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后的对日基本政策》其实和美国的《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大同小异。但是第一部分规定了占领政策有两项最终目标：“（甲）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乙）尽速树立一民主和平之政府，以履行其国际责任，尊重他国权利并支持联合国之目标。”
肯定不是啊，美国虽说是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在盟国对日军事占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起重要作用。但是，其他反法西斯盟国也同样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必然对日理事会和远东委员会在制定对日占领政策上，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三个文件也不都是美国制定的，《波茨坦公告》和《投降后的对日基本政策》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制定的。
因此，在占领日本的初期，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对日占领的目标是基本上一致的。正如以上三个文件中的主要精神，最终的目的是将战后的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其中，盟军占领政策的核心是将日本非军事化。是指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所有军事力量，拆散日本本土所有军火工厂，解散其一切军事机构，肃清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太平洋战争的本质是日美帝国主义争霸太平洋及亚洲大陆的战争。因此，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也必然会具有其帝国主义性质。虽然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就占领日本政策在初期能够基本保持一致，但是他们之间的战略目的显然不会相同，时间一长，两者的对日占领政策，会展现出本质上的区别。
朝鲜战争是如何导致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转变的？
在美国军事化占领日本的初期，麦克阿瑟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解除了日本700多万的军事武装，解散日军的大本营、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省、海军军令部等一切军事机构。之后，占领军又废除了日本的《国防保安法》、《兵役法》等军事法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
最重要一点是，美国帮日本制定，并于1947年5月3日颁布实施了《日本国宪法》。其中，《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成为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保证，也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重要保证。”
可见，美国在占领日本的初期，在执行前面三个文件所规定的有关非军事化的诸项要求时，还是很认真的。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政策发生了转变。
1950年7月8日，美国政府通过麦克阿瑟下达指令，要求日本吉田内阁筹备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且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8000人，并拨给了吉田内阁12亿日元的相关军费。
这意味着，美国重新成立了日本的军事武装力量。
1952年10月，美国又把警察预备队改称为保安队，1954年7月进一步颁布《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将保安队改为“自卫队”，并成立了防卫厅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健全了统帅指挥机构。
日本自卫队配备了陆、海、空三大武装力量，拥有健全的统帅指挥机构，这显然是对占领初期政策的改变，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
日本建立了自卫队，是否就意味着军国主义复活？
事实上，美国也曾经一度想利用服部卓四郎等日本旧军人来建立警察预备队。但是在意识到服部等人有借助美国之手，重新复活昔日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倾向，美国就没有选择他们。后来，美国人另起炉灶，从日本的文官系统中招募了预备队的干部。
一个军队的性质，不是叫什么名字决定的，而是它服从谁的指挥。因此，在建立日本警察预备队时，美国人非常重视对它的指挥权。
对此，在日美《安全条约》草案中注明了：
“在日本领域发生敌对行为时，根据合众国政府的决定，警察预备队及日本的其他一切武装部队，将置于合众国政府任命的最高司令官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之下。”
这说明了，日本的警察预备队或自卫队，虽然名义上是日本的，但实际上是附属于美军，要为美国的战略服务。
在建立日本的武装力量时，美国对昔日劲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有警惕的。美国曾考虑缔结包括日本、东南亚、大洋洲的太平洋安全条约。其目的之一是防范日本再次变成侵略性国家。因此，建立警察预备队或建立自卫队不是复活昔日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因此不能说是历史的倒退。
美国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根本原因是因为蒋介石的失败
二战结束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彻底失败，英、法两个传统帝国的实力又大大地削弱，而与欧洲隔着大西洋相望的美国却依仗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
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公开叫嚷说，“美国今天是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不是自吹自擂。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
杜鲁门好一个“挑起领导的担子”，说的美国人多高尚的似的，你想当领导也得问问其他国家愿不愿意让你当领导啊。在国际政治中，所谓的“承担责任”其实就是称霸世界的同义语。
当时的美国的全球战略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
欧洲是近现代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所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尤其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逐渐成为现实后，也是美国在战后抗衡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称，美国援助土耳其、希腊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要接替昔日的大英帝国，填补东地中海的权力真空；并指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并且宣称，世界已经两极化，已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极权政体”，一边是“自由国家”，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抉择；因而宣布了“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即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守护神的使命，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
这就是被誉为冷战开始之标志的“杜鲁门主义”。因此，作为抗衡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基地，欧洲成为了美国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对德的占领政策，是先于对日本发生转变的，而且力度和广度都超过日本。这时候，美国之所以没有过多地担心亚洲，是因为美国相信并扶持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相信中国可以在亚洲与苏联抗衡。
虽然，美国内部以周以德、麦克阿瑟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欧亚并重”，但杜鲁门、马歇尔等掌握实权的人还是努力地推进“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
然而，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原本在美国人“掌控之中”的亚洲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美国不得不将亚洲的战略等级提高。
美国企图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变成其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称霸亚洲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举歼灭了国民党154万精锐部队。在美蒋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后，美国的远东战略也即将崩溃。在这种紧迫形势下，美国也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所以，在道奇赴日担任最高财政顾问前，杜鲁门对他说，中国的事态进展，使得日本的重要性倍增。
道奇在年底对国会的报告中称：“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在这一地区事态的倾向，就强调了我们加强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们将来的远东政策的发展，要求把日本作为今后向远东地区援助扩张的跳板和供应基地加以利用”。
从此，日本取代了国民党蒋家王朝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成为美国在远东推行其战略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
美国一方面实施“道奇计划”，稳定日本的经济，另一方面，在对日本的去军事化问题上，也开始了战略性的转变。
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乔治·凯南赴日本经过一系列的考察后，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一份报告，称日本有“共产主义化”的危机，美国应该果断地采取遏制措施。
为此，凯南提出了著名的对日十一条建议：
- 一、永久性地占据冲绳；
- 二、重建一定限度的军备；
- 三、为防止共产主义化，加强警察力量；
- 四、恢复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权利；
- 五、限制远东委员会的权利；
- 六、缓和赔偿；
- 七、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对已实施的不加压力；
- 八、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该批评修改；
- 九、缓和对新闻的检查；
- 十、及早发现和处理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中的无罪分子；
- 十一、日本文化的亲美化。
凯南的十一条意见成为美国在对日政策转变中的主导性意见，凯南为中心的美国国务院也就掌握了这一政策转变中的主导地位。
1948年6月，柏林危机使得美苏矛盾激化，而中国的形势，也因为辽沈战役的打响开始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和陆军总部于1948年9月24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各自的报告，既以凯南的“十一条”报告为蓝本的NSC-13-1号文件。10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通过了针对部分问题（将远东委员会和赔偿等问题暂时搁浅）转变对日占领政策的NSC-13-2号文件（以NSC-13-1号文件为基础的升级版）。
然而，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平津和淮海战役，并获得了伟大胜利。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要举行和平谈判。但是，4月20日，两党在北京的和谈破裂，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相继解放南京、上海。
亚洲的形势急转直下，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5月又通过了NSC—13—3号文件，完全同意了美国国务院、陆军部的意见。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已经改变对日占领政策，并以文件的形式下达了最后的决定性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才有了自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