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势汹汹的七个诸侯王联军面前，年轻的汉景帝并没有做充足的战争准备。在袁盎的建议下，由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以“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迫于种种压力，汉景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被蒙在鼓里的晁错便被“朝服腰斩于市”，他的家族也被抄家灭门。
晁错的死，是和西汉初年贾谊之死并列的两大政治悲剧。的确，晁错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而死的。而他的政治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汉王朝根本利益的。晁错所维护的也是汉景帝的统治。
但悲剧的是，他却为他维护的汉王朝所出卖，成了削藩斗争的政治牺牲品。讽刺的是，他的这个政治理想又是在他死后实现了，或者可以说是利用了晁错的死最终实现。所以，晁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殉道者。
在西汉景帝当时就有很多人这样认为。比如一个被汉景帝派到七国之乱前线的“谒者仆射”-邓公
当时邓公从前线回来向汉景帝回报前线军情，汉景帝就问他：现在寡人已经杀了晁错，七国联军已经师出无名，也该退兵了吧。
但邓公却说：吴王想造反已经几十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借口起兵，就绝不可能因为晁错死了就中途放弃。反倒是晁错因为主张削藩却反被陛下杀死，此后还会有人像晁错一样，支持陛下削藩吗？邓公这么说，汉景帝当时的表现是蓦然不语。
邓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
真如他所说，那汉景帝就是做了一件彻头彻尾的蠢事-自毁长城，亲者痛仇者快。
但如果汉景帝一个人出现昏庸（其实并不）可以理解，为什么以三公为首的诸多大臣都主张杀晁错呢？
引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再以晁错的死只是为了堵住七国的嘴去解释，恐怕说不太通。
第一，事实上并不可能达到效果，七国诸侯不可能因此退兵。
第二，汉景帝为何不顾念是师生之情要瞒着晁错用腰斩这种残忍的刑法，并且还要满门抄斩呢？
“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
要解释这些问题就要先从晁错削藩的历史背景说起。
一个应该做的事
我们都知道汉朝之前是秦朝。秦朝之前是一个历史三百余年的大乱世-春秋·战国
秦朝的统治时间很短，只有16年，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因为秦朝，是中国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政治上，由封土建国的邦国制转变为郡县体系下的帝国制。选官由中央指派，不得世袭，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
- 经济上，个体农耕走向成熟形成小农经济
- 文化上，由分散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走向逐渐趋同的一个整体。
但秦朝建立之后面对刚刚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错误的选择激进的法家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不利于诸多社会矛盾的解决。所以导致秦朝的迅速灭亡。
汉王朝经历楚汉争霸后，面对的就是秦国以及西楚留下来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此时的汉王朝面对着建国道路的选择。是实行周代的封建制还是继承秦朝的郡县制？
百余年的战乱加上秦末的各地起义，导致全国经济崩溃，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而刘邦领导的西汉在建立之初并没有能力在广阔的国土上进行经济建设。据《汉书》记载，当时汉高祖刘邦连自己的马车都凑不齐四种同一颜色的马。大臣们更是只能用牛车代替。
在军事上，由于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曾封韩信、英布、等7人为王，从而刘邦为了分化项羽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些人此时在各地都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
所以最终刘邦在当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同时也吸取了秦始皇去世时赵高、李斯乱政而赢氏子弟只能任人宰割的教训。选择了一个中间方案：
在京畿地区，沿用秦朝的制度实行郡县制，有中央直接控制和管理；而在偏远的以及和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方，则实行周朝的封建制，赋予诸侯王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管理的权利，让他们帮助中央抵御外族入侵，同时负责当地的经济恢复工作。
由于由于7大异姓王非刘氏家族，刘邦对他们并不放心，在封立后数年之中，分别将他们诛除殆尽。并且临死前和大臣杀白马立誓：只能封同姓王，不能封异姓王。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白马之盟后，刘邦放心的去了，他认为天下从此就安定了。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家人也未必靠得住。而且是一群势力比中央大的多的诸侯王
我们结合当时的地图来看。
地域上当时的藩国，地域面积几乎占据了天下的一半。
体制上又都是独立王国，有政治主权，有独立的官僚体系，可以有独立的税收，可以自己制造钱币，有中央控制不了的军队，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鼾睡，在中央集权的统治者的眼里，这些诸侯王各个都有造反的能力，而有了造反的能力就等同于造反。
尤其像吴王刘濞，他的吴国是在现在江苏，是古往今来著名的鱼米之乡。
“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史记》
当时吴王的疆域内有全国最大的铜矿产地，可以铸造钱币和精良的青铜武器；还有许多规模巨大的天然盐场，也是农业社会除了粮食之外的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吴国以及东南方的楚国等其他诸侯很快就先于中央政府“奔上小康”
但在皇帝和许多中央官员的眼中，诸侯王势力的强大，就是他们早晚必反的根据，晁错就是其中之一。他就加坚定的认为诸侯王早晚必反，所以，中央就要尽早的抑制它，而抑制的办法就是削藩，通过削减它的领地来蚕食诸侯王的势力。
削藩-从强化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上来看已经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却有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诞生出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因为，削藩政策放在中央政府自然是英明正确，但是那些诸侯王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却不会心甘情愿的听从，此时他们虽然实力强大，却并没有造反的把柄被中央抓住，谁会因为所谓的“隐患”就服从的将吃在嘴中的肉吐出来？
削藩是早晚的，也是一定的。但到底是等到诸侯王们有了造反实迹再去消灭还是先削减诸侯王的势力？（承担诸侯王造反的风险）当时汉景帝面对的就是这个矛盾的问题。
汉景帝的选择就是咨询晁错的意见
而晁错就是一口咬定的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诸侯王势力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早动手，他们的势力就越容易对付，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就越容易控制。而等到诸侯羽翼丰满以后我们要消灭他们就越来越困难。
汉景帝听了晁错的建议之后就此下定了削藩的决心。也不出所料，削藩的诏书一到，吴王刘濞果然就伙同七个诸侯王一起起兵造反了，七国之乱由此开始。
一个不合适的人
历史总是具有戏剧性的，作为削藩政策的总规划师，晁错却在开战后不久就被汉景帝抄家灭门、朝服腰斩。而且此举不仅仅是诸侯王的口号，朝廷中以三公为首的百官也纷纷支持汉景帝的做法。一时间仿佛晁错一下子从天堂下到地狱，一人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从来就不存在没有前因的后果。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造成晁错政治悲剧的，一半是历史背景，另一半恰恰就是他自己。
晁错是一个有才干的士人。早年他并不是直接学习的儒家学说，而是精通“刑名”之学，可以说是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汉文帝时期，晁错在太常寺担任太常掌故，主管祭祀、礼仪和教育。就是在担任太常掌故期间，晁错被选派为向济南伏生学习《尚书》的博士，一番学习之后晁错可以说时一身集儒法两家之所长。
晁错学成归来后，与汉文帝奏对头头是道，于是便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再后来做到太子家令。而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晁错进入太子府之后，就凭借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学识，博得了当时还身为太子的汉景帝的崇拜。他的政治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太子，而他本人也收获了“智囊”称号。
此时的晁错，虽然还只是一个太子府中的教书先生，但他已经显露了一个出色政治理论家的才能。他不断地给汉文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论贵粟疏》。由此晁错成为和西汉初年和贾谊齐名的政治理论家，他的《论贵粟疏》也和贾谊的《治安策》和《过秦论》一样名垂千古。
不可否认晁错是一个优秀的政治理论家。但我们知道理论不等于实际。一个擅长写政治理论得到人也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晁错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性格问题使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做官和搞政治既有概念的交叉也有操作的区别。晁错虽然学问极大，但在汉景帝登基之初他还是一个“官场新人”。而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或者功臣，虽然能力不一定比晁错强，但是资历和威望却都要比晁错高。
但是晁错成为汉景帝的近臣之后却整天的提各种改革意见，这和汉朝此时奉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有着根本冲突。那些元老亲贵对这个巧舌如簧，靠太子关系上台的晁错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感。而这些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
申屠嘉已经是五朝元老，位列三公。威望高、官职大。此时他因为身为内史的晁错，在府中新开南门朝向祖庙而向汉景帝上述弹劾晁错。晁错听说之后吓得连夜进宫向汉景帝求情。
结果第二天申屠嘉将此事一提出控告晁错大不敬，汉景帝当即就为晁错辩护说：内史府开门是自己的主意。一句话就把申屠嘉堵在那里，下朝后就直接吐血而死。晁错从此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更是再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件事的影响是极坏的，从此从皇室亲贵到文武百官都不喜欢晁错的为人。
而晁错的性格不好也是史书公认的。
司马迁这样评价：
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汉书》中也这样记载
错为人峭直刻深。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
这两段话总结了晁错的三大性格缺陷
第一：刻薄寡恩、严苛无情
“峭”、“直”、“刻”、“深”。这就是历史学界对晁错性格的一致结论。一个人严厉，刚直，苛刻，心狠，他又怎么能够被当时的官场所接受呢？他个人不被接受又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想晁错这样的人就应该和贾谊一样，安安心心的做一个研究政治的理论家，而不要实际的参与政治。
第二：执迷不悟、固执己见
“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表面上说的是晁错有国无家、大公无私，宁愿牺牲自己来保全社稷。这也恰恰说明了晁错看问题过于片面、不够周全。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生命都不在乎也就不可能爱惜百姓的生命。
身为一个政治家，实现政治主张、达到政治目的固然重要。可是也不能一意孤行的置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汉初好不容易通过休养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晁错这一道削藩令逼反了诸侯，就又会使天下回到战乱，这与百姓的根本愿望是不相符合的。而晁错很显然并不在乎这一点。
在晁错看来只要自己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就只有雷厉风行、一往无前。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协调。做成削藩本身就是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没有任何东西不能牺牲。自己是正义，自己的对立面就都是邪恶。“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执拗的性格使晁错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第三：好高骛远、急于求成
上文已经说过，政治理论和实际操作是由差别的。
为我们看晁错的削藩策，从头到尾在表述的都是一句话“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这句话本身没错，但作为国家大政方针而言却又是典型的大话、空话。
诸侯王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是事实，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削藩已经是朝野共识。大家的争论的焦点，不是做不做，而是怎么做的问题。
可是晁错却没有回答，比如用什么手段削藩、在什么时机削藩、削藩之后诸侯王会有怎样的反应。中央的军事准备怎么做，针对每个诸侯王又应该分别采取怎样的政策去各个击破。等等这些问题晁错都没有告诉汉景帝。
这让我想起了近代的1840年鸦片战争前，关于禁烟势在必行。可是禁烟中又分为缓禁和急禁。道光皇帝采取了急禁的措施，但是主张急禁的大臣却只知道指挥禁烟，却没有告诉皇帝禁烟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针对禁烟之后英国的反应，大清又怎样应对，又如何利用这些手段进一步推动朝廷的改革。这些统统没有，毫无准备不战败才是怪事。
当时晁错和汉景帝君臣也是一样。削藩如此重大的问题，本来应该仔细研究种种可能之后，做好各项相关准备，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汉景帝因为晁错的一句话说干就干，而对于后来将要产生的后果他们却丝毫没有准备。也许预料到诸侯会被逼反，却没有在军事上提前做足准备，导致开战后一系列的被动。
所以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在《晁错论》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苏轼说的没错，可惜我们在晁错身上既看不到临危不乱，也没有看到徐为之图。
所以内外交困，晁错的命运注定了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西汉初年的政治环境是晁错悲剧的外因
晁错个人的性格缺陷是晁错悲剧的内因
而以下晁错自己找死的建议就是他悲剧的直接原因
袁盎，原本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但此时他已经被晁错借机罢官成为一介草民。但莫名其妙的是晁错居然就对这个袁盎不依不饶，公报私仇要杀死袁盎。
袁盎得到消息只能去找窦婴求救。窦婴见此就找到汉景帝，建议汉景帝接见前吴国丞相袁盎，能得到很多关于七国联军的情报。
于是就在汉景帝单独接见的机会，袁盎就提出了：诛杀晁错使七国联军师出无名的建议。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晁错不因私怨将袁盎闭上绝路，袁盎此时一介草民本来连见到皇帝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会提出杀晁错的建议呢？
这一件就更匪夷所思，让人简直怀疑晁错的人品。因为自己的建议导致国家战乱，如今大难临头晁错却建议汉景帝到前线，自己镇守后方。
要知道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是极具风险的，刀剑无眼，谁都有可能在战场上丧命。而此时晁错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捐躯赴国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吗？他就应该亲自上表汉景帝，请求自己带兵去前线平乱。
这样做有两点好处。
第一是晁错就此领兵在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汉景帝就不能依照袁盎的建议杀他；第二，如果晁错真的率领部队取得战果，平定战乱，难么从此在当朝出将入相，在史书上也会留下“儒将”-晁错的美名佳话。
可惜晁错出的主意是一个比一个馊，汉景帝最终不得不对他这个老师失望了。
杀人者人恒杀之，谁也逃不掉
晁错要杀袁盎，所以袁盎就要建议“诛晁错”
晁错要削藩诸侯，所以诸侯联军就提出“清君侧”
晁错建议汉景帝上战场，汉景帝就把晁错先送上刑场。
晁错之错——再论“削藩策”
谈七国之乱这段历史，就绕不开削藩策。
它既是起因，也是经过，也是最终的结果
那么晁错的削藩策，有没有错，又错在何处呢？我认为错在三处：
晁错提出削藩策有一个前提，就是吴王刘濞必反，反正是要反，还不如去削。吴王真的会造反吗？我们现在根据历史资料来看，吴王刘濞确实有足够的造反实力，这从他后来接到削藩策之后迅速做出反应可见一斑。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削藩策的出现，吴王刘濞在会在汉景帝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造反总之不是事实。削藩策确实是导致七国之乱的导火索。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不必过分争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野心家只要有了足够的条件就必然会有一番作为，比如后来同样要“清君侧”的燕王朱棣。
可是晁错的削藩策的目的可并不是要激起难以收拾的天下大乱，而是从根本上解决藩王问题。如果以藩王早晚必反这种论题作为假设去处理问题，势必造成不能循序渐进的后果。这和有的人认为地球会毁灭，我们今天开始的生活重点就不是保护地球而是逃离地球有什么区别？
削藩，是件大事
做大事就一定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削藩这个观点，晁错并不是开创者，实际上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贾谊是最先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而贾谊的建议当时就没有被汉文帝采纳。就因为汉文帝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还有两大问题是主要矛盾：对内要恢复生产；对外还要抵御匈奴。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和在当时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所以汉文帝接见贾谊的时候，就问一些神神鬼鬼的事情而不谈政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这个情景。
西汉初年，几代西汉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认为恢复经济民生才是重中之重，而黄老之学的核心就是反对胡作非为。而晁错一系列急于求成的举措，自然和这个思想背道而驰。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刘彻先独尊儒术，而后才有了一系列大有为的政策。
汉景帝刚刚继位，经济恢复没有完成，政治地位还不稳固，外敌还虎视眈眈，黄老之学还是治国思想，所以说晁错的削藩策是没有基础的。
一个好的政策是什么？
就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那么削藩策是吗？显然不是。
它的出现直接使得中央和地方的隐性矛盾升级，导致战争直接暴发。
而战争的结果，固然是七个国家的叛乱被剿灭，但是好不容易才恢复的中原经济却也因此遭受打击。
所以直接剥夺诸侯的政治权利虽然“疗程短、见效快”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猛药伤身啊”
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不得不说就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巧妙的利用诸侯内部权力继承的矛盾，既让诸侯的势力逐渐减小，又让得到封地的诸侯庶子对中央感恩戴德。
不得不说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主父偃和晁错之高下，一望而知也。
悲剧之同情
晁错，人如其名
他最大的错误，
就是太相信权利，认为有了权利可以无往不利
就是太相信皇帝，认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
但我们看待一段历史以及评价历史人物也是要有历史的同情
晁错的削藩策固然问题多多，晁错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是凡有前因必有后果。
没有七国之乱剪除了西汉王朝最大的几个诸侯王势力，也不会有汉武帝时期国内的安定政治环境，而有了这个基础，汉武帝就可以着手解决外患，将中华民族带向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