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我试着拨开迷雾,给大家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这里的“河洛”指的是“黄河”和“洛河”,这个“洛河”指的是位于陕西的“洛河”,属于“三川”之一,所谓“三川”,就是关陇地区的“渭河”、“泾河”和“洛河”。 《国语》记载:“泾、渭、洛,出于岐山也”。《辞海》中对“洛河”词条的解释也是“指陕西的洛河,属于渭河的支流”。
清代王筠的《说文句读补正》说:“许君(许慎)但说陕西、甘肃之“洛”,是河南之“雒”本不从水也。段玉裁《小笺》说:“自魏黄初以前,雍州渭洛字作‘洛’,豫州伊雒字作‘雒’,绝无混淆,黄初(220~226)以后乃乱矣”。 可以确认,有人把“河洛”中的“洛”解释成发源于陕西商洛流经洛阳的“洛河”是不对的,因为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武帝时代,“洛阳”一直是写作“雒阳”,“洛河”一直写作“雒河”,陕西的“洛河”和河南的“雒河”是分的很清楚的。
现今的河南“洛阳”,在西周初年叫“雒邑”或“新邑雒”,是武王灭商后才新建的关押殷徒和控制东方的兵站,战国时代改名为“雒阳”,一直到三国时期才改名为“洛阳”。为什么改名为“洛”,就是关中人把本属于自己的“洛”带了过去,因为河南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关中人的后代。在关中地区,像“商洛”“洛川”“洛河”等带“洛”字的地名是很多的。包括现在郑州、新郑的“郑”也是来源于陕西渭南的“古郑国”。
我们用《史记》中记录的与“洛”“雒”有关的三个案例来详细解读一下:
一、《史记·河渠书》记载:“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馀里闲。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翻译后说的是:西汉武帝年间,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里面的“洛”显然是指陕西的“洛河”。
二、《史记·秦本纪》记载:“厉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翻译后说的是:秦厉公和秦简公先后在黄河和洛水西岸修筑长城,用以自守,史称堑洛长城(“堑”是长城的别称)。据考证这段长城南起于陕西华阴县东南华山脚下小张村,向东北行经华阴庙东北,过沙渠河直达渭河之滨,渭河以北沿洛河南岸向西入蒲城境,再沿洛河西岸向北延伸至白水县黄龙山麓。很明显,这里的“洛”说的还是陕西洛河。
三、《史记·夏本纪》还有记载:“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涧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这里记载的很清楚“豫州”的是“雒”而非“洛”。这个案例也反证了河南是“雒河”而非“洛河”。
最后我们再根据司马迁的这句话的出处完整的解读一下。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记》的原话是这样的:“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闲),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这是一个完整的小段,是司马迁随汉武帝去泰山封禅路过豫州祭祀嵩山时的一段感慨,核心是说祭祀祖先和山神的好多礼数都失传了。这里的“三代”肯定代指的夏商周三个朝代无疑;“四渎”是指的黄河、长江、济水和淮水;这里的“五帝”指的是炎帝黄帝等五个上古先帝,秦汉帝王都有在雍城(现在陕西凤翔)祭祀五帝的传统,同时汉武帝也在桥山黄帝陵专门祭祀过轩辕黄帝。大家都知道,夏的都邑在山西;商的都邑在河南;周的都城在关中。如果说“河洛之间”指的是“陕西洛河”到“黄河”之间,那太史公说夏商周都邑在“河洛之间”该作何解读呢?
答案就在《史记》的注释《正义》里。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夏禹先后建都于阳城、平阳、安邑、晋阳;殷商先后建都于亳、偃师;周先后建都于酆、滈、河南;都在河洛之间”。唐人已经注释的很是清楚:夏的都邑在阳城、平阳、安邑、晋阳,均在山西;殷商的都邑在亳、偃师,这里的“亳”目前还有些歧义,有说在河南,有说在安徽亳州,偃师确认在洛阳;周建都于丰京、镐京和河南(这里的“河南”应该指的是“黄河之南”的东周都城雒邑)。
《正义》注释的最后一句话很关键:“都在河洛之间”!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山西、陕西、河南的这些都邑都属于“河洛之间”。其实“河洛之间”的“间”也好,“河洛之闲”的“闲”也好,这个“间”或者“闲”的意思并非我们现代汉语的字面意思,而是指陕西“洛河”流域和三省“黄河”流域的“间闲陆地”,也就是指的晋陕豫的三角地带,是较大范围的“河洛地区”,这里也是仰韶文化最为密集的区域。
“中原文化”脱胎于“渭水文明”,“河洛文化”滥觞于“三川流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是中华民族最为核心的发源地,是仰韶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是炎黄故里,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夏商周由此发端,这里是最初的“中国”,也是最初的“中原”,最初的“华夏”和“中华”一词的源头。随着秦汉隋唐等中原王朝在关中的崛起和东进,中原的范围才进一步扩展到汾河平原、伊洛平原和广阔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关中平原的面积接近5万平方公里,汾河平原是5000平方公里,而洛阳的伊洛平原呢?只有500多平方公里,面积只占关中平原的1/100,而且并非富裕之都。张良曾评之曰:“洛阳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
“关中自古帝王州,长安自古帝王都”。关中自古号称“陆海”、“天府”,自秦修建郑国渠后,更是富甲天下。战国时期,张仪向秦惠王献“连横”之计时称颂关中曰:“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言刘邦赞关中曰:“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鸿门宴时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有人意淫“河洛文化”的核心在洛阳,这明显是一种谬论。以长安为中心的“三川流域”才是真正的“河洛文化”的核心,是真正的中国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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