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湖南人，虽然该问题已经过了热气，但我还是想来回答一下。
我想说的是：湖南出英杰，决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如此 。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一个地域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特色，有时候甚至是鲜明的个性。
唐人李贺有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叫响一个人的名字，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要叫响一个种群的名号。但近现代以降，湖南人英才辈出，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杨度、谭嗣同、宋教仁、黄兴、蔡锷、毛泽东、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大智大勇，前赴后继，于是“湖南人”成为超越地域意义的特殊名号，唱响了湖南人的光荣与梦想。
当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身后站着一大批湖湘子弟，就在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即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湖南人；共和国在1955年进行军功授衔，“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三，“十大将”中湖南人占六，堪称“湖南人的天下”。这极其独特，但决非偶然。回溯四年前，当日本军队最后投降时，中国军队正是从湖南芷江出发去南京受降的，这也非偶然，日军在湖南遭遇的抵抗和打击最为沉重。应该说，这两者都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杨度先生近半个世纪前作《湖南少年歌》所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那湖南人究竟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呢？坊间有种种说法，有的称湖南人为“南方的北方人”，意思是湖南人既有不乏南方人的精明，但又有北方人的精明；有的说湖南人倔强，甚至把爱尔兰人、普鲁士人和湖南人并称为世界上最倔强的三大种群。这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尤其倔强，湖南本土就有个专门的词，叫“霸蛮”。湖南人最能吃辣椒，也颇能与霸蛮相联系，红红的，辣辣的，不霸点蛮，敢吃么？但如果论精神特质，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湖南人的大义和大气。
这一点早在屈原身上就有充分的反映。屈原乃“三闾大夫”，以国家利益为己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虽一时遭谗去职，但如果愿意妥协，是可以不流放的，但他无所谓，“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即便流放，至少也可以不自沉吧，但他也无所谓，“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不妥协、大义凛然及自我牺牲，为湖南人树起了一道最鲜明甚至耀眼的精神标杆，深深地植入了湖南人的精神基因。
近两千年后，在湖南衡阳，有一位先生，每逢外出，不论天晴下雨，他都要着木屐，打雨伞，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这就是王船山，打雨伞是为了“头不顶清天”，着木屐是为了“脚不踏清地”，他认为自己不是生活在清朝，而是被清朝“活埋”着，曾自题一联，叫“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气冲斗牛。
再两百多年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变法不幸而事败，主事者谭嗣同原本可远走日本，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但湖南人的血性在这时候发生剧烈化学反应，输送出惊天动地的能量，谭嗣同毅然舍生取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掷地作声，有如雷鸣。
从屈原到王船山到谭嗣同，变迁的是王朝，不变的是湖南人的大义凛然；变迁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湖南人的天地雄心。范仲淹先生在洞庭湖边的岳阳楼感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许不是偶然的。对岳麓书院的大门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有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是认为“惟”与“于”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语助词，但无论怎么解释，可能都难以遮掩湖南人对自己的豪放期许。事实上，岳麓书院里面有个濂溪祠，门联的气魄更大，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相传为清末民初湖南名士王闿运在南京对江浙精英口占，偌个滚滚长江成了湘江支流，的确气吞山河。
这一点都已经表现在湖南人的心态和话语中，据称，湖南省会长沙一带的人动不动就是“天下”，连个乞丐都是一边讨钱，一边指点江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就个人的观察和接触，湖南人的确更容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表现出宏大的担当。在决策朝鲜战争的关键时刻，同为湖南人的彭德怀挺身而出，坚持支持毛泽东拍板出兵，应非偶然。
应该正是这一点，让湖南人英才辈出，一个人讲大义、有大气、怀大局，不一定就真的成就伟大，但如果缺乏大局，既不能大义，也不能大气，三棒子还砸不出一个屁来，是绝对不可能成就伟大的。很简单，天下不会掉馅饼，更绝不可能掉伟大的馅饼。当美国不得不在朝鲜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彭德怀感慨系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可回首当初，这是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的，包括实力雄厚的“老大哥”斯大林在内。
但列宁有句话说得好，缺点往往是优点的延续。湖南人讲大义、有大气、怀大局，值得称道，但一不小心，讲大义有可能弄成风头主义，有大气有可能弄成吹牛大王，怀大局有可能弄成好高鹜远。这从毛泽东身上似乎就有反映，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提到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表示：“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这固然颇有举重若轻的风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毛泽东的软肋，他不能够对付藏在细节里面的“魔鬼”，从而不得不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周恩来总理，可以讲，没有周恩来，不会有毛泽东。
这可能也决定了湖南人更适合于打天下，更适合于大刀阔斧，更适合于登高一呼或冲天一怒，甚至可说更适合于“乱世出英雄”，而不太适应于承平时代及和平建设，因为承平时代及和平建设更需要和光同尘，更需要慢功出细活，更需要妥协让步，更需要谨小慎微。这可能已得到印证，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湖南地方的作为，还是湖南人的作为，很多方面都谈不上名列前茅。尼采曾批评现代人都被市场经济演化成了“最后庸人”，某种意义上讲，承平时代及和平建设不是“范式”革命，也不需要宏大精神，大容易大而无当，甚至“假大空”。
这就需要湖南人与时俱进，一方面要仰望星空，这对湖南人是比较自然的；一方面要脚踏实地，这是湖南人需要加强的。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值得当代湖南人好好学习。口气”？
在一代接一代的湖南英才中，曾国藩“内圣外王”的人格最为成熟，堪称圣贤一流。据称王闿运不敢苟同，认为曾国藩没有拿得出手的学问文章，够不上圣贤。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文章呢？难道纸面上的文章才是文章？人格本身不是更大的文章吗？曾国藩实是拿捏到了“中”的大人物，能干大事，也干出了大事，正应了明一代大儒吕坤在《呻吟语》中所云：
体解神昏，志消气沮，天下事不是这般人干底。接臂抵掌，矢志奋心，天下事也不是这般人干底。干天下事者，智深勇沉，神闲气定，有所不言，言必当，有所不为，为必成。不自好而露才，不轻试以幸功，此真才也，世鲜识之。
如今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蛋糕”已然不少，但矛盾和问题也不少，改革再一次呼唤动真格的利益调整。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看到全局，担当道义，追求大利，尤其需要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者能超越狭隘的自私自利自肥，强化社会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迫切需要湖南人，再次呼唤湖南人，尽管是承平时代，尽管要“告别革命”。当代湖南人如能很好地学习曾国藩，怀气势恢宏蓝图，用智深勇沉功夫，转大为实，化太为和，可以肯定：一个新的湖南人时代必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