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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背叛光绪这事本身就是康有为这个大骗子在欧美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所谓的维新派一开始就是瞎胡闹,维新派主力谭嗣同为了所谓的"筹措变法费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计划,将新疆和西藏卖给英国和俄国。

康有为在外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的怂恿下提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混蛋的混蛋逻辑,"中美英日合邦",这这逻辑已经超越了卖国,达到送国的境界,而且是全国白送。

光绪皇帝也不是什么好鸟,为了和慈禧争权让慈禧远离朝政,伙同其父挪用海军军费给慈禧修颐和园,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军舰更新完全停滞,甲午战争之初,越权指挥,一心求战,黄海海战之后又毫无骨气认怂赔款。

甲午战败后,又为了争权胡乱任用毫无经验的官吏,一味胡搞之下,最终不仅得罪了守旧派和中间派,连内心支持变法的李鸿章,荣禄都得罪了,慈禧也看明白了光绪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在几乎所有朝臣支持下重新掌权。

在整个过程中,袁世凯发挥的作用很小,光绪在戊戌政变之前只是要求康梁想办法调和矛盾,不要得罪太多人,康梁却无知的要绑架慈禧,并且找到了自己唯一认识的军官袁世凯。

袁世凯答应梁启超杀荣禄囚慈禧只是康有为逃跑后的一面之词,当时并无第三人在场,而康有为说袁世凯答应行动时谭嗣同已死,康本人又在国外,可谓死无对证。

但不可否认的史实是此时因"合邦事件"慈禧和非维新派已经在筹划政变袁世凯是在戊戌政变当夜才和荣禄一起坐火车从天津到达北京的,荣禄和袁世凯到达北京时戊戌政变已经发生,袁世凯此时为自保才说出了谭嗣同曾经找过自己的事。

康有为逃到海外后,为了欺骗舆论达到敛财的目的,不仅伪造衣带诏,而且将袁世凯叛变说成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原因。其实是本末倒置,混淆视听,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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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袁世凯背叛光绪皇帝而站在慈禧太后一边,根据最新的史学界研究成果来看,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康有为本人的话并不可信,而袁世凯告密的证据则非常不可靠。

袁世凯本人倾向于维新,在变法过程中出力甚多,此时又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手中握有军队,一直受到光绪帝的倚重和青睐。康有为亦与袁世凯交往已久,对其颇为信赖。9月11日,康有为、徐致靖(时任礼部右侍郎)上奏保荐袁世凯,并提醒光绪帝要让袁“独当一面”,以备紧急之用。光绪帝当日便发出上谕,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候补侍郎。袁世凯却于18日紧急拜会李鸿章、奕劻等重臣。当晚,荣禄急电袁世凯回津布防。此时,谭嗣同来访,向袁世凯和盘托出勤王政变计划。袁世凯踌躇难决,遂于20日向光绪帝上奏,指出:“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由此可见,袁世凯最后之所以没有站在慈禧太后一边,有他的苦衷,因为他也是身不由已,他本人已经受到荣禄的严密监视。但反水告密一事,实在是证据不足。

3

很简单,如果袁世凯支持了光绪皇帝,不仅救不了光绪,改变不了历史,还会使北京菜市口多一颗“袁大头”。

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袁世凯深夜接待谭嗣同之后,连一点犹豫都没有,转身就背叛了维新派,投向了慈禧的怀抱。这说明什么?说明“帝派”与“后派”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前者力量太弱,根本没有胜算,到了不值得袁世凯犹豫纠结的地步。袁世凯是一个杀伐果断的人,当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他当机立断,不待向国内请示就第一时间迅速镇压政变者,使日本失去出兵朝鲜的机会。到后来,看到日本不断增兵朝鲜,清军对日军处于绝对下风,又不断请旨要求调回国内。显然,袁世凯一向是权衡实力和形势后果断抉择和行动。

其次,请大伙儿关注一个事实——维新派平时与袁世凯没什么交往,临到有事了才贸然上门求人。这件事说明,维新派做事太不务实,靠的是理想主义:光绪皇帝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所以你袁世凯要支持我们。其实,该思路也是这个提问者的逻辑。很多时候,读书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错,但让他们来操作,往往不得其法,难成其果。所以,还是实干者对读书人的建议量体裁衣,有选择性的去做更务实。

再次,袁世凯如果支持光绪皇帝,不仅他本人性命难保,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可能发生改变。试想,如果没有了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的历史会怎么发展?无论清廷镇压了革命军还是革命军北上灭了清廷,都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结局没什么两样,都会造成生灵涂炭。但袁世凯改变了一切,使清朝的灭亡变得没有那么残酷和血腥,有了文明和进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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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保存实力才能有所作为,袁世凯背叛光绪皇帝,实际上是时也,势也,与其政治立场和主张没有太大的关系。

首先在维新这一点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没有太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主要还是在权力斗争方面,光绪想要亲政,励精图治,挽救危亡。慈禧希望继续保留自己的权力,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开展洋务,维新改革,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洋务有助于其统治的时候,她肯定会支持洋务;当新政威胁其统治的时候,她肯定会压制新政。

只是光绪皇帝太年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毕竟是书生,他们改革太速,在羽翼未丰的情况下,公然与整个守旧派官僚体系对抗,免去礼部尚书,淘汰旧人,这就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慈禧太后不得不有所行动。而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面对这样阻力的时候,想的不是调整斗争策略,而是“围园杀后”,抢班夺权,这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是非常不成熟的。而且他们还轻易将机密透漏给袁世凯,在几乎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袁世凯如果不告密自保,恐怕其下场估计和“戊戌六君子”差不多。

在袁世凯看来,慈禧有李鸿章和中央、地方实权派的支持,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光绪皇帝乳臭未干,羽翼未丰,措置失当,站在哪一边就很明显了,因此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谈不上背叛,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和自保。待时机成熟,他是会毫不犹豫的出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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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是背叛光绪,而是宦海沉浮十几年的政客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咱们总是因为袁世凯以及他的北洋系在清末民初的庞大势力而过高的估计了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作用,其实当时的袁世凯不论是实权、威望都只是个小人物,起不到关键作用。只不过光绪和维新派人士手中根本没有实权重臣愿意效力,才把袁世凯当成救命稻草。

1895年12月袁世凯才开始小站练兵,到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袁世凯手中人马不到万人,官职不过工部右侍郎,上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管辖,下有各派系制约,小站新军还不是后来那个被袁世凯经营的铁桶一般、威凌天下的北洋军。

咱们再看看维新派的敌人都有谁?戊戌变法废除满人特权,所有的满人王公大臣全是维新派死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可能是年少气盛,也可能是得志便猖狂,将地方督抚荣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得罪个遍。袁世凯要多傻才会为了光绪和这些人做对啊?

而且戊戌政变也不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才发动的,而是满清权贵早就计划好要废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只是让慈禧更加痛恨光绪和维新派。本来慈禧只是想将康有为等人赶出朝廷,知道光绪等人兵变的打算后,慈禧大怒囚禁光绪帝于瀛台,杀戊戌六君子,全国通缉维新派。

6

告密的袁世凯反对变法?他只是反对无辜送死,特别是让自己送死。(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历史三日谈)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慈禧太后也想要换一种活法,开始主动变法。

在戊戌政变中有不错表现的袁世凯,对于慈禧太后这一政令少有的立刻表明了态度。

袁世凯本身并不反对变法,当年戊戌变法他是真金白银投入过的。他不赞同谭嗣同的主张,与维新派划清界限,是因为他知道断无取胜的可能,不想以卵击石。

谭嗣同等人不过是红口白牙,并无多少实际投入,自己却要拿身家性命——自己的那几营新军去死磕慈禧太后及整个大清,只能落得个尔曹身与名俱灭,丢了性命,断送了政治前程。

但他对大清现状也有清醒的认识,什么“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鬼话,如果不做出改变,大清龙旗能打多久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此,当慈禧太后下诏变法,袁世凯并没有像其他督抚一样选择搪塞、观望。而是积极响应。

袁世凯参与变法最得意之作便是上书废除科举制度。

于公于私袁世凯都觉得科举制有废除的必要。

于公来讲,发展近代产业需要近代人才,而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八股人才,实在与实际需要不符。

于私来讲,熟悉袁世凯本人的应该都知道袁世凯是两次科举不中,后来还一把火少了那些科举书籍。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仕途上也小有所成,做了巡抚,但遇见了那些顶着进士、状元头衔的官员,老感觉矮人一头。

科举制废除了,自己心中的隐痛和耻辱也就烟消云撒了,就可以扬眉吐气,心平气和的做人了(做官)。

1905年,袁世凯便联合张之洞上书废除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袁世凯一生最得意之作,在其晚年,还经常与子女提及。

历史的表象下总是有深深地误解,原来破坏变法的人,却做了震响历史的变法之举。

7

以袁世凯的精明,他知道朝廷的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他知道光绪皇帝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他为了他自己的所谓政治前途,就选择了背叛光绪皇帝,而投靠了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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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袁世凯是擅长在官场中钻营的人,都面对抉择时,当然是自身利益为先!

“帝虽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这是徐世昌给袁世凯的建议,很能说明问题了。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当天便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宜。

第二天早上,袁世凯为谢恩再次见到光绪帝时,光绪帝便对其说了一句具有深意的话: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一系列的举动透露出了光绪帝与维新派对于袁世凯和他的新建陆军所寄予的希望。而这也成为了变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但是站在袁世凯的角度上,这一次的恩遇,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

十几年的宦海沉浮,让袁世凯意识到他已经被动的被推进了帝后两派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无法置身事外。事已至此,站好队则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到达北京的当晚,袁世凯便邀其盟兄、密友徐世昌到其寓所法华寺商讨对策。徐世昌在其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慰亭到京,住法华寺,往看天晚,遂留宿。

两人的谈话内容暂无史料可考,但可以想见,徐世昌必定将近日帝后两派的斗争情况告知袁,而两人商谈过程中,也会对光绪帝召见袁的目的有所猜测。

17日晚,徐氏再次留宿法华寺,对于光绪帝给予袁的破格提拔的状况商议对策,徐氏就说出了文章开头那段话。

两人权衡两派实力对比后,终于做出了舍义取身的决定。

【“祥说近代史”问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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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的皇位压根座的就不稳,可他却没有首先巩固自己的帝位,就开始着手启用新秀派,大力的进行变法改革,立志长成为一代圣君。

可是当变法触及到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他们一旦起来反抗,试问光绪皇帝你拿什么来镇压?也就是说保守派利益代表着慈禧太后,一旦反对你的话,分分钟钟就可以彻底粉碎你的一切政治抱负。

对于两方势力的实际情况,作为清末的后起之秀袁世凯,看的是非常清楚,他知道光绪皇帝根本就不可能斗得过身经百战的慈禧太后,所以当光绪想让他帮忙带军队控制慈禧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干的,因为风险系数太高了,一旦失败,他袁世凯顷刻之间就会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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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维新派并没有实权,顽固派又极力阻止变法。比如变法的推动者是光绪帝,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

当然最重要还是维新派的政治不成熟,提出的一些主张不具备可行性,且伤害到了某些顽固派的利益,最终被慈禧太后叫停。

而在更多文献记载中,包括我们的教科书中都在讲,变法的关键时刻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这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那么真相真的如此吗?

一、

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确实是得到了慈禧太后允许的,而且一开始慈禧太后也是全力支持变法,至少并没有反对。

因此,光绪帝还跑了好多次颐和园,包括发布《明定国是诏》的当天,也是先去颐和园请安。并把自己的变法主张跟慈禧太后讲了一下,还带去了几份关于变法的奏折,里面有关于世界各国变法的宏论。

慈禧太后听了也很激动,并当场同意了光绪帝要把这些奏折印成小册子,不管是官员还是小吏人手一份。

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慈禧太后还是觉得光绪帝过于草率了点,于是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便是罢免了翁同龢,关于罢免翁同龢一事,有几种说法的,一是光绪帝主导的,觉得翁同龢处处制约自己,不方便施展手脚,且得罪人较多,于是罢免了翁同龢。

另一种说法则是慈禧太后主导的,翁同龢举荐维新派支持变法,触犯到了老臣们的利益,于是众人弹劾,触发了罢黜,在《四朝佚闻》一书中有讲:

“光绪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

第二件事便是任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控制了京师周边的部队,第三,则是命授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到她面前谢恩。

这三件事,对于维新派和光绪帝来讲,是一种悬在头上的刀,压力也积聚到光绪帝的头顶。

二、

实际上,光绪帝的变法并没有推行下去,各地的大员们,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余的大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甚至有些大员干脆置之不理。

可见,这次变法,只是京城的光绪帝和几个维新派的一厢情愿罢了,政令根本就达不到地方。

后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这么一段话,基本能代表各地大员的心思:

“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

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的想法就不再那么单纯了,他们认为只有杀几个顽固派大臣,变法必然可行。

可惜,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光绪帝掌握实权的基础之上,显然掌握生杀大权的并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

维新派又不傻,自然也能看出来问题的关键,到这个时候,光绪帝其实一直都是蒙圈的。或许是维新派不厌其烦的劝说,或许是光绪帝自己也有想法,于是在变法已经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让康有为离开京城,让康有为离京,可以理解为光绪帝要调整变法策略,改用外国人。

第二件事就是第一件事的延伸,光绪帝打算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他还打算聘请美国人李提摩太一同担任顾问。

第三件事,下命令给荣禄,让他通知袁世凯进京跟伊藤博文会面。

三、

但光绪帝的这几个安排,却让慈禧太后起了疑心,为什么会起疑心?

除了因为袁世凯手中有一支新军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袁世凯其实也是维新派!

甲午战争失败,曾经的驻朝鲜大臣袁世凯,也是异常伤心难过,在小站练兵期间,他也是关心着国家的走向。毕竟他跟外国人交往较多,对外国的政治体制有一定了解,不同于洋务派和维新派,袁世凯的主张则更加现实。

当时的袁世凯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并没有直接给皇上进言的权力,而自己的靠山李鸿章又因甲午惨败而被众人声讨。而当时朝中掌权的大臣是翁同龢,所以,袁世凯是通过翁同龢上书给了光绪帝,宣传变法主张。

袁世凯上的两个《条陈》,比较贴地气,既不像洋务派那样“以夷制夷”耍小聪明,又不像维新派那种以为可以跟列强平起平坐般的改革。甲午战败后的大清,哪里有资格跟人家讲公平,只能正视自己,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改革。

袁世凯的变法侧重于从地方开始,逐步推向全国,是一种从下至上的过程,且不要刺激到老臣,变法需要循序渐进。而维新派的主张是从上往下,属于强压式变法,不管你懂还是不懂,照做就是了,而且面对老臣们的反对,主张比较激烈:

“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但遗憾的是,袁世凯的变法主张并没有引起翁同龢的共鸣,也就没有被采纳。倒是袁世凯通过翁同龢的方式上书,惹恼了李鸿章,认为他是看自己没落了,要另寻主子。

四、

李鸿章可是后党,袁世凯公然往翁同龢身边凑,必然也让慈禧太后怀疑其动机。再加上袁世凯也是积极支持变法,所以,光绪帝认为其可靠,慈禧太后则视作对己的威胁。

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询问了变法事宜,最后话题一转询问袁世凯:

“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

袁世凯能说啥,只能说愿意咯,光绪帝一听,马上把袁世凯升为了正二品候补侍郎!

9月17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并对他说: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等于是暗示袁世凯要跟荣禄分离,自己作为独立的力量办事。

光绪帝这么频繁地召见袁世凯,还这么明显地给他升官,慈禧太后不能不防,于是荣禄在9月18日就开始做了这么几项部署:

一是调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一共一万七千人进驻天津陈家沟;二是调集甘肃提督董福祥部一万二千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呈递奏请太后训政折……

明显可以看出,这些军队的调动,一方面是防备袁世凯的新军,一方面是加强慈禧太后的安保,再有则是为戊戌政变做准备。

五、

维新派也不是聋子,荣禄一大早做的这些部署,他们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也感到了危机降临。

于是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派出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让他杀荣禄,保光绪,捉慈禧。而在康有为和梁启超关于这一晚的记录中,都记载着袁世凯的回复:

“杀荣禄乃一狗耳!”

但这句话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光绪帝到天津小站亲自下令,他才会照做,在北京他是没这实力的。

时间到了9月20日,光绪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提“兵变”的事,袁世凯也就没有得到“密谕”。

一方面光绪帝可能也觉得“兵变”的事,成功率太低,搞不好自己会搭进去。另一方面则表明,谭嗣同去见袁世凯的事,很有可能是瞒着光绪帝的,他是被蒙在鼓里的。

当然,在这次会面中,袁世凯终于放心大胆的把自己的变法主张说给了光绪帝听,可惜太晚了……

因为9月21日一大早,慈禧太后就回到了紫禁城,宣布自己再次训政,同时下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

其实这时候的慈禧太后,还没有扩大捉拿范围,也就是还没有冲整个维新派下手。

等到了9月24日,慈禧太后才突然下令捉拿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等人,并在9月28日就迫不及待地将这些人拉到了菜市口砍了,一共砍了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那么,是不是袁世凯告的密呢?

袁世凯在北京时,能告密的人只有慈禧太后,能见到慈禧太后只有9月19日这一天,毕竟新升二品,需要觐见太后。但当时的袁世凯跟慈禧太后并不熟,太后还提防着他呢。而且以慈禧太后的性格,她得知了“兵变”之事必然暴跳如雷,怎么可能还等得了两天后才回宫?

那么会不会是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就告诉了荣禄,荣禄再连夜跑到北京告诉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又连夜跑回紫禁城控制了光绪帝?

这种可能性也很小,袁世凯回到天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荣禄再进京,即使到了也是晚上了,这时候他应该见不到慈禧太后。

真正让慈禧太后愤怒的原因,其实是光绪帝9月20日接见了伊藤博文,以及他们提出的什么“合邦之议”,这才触动了慈禧太后。

所以,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袁世凯觉得形势突变,自己自身难保。为了自救,不得不把情况告知了荣禄,荣禄进京,还没来得及汇报慈禧,慈禧就已经发动了戊戌政变。

等到荣禄缓过来,想了好几天,终于下定决心告诉慈禧太后后,太后才愤怒难耐,怒杀维新派人士,并软禁了光绪帝。

荣禄之所以要犹豫一下,毕竟涉及到了光绪帝,这种事,还是谨慎为好,当然,这只能是我的猜想!

其实到最后,慈禧太后也不信任袁世凯,如果袁世凯真的坚定地支持光绪帝,那么只能害了光绪帝,菜市口还会多了一颗冤大头,得不偿失啊!

参考资料:

《清史稿》、《走向共和》、高阳的《两朝帝师翁同龢》、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从甲午到戊戌》、余音的《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袁世凯《戊戌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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