曾国藩之心目中，绝无什么“夷夏之分”的种族观念，他所有的只是“君，天也”的偏狭家国思想，他一味的“效劳朝廷，忠君保清”，不过是为了争取满清皇帝赐予他和他的家族高官厚禄、尊崇地位和最大利益而已。
湘军攻克金陵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如日中天，均达到了各自人生的巅峰，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这已是清廷对汉官封赏的极限了），可世袭罔替；曾国荃封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均论功行赏。萧孚泗、朱洪章、李臣典（已死）等立下大功者均被封侯赐爵 。其余的官授道、府、提、镇或其他职位者比比皆是。史载，彼时湘军系人物居督抚尊位者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都在曾氏兄弟的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举的人物，朝廷无不无不如奏授予。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曾氏兄弟所面临的，是无数惊涛骇浪与明枪暗箭。这些暗流的产生，有的是满人对汉官的歧见与猜忌，有的是起于私人利害冲突，有的是官场特有的“红眼病”，还有的则归咎于湘军本身的居功自傲，军纪败坏。
清廷对曾氏表面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但对破金陵后湘军杀戮抢劫，私分天国“圣库”之物传闻的猜嫌疑忌，加深了曾国藩的恐惧烦忧。攻克金陵不久，祁寯藻等人弹劾湘军烧杀抢掠，虏获无数。朝廷则借题发挥，故意将贾铎等人的弹劾奏章饬谕曾国藩，让他追查实情，显然是在警戒曾氏兄弟。
不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让他从扬州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径 ，一面探寻李秀成是否已真的伏诛。清廷对曾国藩的忌惮，对湘军的防范，已经溢于言表。
于是，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个人以及湘军声威煊赫、达于极盛失败，毅然以“湘军作战日久，暮气已深” 为由，奏请裁撤湘军归故里，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拥兵自重的态度。
曾国藩在大功告成之际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完全为了应付那群嫉贤妒能的反湘军派而起的，也有韬晦自保方面的考量。那么，攻克金陵后的湘军到底有多少人呢？因史料记载缺失，今天已经很难弄清楚了。从《湘军志》、《能静居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省作战时只有一万七千名将士。一直到咸丰八年时，仍然只有一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爆发时，才新招募了一万多新兵，总人数约三万左右。到同治元年围攻南京时，连新招募的、新招降者一起计算，总兵力在六万（还有十二万一说）左右。
到底裁多少？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手法自然高明，他不会一次都裁光，裁军就是自剪羽翼，但他也不会傻到把两个翅膀都彻底折断的地步吧？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南京，七月初就开始着手裁兵，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大都是老弱病残或暗中参加哥老会的兵痞或韦俊部太平军降卒，随后又陆续遣散了一些人。史载，曾国藩统共裁撤了三万人左右，留下的也在三万左右。这些留下的大都是湘军精锐，比如彭玉麟的水师，曾国荃的吉字营就基本未动，另外左宗棠统领的四万楚军已是独立状态，也不在遣散之列。
曾国藩对李鸿章和淮军尤其寄予厚望，他在裁汰湘军时特意致信李鸿章，以殷殷关照的语气说：“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力不足以制捻（军），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裁湘留淮，是曾国藩的一招妙棋。他认为，只要淮军能继承湘军衣钵，李鸿章能延续自己的事业，使湘、淮两军和曾、李两家融为一体，不仅可以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还能保住自己在满清朝廷心目中的地位，有军权在，任何人都不能将其随意摆弄，更无从高处颠坠之忧，这就是曾国藩当时赖以摆脱困境的裁湘留淮之策。而对于清廷来说，扶植一个李鸿章，既可以掣肘尾大不掉的曾氏兄弟，又可以利用淮勇东征西讨，加上彼时的满汉八旗、绿营基本被太平军摧毁殆尽，剩余的又将骄兵惰，不堪一战，只能依赖淮军的力量来讨捻，来巩固国防，至于李鸿章或许会拥兵自重、威胁朝廷，那已是微不足道的事了，所以曾国藩提出的裁湘留淮建议，很快就被西太后等人欣然采纳。
曾国藩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虑事详明，处事果断，确实让人佩服。 【插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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