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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定都一般有三个方面的要件:第一,政治基础;第二,经济实力;第三,交通地势。长安、洛阳能成为都城是因为自华夏开阜以来,都是华夏民族的人口中心、经济中心,再加上有利的地形条件,成为天然的东西二京。开封在宋代成为都城纯属偶然,主要得益于人口的集中和漕运的崛起。而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这三个要件都发生了变化,也就决定了中原故都走完了自己成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使命。

一、政治基础的变化

在宋朝之前,中央王朝的政治中心一般都集中在在中原大地上。这个不难理解,毕竟这里是华夏族群的龙兴之地,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的地方。无论宗教、文化、礼制都是来自华夏祖先的千年沉淀。特别是,这里一直是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有足够好的群众基础和前人创造的政治成果。即便是北方游牧民族入逐中原,为了能统治如此庞大的先进文明,也一样改旗易帜,信仰儒、道、佛,融入中原族群之中。故而成为宋朝之前历代帝王定都的首选。

但是自元朝开始,长安、洛阳、开封等地对于统治者来说,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蒙古骑兵南下,曾遭遇南宋军民浴血抵抗几十年。作为种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这场战争的背后,蒙古人是以草原作为后方,汉人则是以江南作为后方。中原汉族人和江南汉族人虽然已隔绝百年,但毕竟同宗同源。蒙古人从来在中原地区就没有任何政治基础,更为不同的是,蒙古人虽然也用汉臣、尊汉学,但他从来没有想像鲜卑人一样真正融入中原族群中,而是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寄生于中原族群。因此蒙古人把长安、洛阳、开封作为政治中心的政治基础根本不存在。

明朝兴起于元末的乱世,但这个政权从开始打天下的时候,主要活动区域就不在中原地区。他的群众基础在长江流域和江南。但毕竟是个汉族人的政权,中原的长安、洛阳、开封作为盛世的故都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朱元璋认为明朝朝廷迁往中原还是有政治基础的,曾考虑过让太子朱标去考察长安、洛阳、开封的故地,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迁都北上。可能这些故都龙气太盛,倒霉的朱标回去之后一命呜呼了。之后,明朝就爆发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而恰恰燕王朱棣的地盘在燕地。比起中原故都,元朝留下了大都城对朱棣来说更有政治基础。

满清入关和蒙古人南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毕竟是外来民族要统治中原。任何群众基础都没有的情况下,清朝也不敢贸然把政治中心放在汉人的核心地区。特别是,满清入关时,还有许多汉人势力在南方地区,比如三藩、郑氏台湾、南明残余势力。所以,清朝把都城放在北京,南可长驱直下,北可退守满洲,是个最佳选择。

二、经济中心的变化

古代定都有个永远都无法绕过的考虑,那就是当地的经济支撑能力。如果当地连粮食供应都成问题,那么朝廷不可能选择因为粮食短缺而无法形成人口聚集的地方。隋唐时期,因为关中缺粮,朝廷多次“就食于洛”,这也是洛阳能在隋唐挑战长安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在北宋时期,开封作为政治中心也和粮食漕运发展有关。讲一个经济中心作为都城,一则是为了以经济为后盾维护政治中心的稳定,二则是保证了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

但自“靖康之耻”之后,南宋偏安江南,北方多战乱,中国大地的经济中心开始逐步南移,从经济层面上,长安、洛阳、开封已经没有了任何吸引力。元朝在选择政治中心的时候,首选排除的是江南,因为那里的反抗势力最为强大,况且蒙古人在江南没有任何政治基础。而这时,燕云地区作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天然分界线步入了蒙古人的眼睛。无论涿郡、还是幽州,历史上,这个地方一直是汉族人建设的重镇,比起经历了无数战乱的中原三都,没有任何劣势,于是元大都诞生了。

明朝除了最初基于政治考虑,定都在南京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经济实力。南京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虽然定都此地多位短命王朝,但它却多次挽救华夏于危亡之际。随着江南得到充分开发,明朝建都时,南京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国家经济中心。而此时的北方故都已经严重衰落至普通州府的经济水平。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继承了元朝大都城给留下的经济政治遗产。

从经济层面上考虑,中原三故都在清代也一样没有争夺的实力。明清时期,北京城已经成为了北方,甚至全国的经济中心。洛阳成为了豫西地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开封还可以被选为河南省府所在地聊以慰藉。

三、交通条件的变化

自古建都之地,往往都是四通八达,水陆交错,有雄关扼守,有山岭依托。从地形上看,长安、洛阳是史上最为成功的一对CP。洛阳位于天下之中,是最早开发的地方,古时多以洛阳为中心形成官道网络。洛阳位于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度地带,东边是平原,西边是山地,伊洛二水贯穿其中形成一个盆地。东边的平原就是大粮仓,虎牢关、轩辕关等镇守于此,往西可退守长安。长安坐拥八百里秦川,东有潼关、函谷关镇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洛阳的天下交通中心地位更为突出了。北通涿郡,南抵江浙,天下物产皆可融通四海。宋代定都于开封,也是基于漕运的功劳。江南富庶之地通过大运河可以将粮食、茶叶、丝绸等物品运往北方。同时,长安、洛阳为交通中心,亦可把天下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送到西方去。

但元明清三代,无论陆运、漕运、还是海运,长安、洛阳、开封都已经是昨日黄花。首先是元朝重新修通大运河,让漕运重新成为沟通南北的黄金通道。但是,这个运河已经不再是隋朝修建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而是后来被我们叫做京杭大运河的河道,疏通的也仅限于东部地区。中原故都彻底失去了交通中心的地位。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通道,丝绸之路逐步被废弃,中原故都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也失去了他原本的作用。在中国明代时期,随着西方探险家门开辟了新航道,大航海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成为了主流。中国东南沿海的商埠逐步开始成为交通中心的有利竞争者。

在元明清时代发达的运输网络中,北方的中原故都不再是国家的交通中心,国家的政治中心亦不再对当地丰富物产有过高的依赖性。

中原故都失去国家政治中心地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历史变迁的作用结果。即便即日沦落为三四线城市,这些故都依然是华夏民族的圣地,依然是炎黄子孙的根。

雕栏玉砌已不在,华夏丹心从未改!此祭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民族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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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语:为什么宋朝以后洛阳、开封的政治中心地位没落?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更容易让大家理清思路的问法,“为什么宋朝以后的王朝不定都在洛阳或者开封?”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都是王朝的都城。宋朝以后有元朝、明朝和清朝,最后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元、明、清三个朝代不在洛阳或者开封定都?”

  • 元朝为什么不在洛阳或者开封定都?

1、元朝前身是大蒙古国,元朝建立时的贵族们都还有草原民族的特性和生活习惯,喜欢游牧,热爱打猎,从大都到草原很方便,而从洛阳、开封到草原就太远了。

2、在蒙古草原上还有众多的蒙古贵族,这些贵族实力强悍,得时刻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方能安心,大都能满足,开封和洛阳无法满足。

  • 明朝为什么不在洛阳或者开封定都?

1、明太祖朱元璋是靠应天起家才得以先后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完成南方的统一。

2、朱元璋称帝之时,洛阳和开封还在元朝势力范围内。

3、朱元璋驱逐元朝势力,完成疆域一统后曾有心将都城迁到开封、洛阳或者西安,还专门派太子去考察,最后念起了北宋故事,开封被放弃了(此时北元势力依然强大),洛阳和西安之间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太子突然去世,朱元璋极度悲伤之下也就有心无力去迁都可(迁都对于封建王朝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情,统治者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

4、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江山后,一心做一位大有为的皇帝,曾多次御驾亲征打击蒙古势力,南京距离北方边界太远,在军事应对及时性上差了很多,就考虑往北方迁都。最核心的考虑就是军事,开封的地理位置肯定是不适合的,无险可守,洛阳倒是可以考虑,但是洛阳到有着丰富经济资源的江南地区没有燕京通过京杭大运河方便。

5、朱棣的的大本营在燕京,跟着他起家的很多功臣也都是在燕京安家多年,定都燕京必然会少很多阻力。

  • 清朝为什么不在开封或者洛阳定都?

1、清朝地小人少,最初能入关也是得益于明朝内乱和一些降臣的助攻,定都在燕京,一旦形势不对,可以迅速回到辽东大本营,而洛阳和开封就做不到。

2、清朝立国后,对于蒙古各部一直都是心怀担忧,定都在燕京,可以更方便地安抚和控制蒙古。

3、清朝进入燕京时,明朝皇宫几乎完好无损,城池建设堪称当时第一大城,再花大代价去洛阳或者开封建都就不太划算。

结语:元朝、明朝、清朝出于军事考虑都不会把都城放在开封,毕竟靖康之耻犹在眼前。至于在元朝定都时,洛阳和大都相比,无疑大都更适合元朝。待明太祖立国定都时,洛阳还在元朝手上。待明太祖想迁都时,洛阳本有可能,可惜遇到了突发情况。待明成祖迁都之时,站在朱棣的立场看,洛阳同样没有燕京适合他。从三个王朝后续发展来看,他们的选择无疑都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中国通史》

《元史》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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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政治地位往往取决于它的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

北宋以前,我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但是,随着汉人逐渐向南方移民开发,至南宋时,经济中心转至江南。洛阳与开封的经济中心的地位,被南京、苏州、杭州取代。

北宋立国之初,旧有古都长安、洛阳的衰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漕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不得已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

北京在农耕与草原的交汇处,进可攻退可守,是个不错的定都之地。元朝定都北京是由于军事需要。

明朝时开始定都南京,后来由于朱棣造反成功,一方面是自己根据地,一方面是防御北方蒙古,也定都于北京。

清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和元朝差不多,一方面离自己东北老家近,进可攻退可守,一方面经过元明两代的建设,北京城各方面已经很完善了。

综上,自宋后,洛阳开封在经济上拼不过苏杭地区的城市,军事重要性上又比不过北京,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就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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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之后缘何以洛阳、开封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或者说它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没落了?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战略形势的改变让洛阳、开封的作为政治中心的战略价值下降。

这一层因素可以从元、明、清三代的辽阔国土加以证明。

元代:元代真正的开端应当是忽必烈时期。为统治较宋代更为辽阔的国土同时亦需要兼顾就有的草原政治中心,立都北京显然是较建都洛阳或开封是更好的选择。

明代:天子守国门的需要。明初洪武时期的首都是南京,这是源于朱元璋成事盖因南京根据地,因此称帝之后将南京作为首都情有可原。然而随着永乐帝登基,作为长期于北元或者说蒙古势力作战的朱棣极其清楚蒙古人的实力。这种实力如若有名将在,派驻北方即可,但若无名将呢?显然由天子亲自镇守国门更为妥当。于是一代英主永乐大帝力排众议定下迁都北京的决定。而他的这一决定在有明一代得到了忠实的执行。明末崇祯帝以在煤山上吊自杀也不愿离京一步可证其志。

清代:清朝作为自元代之后又一幅员辽阔的帝国,其定都北京之举与元代的战略考虑基本一致。东可退满清兴起之东北,北可控依然颇具实力的蒙古诸部,南可压汉部十三省,可以说北京城是满清必选的建都之地。除北京城之外无他处可满足清朝统治者的需要!

二、交通的便利化让首都可不局限于版图的中央。

古代建都洛阳开封的原因中地理因素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缘何?因为洛阳与开封基本处于古代封建王朝版图的中央,有利于联系四方便于统治。但到了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元明清三代,两朝出自游牧(猎)民族(元、清),一朝继承了前朝优秀的马政制度(明)。这给予了三朝充足的马匹资源用于联络传达信息。因此只要有完善的驿站制度,建都北京亦能达到建都洛阳或开封的效果。可以说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古代社会马政驿站最发达的时期!

三、黄河泥沙的淤积改变了洛阳与开封的地理环境,导致守卫难度大于北京。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养育着流域内千万百姓。同时黄河之水的冲洗下,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多个优质的战略盆地。在这些盆地中建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这其中就包括洛阳与开封所在的洛阳盆地。

然而黄河给人们带来实惠的同时亦附带了一个重大的苦恼,这就是黄河携带而来的泥沙。这些泥沙积年累月的堆积下,原本优良的洛阳盆地渐渐失去了天险优势,逐渐变得积累。而反观北京城,北依燕山山脉,西靠太行山脉,有着进守有矩的地理优势,显然比起洛阳开封是更好的选择。尤其是元代之后黄河泥沙淤积导致的多次决堤,让北京的地理优势更加显著!

  • 总结

综合以上三点理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之后洛阳与开封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没落是注定的。而伴随着它们的没落,另一座城市冉冉升起,它就是中国如今的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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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认为北宋不拥有幽燕地区,却定都在地处中原无险可守的开封,是北宋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从防御上,在汉族政权拥有幽云十六州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建都是安全的,反之,以骑兵见长的游牧政权已经屯兵燕山之南,很容易随时突入到河洛一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靖康之变,包括元灭金之战,都充分的反映了这种战略被动情况。从经济上,开封在宋代是运河漕运的枢纽南北要津,有经济及交通便利条件,地处南北之间,确实是很好的天下之中,而此时洛阳已经成为次要位置,但依然是北宋的西京。但该情况仅限于北宋只控制汉地为主的地区,作为京城的条件。

但宋代之后,元代建立,国家版图更广,东到日本海,北到西伯利亚,西到中亚,尽数在元朝版图内。便于辖控中原,同时统治漠北,还以鞭及东北西北的天下之中,北京的优势明显好于开封。

北京地处汉地农耕文明、漠北草原文明和东北渔猎文明的交叉地带。元朝在北京可以控制中原,有变故可以随时退回漠北。明朝在北京,可以依托中原控制威慑漠北,也可以退回中原内地。清朝在北京,可以控制中原,如有不测也可以很快退出山海关,回到东北老家。北京是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可以同时做到进退有序的绝佳定都位置,并且北京近海,有京杭大运河,都便于江南漕运税赋运往京城。

中国地理上,在封建时代能满足民族统治战略、建都所需庞大经济供给,辖控南北的城市只有北京莫属,所以宋代之后开封、洛阳,乃至西安都衰落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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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国家确立统治并控制疆域的神经中枢。自古以来,都城的选择都是封建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它影响着一个王朝统治的巩固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开封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仅只有北宋一朝。那么北宋立国之初,为何会放弃具有山河之险的洛阳,而选择无险可守的开封为都城呢?

北宋立国之初洛阳与开封建都比较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都汴京,号东京开封府,史称北宋。我们都知道,开封虽然是六朝古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地位还是要次于洛阳的,毕竟洛阳曾为东汉首都以及唐朝陪都,建都历史悠久。事实上,赵匡胤在立国后也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却最终取消,而这和洛阳以及开封的建都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虽有“山河之险”,但洛阳建都优势消失

洛阳位于豫西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早在秦朝就是三川郡的治所。秦代五大直道之一的三川东海道就从洛阳经过,而三川东海道是秦汉时期运输量最大的交通干线,可以说是帝国的生命线。洛阳北接黄河,具有先天的水路运输优势,大量物资经过黄河内河航运以及陆路运输都经过洛阳,因此洛阳具有先天的交通优势。

此外,洛阳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西据崤山天险,南有伏牛山为屏障,东有嵩山,北临黄河,再加上四周的函谷关以及虎牢关等关隘要道,洛阳成为了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占据洛阳,东可取函谷关争夺关中之地,西可出虎牢关逐鹿中原,因此洛阳在汉唐时期不是首都便是陪都。

但是唐安史之乱后,洛阳作为都城的优势便消失了。首先便是黄河内河航运优势的不复存在,汉唐时期时期之时,中原地区的水系面貌发生了变迁,洛阳依靠的洛水已经难以通行大船,所谓“漕洛干浅,船艘不通”,自此以后,洛阳的漕运便一蹶不振。这意味着洛阳通过水运体系从全国调动物资的能力不复存在,因此也难以支撑都城所需物资的巨大消耗。

其次,安史之乱时,洛阳遭到的破坏比都城长安更为严重。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蔡州军阀秦宗权横行中原,攻下洛阳后,占据洛阳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无恶不作。此后孙儒和诸葛爽又在洛阳“迭相攻伐,七八年间,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到了五代时期,洛阳城已“卑薄颓缺,犬豕可逾”,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景象。

二、定都开封的地理、交通优势

自汉朝起,大多被王侯将相都将选为建邦立都之地,之所以选取中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原交通便利,与各地联系密切,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开封地处中原中心,北宋时已发展成为“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之地。

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条件相对落后,北宋统治者为达到“临制四海”的目的,特将开封选定为的国都。开封成为北宋的政治中心,主要取决于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庞大的交通网,这张水系交通网向外呈放射状分布,各河流间环环相扣,四通八达。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交通漕运更需要水,由于水运方便,开封自唐以后渐成水陆交通枢纽。后周世宗柴荣着力修治以汴河为主的东京航道,疏通漕路。显德四年,“疏通汴河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汴河水路的通畅带来了漕运的兴盛,江南大批粮食运来以养京师军民,城市工商业获得空前发展。据《长编》记载:

“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汴河漕运解决京师数十万军兵及部分市民的用粮问题,至宋初已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水运通达,财货荟集。因此,北宋定都于洛阳,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为的是开封的漕运之便,供给京师。

北宋定都开封,除了开封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

一、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是逐渐东移

“周公大圣人,建都揽形胜,得天地正中。故数千载而不可废”,这一历史认识无疑会影响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的确立。另外,中原农业文明历来受到北部边境游牧民族的骚扰,计秦汉有匈奴、晋有“五胡”、隋唐突厥,因而提高了北方各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形势,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了辽国,如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辽国的骑兵可以在大平原上驰骋,北宋承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此外,五代时期运河遭受战乱摧残,运输中断,关中日渐萧条,政治中心东移,隋唐时崛起的开封,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军阀争城掠地的角逐场。朱温以开封宣武军力量,代唐建梁,建都开封,开封初步形成全国的政治中心,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都在开封。割据势力虽各霸一方,但基本承认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这为北宋定都开封筑下牢固基础。

二、经济重心南移,漕运愈发重要

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时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垦田迅速扩大,水利得到大发展。人口、垦田、水利促成江南经济空前繁荣,终于使其成为中晚唐财政收入的重点地区,即韩愈所谓“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从此,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格局形成了:北方开始落后于南方。五代十国时黄河流域继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封建小王朝政局相对安定,南方经济与北方的差距拉开。

面对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日渐分离的趋势,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修建运河扩大漕运来加强联系。晚唐以来,以黄河为主的内河航运逐渐衰落,但是政治中心对于江南地区的依赖却更强了,而开封在漕运上没有黄河天险,大大缩短了与江南的距离,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汴河之于京师,乃为立国之本。惟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由此可以看出,开封的汴河甚至成为了北宋的粮食生命线,天下大半赋税都经过这里,因此北宋为了保护漕运生命线的现实需要,定都开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北宋避免藩镇割据,强干弱枝的现实需要

北宋立国之初,如何惩五代之弊,避免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建立起新王朝的长久统治,就成为事关王朝生死的首要问题。赵匡胤为了确保部将不再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伎,便对唐王朝的政治以及军事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是杯酒释兵权,收夺武将兵权,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集政权、军权于皇帝一身。其次是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赵匡胤在收夺兵权的同时,又集天下精兵于京师,即“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调天下军之半常驻于京师,以此防止“重兵在边,京师乃单。拂躯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为躯害”的局面出现。

“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的推行,直接造成“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的后果。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急剧增加,这就要求京城所在地必须满足驻地军民士庶的粮食需要和奢侈用度。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状况下,漕运物资供应直接关系到国家中枢政权的生死安危。

为了这数量巨大的粮食供应,朝廷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而位于运河北段的开封便是当时最适合的地方。

但是,北宋定都开封却忽视了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一、造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

由于失去了长城的防卫优势,辽国骑兵可以直入中原,开封又无险势可倚,北宋只有在军事布局上煞费苦心,将重兵驻守在京城周围,企图以此来弥补军事地理条件的欠缺。宋初,禁军约22万,其中10余万便驻扎在京城内外,“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

此后,随着“养兵”政策的实施,北宋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仁宗皇佑初年,全国军队竟扩至140万。同样,在京军队也不断扩充,结果出现大量冗兵,冗兵必然造成冗费。而冗费的解决,只能靠增加财赋税额,加紧向东南人民搜刮。

年复一年的搜刮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江淮之间“谷常贵而民贫均”,这就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北宋末年,东南人民由于不堪忍受过重的赋税剥削,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的激化,又使国家财政陷于窘境,加深统治危机,北宋陷入了进退不得的两难局面。

二、使得北宋政权过早亡于外患

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属冲积平原,地势平旷,无险可守,周围既无名山为其藩篱,又无大川为其遮挡,地理形势一览无余,外族极易深入腹地,直接危胁中央政权。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以幽州为南京,骑兵一动,开封便只有黄河这道天堑作为屏障了。

北方屏障尽失,使得开封周围的形势愈加严峻。后晋将都城定在开封,对这一政权的存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晋企图摆脱契丹控制而发动北伐时,契丹击溃了晋军,迅速转入反攻,从反攻至攻陷开封,前后仅用二个月时间,可见开封门户之洞开,防守之薄弱。

北宋以开封为都城后,虽上下都希望收复幽云,但收复失地并非易事,契丹铁骑仍可随意南犯,没有任何限制。尤其在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深入宋境,十一月,直打到开封北郊之重镇澶州。急书一夕五至,朝廷上下为之震恐,此事实际上给宋都开封敲响了警钟,但是宋庭上下却没有重视。

此后,金灭辽,在一年内的时间里对北宋发动两次进攻,由金境迅速突破到开封,开封无险可守的后果最终显现出来,宋钦宗在城破时搏膺悔恨,悔恨当初没有听从种师道迁都之议。

北宋立国之初,旧有古都长安、洛阳的衰落,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漕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此不得已定都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统治者出于去藩镇之弊的需要,再加上应对北方军事威胁的现实需求,将重兵屯聚于京师附近,加重了北宋的冗兵、冗费的局面,激化了阶级矛盾,最终北宋在金的铁蹄下覆灭,而开封也永远失去了都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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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虽然也是古都之一,但和洛阳相比还是有些不够看,二者难以相提并论。

开封地处河南东部、中原腹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要害枢纽之处,先后有8个朝代在此地建都,“八朝古都”的美名也是由此而来。但我们仔细追溯开封历史,虽然是“八朝古都”,但除了夏朝以外,几乎都是割据王朝,比较大一点的只有宋、金,而且还不是大一统王朝。

反观洛阳,古称洛京,地处河南腹地。先后有殷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朝代在此地建都。其中,殷商、西周、东汉、隋唐武周都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

宋代以后,开封和洛阳逐渐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没落为地方行政中心,往日辉煌不复存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从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民族融合完成,对外贸易和海洋贸易的高度发展让原本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原本的中原地区迁移到了南方平原地带。

第二,明代以后,随着东北平原游牧政权的高度发展,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囊括入中国版图之后,中国的版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长安、开封已经无法满足当时政治需求,政治中心开始东迁,最终定都于北京。

都城,作为一个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能否满足时代需求是其本质,其变迁过程也源自于当时的世界大环境和政治经济基础。所以开封、洛阳在宋代以后走向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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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帝王的理想建都之处莫过于关中地区,因为关中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外部地形犬牙交错,内部又有的纵深。只要把守好关中四塞,外部强敌难以入侵,关中势力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帝王之资。

然而由于关中地区的过度开发,特别是隋唐以后,粮食不能自给,唐朝时期关中屡次粮荒,导致唐朝的皇帝如同乞丐一样要去洛阳“就食”,你说尴尬不尬?

那么问题来了,洛阳为啥有粮食呢?答案是大运河。唐宋时期的运河和现在不一样。

唐宋时期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所以洛阳粮食充裕。开封也是同理。所以宋朝时期干脆定都开封。

然而开封有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无险可守,这也是靖康之耻的伏笔。其实宋太祖赵大哥看出这个问题了,所以一直想迁都洛阳。但是赵二反对,因为赵二是开封府尹,开封是赵二的势力范围。所以赵二的马仔们纷纷上书,说什么江山在德不在险,最后成功把水搅浑了。佛家讲究因果报应,要是赵二当年能预知自己的子孙有靖康之耻,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洛阳的条件其实也不好,仅仅强于开封。洛阳西有崤山、函谷,东有荥阳、虎牢,北有黄河、孟津,南有龙门、伊阙,加之运河输送粮草,所以比开封是强多了。然而洛阳和关中比起来,战略纵深过于狭小,所以古代帝王优先选择关中,洛阳始终是第二选择。

到了元代,定都北京可以很好的平衡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统治者向南称帝,向北称汗。北京最大的缺陷就是脱离中国的经济中心。所以元代统治者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对运河截弯取直,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

明朝建立时,都城一开始定在南京,这样政治中心倒是与经济中心重合了,然而南京处于长江下游,不利于防守。所以朱元璋打算迁都西安,然而西安地区过度开发严重,地下水普遍受到污染。导致跑去考察的太子朱标去了一趟就病死了,朱元璋以为不祥,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朱棣后来以天子守国门的理由又迁回北京。

到了清军入关后,北京对清朝而言,十分理想,兼顾了关内关外,又有运河输送粮食。所以清朝也就成为第三个在北京建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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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下我的观点

在宋朝和以前的朝代,每朝首都基本都在中原,或者中南部富庶的城市,比方说开封,洛阳,西安,南京,杭州。

宋代以后元朝,金朝,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大本营在北方,北京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都比较适合当首都。然后到了明朝,本来京城设在富庶的南京,后来燕王朱棣成功上位,刚刚好,朱棣的封地刚好在北京,他的势力在这边也比较庞大,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迁都北京。

到了清朝女真族,大本营在东北,北京正好俯视中原,连接蒙古,靠近沿海,离东北也不算远,也就顺利接盘。

然后到了民国,首都设在南京,后来新中国成立,因为当时国际形势,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遂定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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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宋朝以后,洛阳、开封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没落了?我是历史飞凡观,非常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整个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的断绝和海运的兴起,整个华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从西向东转移,所以像西安、成都、洛阳、开封这种内陆型城市慢慢的衰落,当然西安和成都至今仍是省会城市还是区域中心,而洛阳、开封则沦为三四线城市,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是外部因素,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隔绝了东西方的贸易,使得西方不得不开辟海上航线,而且从唐朝时起,广州港就已经开埠与外商做生意了,当时在广州的大食商人就非常多,宋朝时在泉州的胡商也很多,港口城市的兴起带动了沿海及江南一带的富庶,所谓的马太效应也因此发生,基本奠定了此后我国的经济格局。

再就是内部因素,洛阳的兴起是在汉唐时期,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北邙山就在洛阳,可是洛阳附近的洛水太小,支撑不起一个国都的经济往来,于是宋朝时国都迁往了河流运输更便捷的开封,但是开封也有两大难题,一个是无险可守,不像洛阳好歹还有虎牢关等关隘,另一个是离黄河太近,而且宋朝时开封附近的黄河就是地上悬河,这是一道挂在大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不小心就会的灭顶之灾。

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大梁城就在开封,不过后来被秦军掘开黄河淹没了,而宋朝的都城开封城也在现在的地底一百多米,所以不治好黄河开封城始终是不保险,而治理黄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堪堪解决,所以封建社会时黄河问题根本无解。

再加上一个国家的资本总是有限的,明朝时河南多是藩王的封地,根本产生不了什么资产阶级,所以也没有什么商业和文化事业,而此时的北京以“天子守国门”获得政治地位,南京以江南重地在明清两朝也得以长期繁荣,另外像苏杭则是自唐朝时期就以繁华出名,而且此地在明清以科举进士多而闻名,另外福建人也在宋朝之后崛起,成为科举大省,广东等地虽然科举一般,但是与海外通商则是持续千年之久,所以国家的精力多在东南沿海,要不就是西北边防,总之再也没有精力投入到中原膏腹之地的河南了,而洛阳、开封也没有了崛起的机会。

尤其是铁路兴起后,洛阳、开封的小老弟郑县异军突起,成为中原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郑县也随之改名郑州成为省会城市,彻底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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