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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好有坏!

汉武帝时期,百家争鸣,为改变这种局面,形成专制统一思想;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正统学说,排斥其他各家。并大力推行儒学,开举太学(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本,教化后来者,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和几千年来思想的主流,进而巩固了“大一统”思想…!

除统一、固化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有它消极的一面,一味的文化专制,独尊一家,使得其他各家学说思想渐渐失传,不仅压制了后学者的思维进步,也造成了后学者思想保守,守旧,封闭以及落后的困局!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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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奠定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础。

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脱离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与此同时,迎儒家耆宿申公来朝,并仿古制,设明堂辟雍,改历易服,这意味着汉武帝要用儒家思想来修礼仪,整顿已经颇为混乱的社会秩序。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在这一年,武帝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提拔了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因此,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这样评价赞扬武帝:“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并不见于汉代史籍,这是近代的说法,1916年,易白沙先生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孔子平议》的文章,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真实性。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去考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政策还是被推行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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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首先董仲舒作为一个儒士,把自己所推崇的学术思想推荐给汉武帝,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使经过他改造的儒家思想更适合于统治者进行统治和约束臣民,对封建帝王的统治稳固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的中国的历史影响有:

一,独尊儒术,为后世奠定了治民之术的合理理论基础,对封建王朝的合法性给予了肯定,这是统治的需求,治民的需求,这也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需求。对于稳定国家发展,统一舆论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思想禁锢。由于罢黜百家,对于其他学派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将儒家思想定位为正统和主导思想,使得专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这本质上就是放弃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将人们的思想进行了约束和禁锢,思想不开放,思想不活跃,被不合时宜的思想所束缚,后世无法逾越,也不敢打破这种约束,只能奉从,因此这样导致后世不敢或者不能进行改变,不能根据不同的情势指定合理的发展方阵,大家被关在已经设置好的笼子里面,畏首畏尾的,不敢进行思想大活跃的创新和发展。

三,阻碍了其他行业的进步和发展。思想需要自由的天空,才会创造出时代革新所需求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在被已经制定好的温室里面进行改良。在后世对儒学过度解释和过度引用,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时,已经丧失了孔子的本意,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直接扼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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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武帝执政时代,大儒董仲舒向其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说其积极的一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统一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也有利于夯实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从而为西汉王朝构建从思想上到制度上的大一统局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还为汉朝的争取到了巩固大一统的社会舆论氛围。

其次再说其消息的另一面:我们不能否认事物既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就一定也会有其消极的另一面!那么单就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言,其弊又在何处呢?他的弊端就在于:扼杀了百家争鸣,搞起了儒家的一言堂!

致使从此以后,封建王朝便以儒家学说,作为维系其统治的正统之基!而无论这个王朝应不应该统治亿兆子兵,都可以利用儒家学说为其统治进行辩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此之后唯儒独尊,其余各家万马齐喑!

不过话虽如此,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封建专制王朝争取构建“大一统”局面的初期,却是王朝统治者的必要选择,也是巩固其统治秩序,夯实其统治基础的唯一选择!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归于一统的局面就很难形成了!

所以我们说其弊端,主要是出于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儒家学说反而成了阻挠社会进步的障碍,成为维护君主支制统治的卫道之士!就以晚清为例子,清朝的衰朽局面之所以迟迟无法改变,洋务运动终归失败,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其总根源就在于变了味的、被后世学者搀杂进许多私货的儒家学说,早已不复孔老夫子当初创立之初衷,而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

因此,尽管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代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促进大一统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认,当被纂改了的儒家学说,到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未叶,反而成了阻碍社会进步,影响思想解放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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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理解。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结束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统治地位。

西汉初期,为了汲取秦亡的教训,恢复社会生产力,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秦末农民战争带来的破坏很快得以修复,一度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力空前强盛的情况下,如何更好的统治人民,加强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思考的政治问题。此时,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已不能适应政治需要。

2.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中国两千多年里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

要实现政治大一统,必先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与好大喜功,想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的汉武帝一拍即合。

如何实现思想上的统一。董仲舒首先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念,从家族的宗法制度一步步延伸到国家层面的道德。在家庭内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儿女和妻子要分别顺从于父亲和丈夫,进而国家层面上,大臣要顺从君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道德大一统,其实本质上是让老百姓安于统治——君王的统治,也即“专制”、“人治”。

思想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有力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仁、义、礼、智、信”至今被视为正能量的品德,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对人民思想上的毒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后世对儒家思想的修补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思想的钳制,禁锢了人的天性。中华民族的骨子里的隐忍、中庸和顺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两千多年的靠道德伦理约束的“人治”,至今阻碍靠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法治”观念的形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能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个中原因复杂。后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今所用,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不足之处,请多指教,欢迎交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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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让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正统思想,不过却影响了其他思想文化的延续传承。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百家争鸣,秦朝以法家为尊,导致爆秦二世而亡。汉初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随着国家发展,经济恢复,实力强大,百姓也安居乐业,但是朝廷的掣肘太多,为了巩固统治,需要建立新的统一思想。

儒家的思想本是“民贵君轻”,忽视了皇帝,于是董仲舒应运而生,他认为天与人相关,将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改造成了天人感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代表了天道,任何人都要服从。

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彻底进化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是披着儒家的皮的法家,成为君主集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历朝历代沿袭。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必然会导致其他思想的衰落。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随之而来的思想大爆炸时代,是整个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思想“百家争鸣”,如墨家、法家、儒家、道家……到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无非就是儒家了,从小学习的也以儒家为主,而那些伟大的思想都已经逐渐没落和消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独尊儒术对于稳定汉朝统治固然重要,但其他学术思想的消亡同样令人惋惜,汉武帝的这个做法成为了他唯一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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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五代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之一。

在他一生所下达的政策中,“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极深。

关于这个政策对后世和中国历史有何影响,我们从一下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独尊儒术”的背景

在秦朝时期,秦始皇嬴政施行的是法家政策,众所周知,法家,以蛮力、残暴、说一不二的方式统治天下,更是发生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残暴之下,饱受摧残的天下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于是秦朝被推翻了。

西汉初年,由于国库空虚,汉高祖刘邦广纳贤才之建议,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

一直到西汉前期,在位的皇帝都是黄老和儒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样的政策对于新建立的朝代来说,是十分有用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景。

但在汉文帝时期,社会矛盾开始升级,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篡权夺位的战争叛乱爆发;汉景帝时期更是爆发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此时,无为而治的思想显然不在合适,这也是独尊儒术的开端。

二、为何选择儒术?

汉武帝登基后,继承了父亲遗留的问题和困难,于是决定询问大臣,得到有力的解决方法。

公元前140前,年仅十七的汉武帝三次向儒生董仲舒询问关于加强统治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帝王的问题,董仲舒给了几点建议:

  1. 确立君主的地位,同时又要显示受上天约束;
  2. 兴办教学,使天下之民“晓礼仪,耻犯上”,以此维护统治地位;
  3. 设太学,培养人才,推行儒学政策;
  4. 为巩固中央集中权,保持大一统的概念,必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面对董仲舒等大臣的意见,汉武帝仔细思考

了许久,结合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他选择同意,并开始全力施行,从此,儒家思想得以长存,地位超然,统治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岁月。

三、“独尊儒术”的好处

在确立儒术为尊后,儒家经学得到全面、重大的发展,儒家思想一跃成为汉朝正统主流思想。

后世的历朝历代皇帝皆强调“仁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大统一的观念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而且也维护了历史的发展与长存,使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流传千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是影响深远,使中国“仁者”、“以和为贵”等思想闻名于全世界,在全世界的不同国家、地区都有孔学堂的兴办。

四、“独尊儒术”的弊端

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对于当时来说,效果显著,但它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开始逐渐变得僵硬、死板,桎梏人们的思想,限制各种学术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弊端更加明显,使中国文明进入黑暗时代。

事务具有两面性,每一件事有好的一方面,一定有坏的一方面,只是在当时来说,独尊儒术的好的一面大于坏的一面,它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也是这样。

它成就了汉朝的昌盛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暗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使中国历史进入黑暗时代,代价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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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因为研究孔子的《春秋》被孝景帝拜为博士,他居家教书,门生很多。汉武帝时期在全国下诏向中央推荐人才,当时叫“贤良方正”,董仲舒就是在这次推荐考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汉武帝看好。董仲舒是现在的河北景县人(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自召见了他,董仲舒的儒家思想非常适应汉武帝的执政方略,他向武帝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这就是帝王受命于“天”,应秉承天意而统治天下,所以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正是武帝所需要的统治天下最好的精神武器。董仲舒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的创立者,以此他顺应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统一思想的思想体系。先是对庶民百姓进行教化,宣扬君主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使皇权神化,让百姓无条件服从。然后实施仁政,运用法制,束缚天下百姓,达到刚柔并济的治国方略。

西汉时期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波及广泛,在汉武帝的强势统治下西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强盛。他的积极方面,思想上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甚至是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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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在登上皇位以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这一决策正是他以后数十年不断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开始,也是汉代统治思想变化的重大标志。

一、统治思想变化

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皆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套统治策略对除秦苛政之弊“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封建社会秩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基本思想乃是“柔身以寺(待)之时”,“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反映在对内对外的统治政策上自不免有其姑息,妥协的一面



由这种姑息、妥协而产生如下三个后果:

1.在“无为而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封建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这种脱籍的农民被称为“亡人”(《史记·吴王刘濞列传》。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汉的生产发展是和汉王朝的户口控制成反比例的。封建政府对一部分农民失去控制,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2.在地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有的甚至“无人君礼”。或“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这种势力的膨胀,当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

3.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天天扩大,“嫚娒侵掠”“为天下患至亡已也”,直接关系着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

这三种后果无论对西汉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还是对皇权的加强都是不利的。

在经济方面,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已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一定实力。这样,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而要使这个政权的统治强化,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统治思想必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虽已从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开始,但最终完成则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后。

二、“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

汉武帝即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刚即位的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罢黜百家”的动议,经卫绾一提出,当即得到武帝的批准:“奏可。卫绾上奏中所举的申、商、韩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这里虽仅举出法、纵横两家但实际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尤其是当时统治集团内盛行的黄老之学,均被指为“乱国政”之言而“皆罢”之。

卫绾的上奏一提出,立即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说明他们在“罢黜百家”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汉武帝、卫绾等力主“罢黜百家”,实际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因在先秦的诸子学说中,唯有儒家思想适合于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在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各家学说在“无为而治”的环境中放任自流。



而儒家思想在发展中,已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因素,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先秦时代孔、孟的儒学,更适合西汉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少人包括田蚡和窦婴在内的朝廷上大多数大臣及皇室贵族都倾向儒学。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的窦太后却是笃信黄老之学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其他人对《老子》稍有非议,都要遭到她的惩罚。还在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就因此险遭窦太后处死。当建元元年,汉武帝批准“罢黜百家”之时,窦太后还在摄政她规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须向她禀奏,因此,尽管朝廷中多数人力主以儒学代替黄老之学,但“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显然,其间窦太后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之名位,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赵绾及王臧反都被关押“下狱”被逼自杀。

这件事反映了窦太后的势力仍然是很大的。然而,改变统治思想毕竟为大势所趋。在汉武帝即位五年后的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王朝正式置“五经”博士。“五经”就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由朝廷批准,专设《五经》博士,表示儒家学说被尊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学说,也意味着黄老之学退出统治地位。



建元六年(前135年),宫中最后一个坚持推行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窦太后死去,“罢黜百家”才得以顺利实现。而儒学则代替黄老之学逐渐被奉为至尊的地位。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

提倡儒学的措施儒学被用来代替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包含有利于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的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汉代儒者如董仲舒等对先秦儒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

自卫绾等人的提倡、汉武帝的支持,经过几度曲折,儒学逐渐被立于高出其他学说之上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反映在统治者的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汉武帝时期为提倡儒学,在几十年中,先后不断提出不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

1.置《五经》博士与兴太学

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土。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设太学,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这正是根据前两年已设《五经》博士而提出的建议。

所谓太学其实乃为专门培养《五经》博士而设,而并非培养一般“百家之学”之所。经过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为相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为西汉统治者鼓吹儒学和培养儒者提供了重要条件。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这里说的“文学之士”大部分是儒生。



2.行封禅之礼

封禅本来并非儒家学说专有,秦代曾行过封禅。但从汉高祖到武帝统治之初,前后百余年时间,统治者始终未举行过封禅。自武帝即位后提倡儒学,许多儒生就鼓吹封禅,把封禅说编织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以进一步神化儒学。由于“封禅”说也是神化皇权的一种手段,所以很快被武帝所接受。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方士公孙卿等“封禅则能仙”(《史记·封禅书》)的鼓动下,举行了隆重的封禅礼。对这次封禅,武帝甚为重视。他首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扬威匈奴,然后东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礼。当时百官群僚侍从者甚众,皆以能参与大典为荣,太史司马谈竟因未能参加此次典礼而遗憾终生。武帝也将此事视为头等重要大事,特将年号改为“元封”。



武帝时所行封禅与秦始皇之封禅不同之处,在于汉代封禅已经从属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神仙方土的迷信举动。通过这种神秘而庄严的封禅活动,使儒学涂上一道神圣”的光环,与宗教更加接近了。所以儒学又称为“儒术”。

3.太初改制

根据汉初与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的儒家理论,每个帝王的统治权力皆受命于“天”。但不同帝王的权力来自不同的“天命”。这种“天命”就是五行学说中的“德”。而每个帝王必须根据不同的“德”来制定服饰、历法等。儒生们解释:秦既为水德,则汉当土德”(《史记,封禅书》),而与土德相应也有套服饰颜色等规定。

汉武帝为躬行这一学说,太初元年(前104年)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

“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



应当指出,太初改制所确定的历法,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司马迁、唐都、落下闳经过长期精心研究的结果,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汉武帝则将这科学成果纳入了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4.建立年号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汾阴(山西万荣西南)出土一宝鼎,向朝廷报告。朝臣即根据儒家的符瑞说鼓吹应以天降祥瑞为年号。于是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均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六年。这也是鼓吹儒家天命观的一种手段。

当然,上述措施仅是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一些具体表现。不过这些措施均是在系统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出现的,更重要的则在于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经汉武帝即位后几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终于被抬到统治地位,成为代替“黄老”学说的统治思想。

三、不一样的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

以往不少历史著作,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独尊儒术”,似乎它是“罢黜百家”的必然结果。这是与历史不符的。

“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罢黜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武帝谓之“千里驹”的刘德,即“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元王传》)。



武帝时治黄老之学的著名人物还有杨王孙《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捷子、曾羽、婴齐等(《汉书·艺文志》)。此外,在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如张汤、公孙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后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们皆是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的,儒学不过是用来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而已。

“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正是这些人的特点。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活动。

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如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而适应这一需要,汉代的儒学不仅不排斥其他各家学说,反而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因此,这种儒家学说对其他各家学说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须用人为的禁令去消灭。



当时提出“罢黜百家”大力提倡儒术,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二者实行后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所导致的结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秦时的“焚书坑儒”仅仅是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

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样,儒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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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地球很大,但世上的发展却大相径庭,现在的中国就是独尊儒术的产物。

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百家争鸣的时期终究是短暂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世界上找到一些国家,他们可以代表法家,墨家,兵家等许多门派思想的影子。

由于每家的思想都不是一句话能够概括的,下面我只简单的例子,哪天心情好我用图文单独写出来,谢谢大家的支持。

美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代表:富国强兵,依法治国,反对礼制,极权主义。

以瑞士为首的几个欧洲小国则是墨家思想的代表:兼爱非攻这四个字每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都耳熟能详,其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数。

战火中诞生的国家——阿富汗,不用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到我想说的是兵家思想:人可贫贱,不可受辱,可富有,不可糜烂。这是对全民组装的阿富汗最真实的写照有没有。

世界上发生不同的大事件各家的优势和劣势就会展现出来,世界大战也好,新冠疫情也好,百家争鸣,天道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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