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是不是源于分封制？为什么？

Answer 1

“士族”和“士”不是一回事。

“士族”，是个“专有”名词，特指东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世家大族”，亦称“世族”或“势族”。

《晋书.许迈传》曰：“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

《宋书.恩倖传序》云：“郡县抟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

也是在东汉以后，非“世家大族”者，称“庶族”或“庶民”。

还是《宋书.恩倖传序》：“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所以，“士族”和分封制没任何关系——从西周始分封算，前后差着大约一千五百年呢。

“士族”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皇权的衰微。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豪强自重，一方面使东汉皇权风雨飘摇，另一方使权臣和大地主们迅速坐大。

其次，始于西汉的“察举”选材制度，到东汉完全变味。

那时，“考试”无足轻重，“举荐”才是根本。

王充在《潜夫论》中说：“察举”“既不能昭练贤鄙，又劫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嘱托，请谒填门，礼贽辐辏。”“察举”完全成了权臣贵族和大地主的出名进仕之路。

再次，皇权式微，无力掌控经济，于是世间财物特别是土地，大多落入权贵豪强之手。

这是“士族”迅速崛起的重要经济原因，同时也使最广大的农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东汉末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黄巾之乱”。

因此，东汉以后的所谓“士族”，即谓有别于“庶族”的豪门——不仅指包括家族累世位居高官的“世族”；亦指家有权势且掌有巨财的“势族”。

曹操于曹丕，曾试图改变东汉末年的这种局面。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曹丕称帝后实施“九品中正制”。这些措施，尽管有过些微作用，但已经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历史大势。

一俟司马氏三代掌权，完全将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转移到各大世家大族方面，就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横行的时代。

《新唐书.柳冲传》记述了南北朝士族大姓的状况，其曰：“过江则为侨姓（按：指南逃避乱的北方士族）：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按：指吴国旧地贵族）：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

隋唐开国的杨家和李家，其实也是士族。

但到了唐朝，原有的“士族”势力开始衰微。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奈，又有新起的“藩镇”军阀取而代之了。

于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军阀不可能坐大了，但军队战斗力也大大下降了，以致抵御外侮屡战屡败。

说到这里，对本题目的回答可以画上句号了。

关于周朝的“士”，再另外多说几句。

周朝的“士”，首先是“官名”。

《礼.王制》说：“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是说，在诸侯这一级下面还有这五等，其中有三等是“士”。

“士”，还可以是掌管刑罚的官员。

《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舜任命皋陶担任掌管刑罚的官，官名叫“士”。

正因为“士”是官吏，因此才有“士民”的说法。

《诗.大雅.瞻卬》云：“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市民”就是“官民”。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士民”成了“四民”之首。其他三民是——商民、农民、工民。

此时的“士民”，仍然有别于“庶民”，是正在学习做官的人。

正因为这样，那个时候的“士”字的本义，是做“事”。同时，“士”又通“仕”，“仕”也是为周王或者诸侯做事。

所以，说周朝的“士”，是最下层的贵族，当无问题。

Answer 2

士族是不是源于分封制？答案是否定的，但士族确实跟分封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我国历史上士族的起源、发展与衰亡过程。

士族的起源

士族士族，有了士才有士族，要说清楚士族的起源，就要先解释士的起源。《说文解字》指出：

士，事也。数始於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

也就是说，最开始的士，指的是做事情的人，但人人都要做事，这里的事情具体是指的什么呢？按照《白虎通》的解释就是：通古今，辨然否。那就很好理解了，最早的士，大抵上就是最早的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底层贵族，《孟子》中提到：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 周代社会等级

可见，到了周朝，整个社会的贵族阶层从上到下大致可以分为周天子、卿、大夫、士。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士作为夹在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低级贵族，并没有太多的特权，却又比庶民地位更高。之所以说士族与分封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于士，最开始就是在分封制之下发展壮大的。

等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势力日渐衰微，周代那一套维持统治的封建秩序也因此开始逐步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贵族阶层不可避免开始流动，有些大夫，会被贬为士，而有些庶民，又会升级成士，这样一来，士的队伍就越来越庞大了。

战国时群雄并立，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都盛行养士之风，于是士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等到秦汉一统之后，“礼贤下士”也成了用来判断当权者是否英明的标准之一，这就是“士”这一阶层出现和发展的历史。

• 先秦养士之风

古时候，因为没有纸，没有印刷技术，除非家学渊源，否则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难于登天，而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他可以把自己毕生所学记录下来，传给自己的儿孙，儿孙们继续开枝散叶，一代一代的积累，家族势力越来越根深叶茂，于是，士族就出现了。

士族的发展

士族的雏形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到了西汉时期，士族开始逐渐定型，但真正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则是在东汉年间。

西汉初年，开国功臣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等皆出身寒微，并且后代很快衰微，并没有形成世代承袭的大家族。一直到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大力推行察举制度，提倡儒家学术，广纳人才，一时间，文官武将人才辈出，这些人就成为了后来士族的根基。

后来王莽篡汉，刘秀起于草莽，依托于地方豪强大姓的武装力量，先后剿灭了刘永、彭宠、隗嚣、窦融、公孙述等势力，虽然刘秀后来采取了退功臣进文吏的做法，但此时豪门士族的力量已经不可抑制了。

• 刘秀剧照

等到东汉后期，因为外戚和宦官轮番干政专权，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约束能力大幅度降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地方豪门士族的势力愈发壮大，并逐渐侵蚀到了上层权力机构中，慢慢的，到这时，士族就成了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力量。

士族的鼎盛

三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样“四世三公”的显赫的士族，但曹操当权时，一反常态，开始打压豪门士族，重用寒门子弟。然而这些士族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曹操顶多就是不用他们，却无法除掉他们。于是，他们依附于司马氏，一步步篡夺了曹魏的政权，依托于九品中正制，正式迎来了鼎盛。

魏文帝曹丕刚即位，就采纳了尚书令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开始的时候，九品中正制在评判人才的时候，需要从家世、道德、才能三个维度进行审核，但随着士族的渗透，后来这一制度中最重要的“中正”，都被士族垄断了，这些世族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 魏文帝曹丕剧照

九品中正制原本是一种在察举制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的进步制度，但因为士族的操弄，变成了一种分权游戏。在九品中正制的加持下，士族子弟只要有个好出身，无须有才能、有道德，就可以进入仕途，然后一路平步青云。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西晋的迅速灭亡而消亡，反而变得变本加厉了。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永嘉之乱爆发以后，中原残破，晋室衣冠南渡，司马氏之所以能在江南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王导与王敦兄弟，于是王氏也就备受倚重，甚至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敦曾经起兵叛乱，晋元帝竟然说出可以把江山让给王氏的话来，可见王氏势力之大。

而东晋一朝，除了王氏，还有谢氏、庾氏、郗氏、桓氏等诸多旧有士族或者新兴豪门纷纷坐大，两晋时期，可谓是士族势力最鼎盛的时刻。

士族的衰落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陈亮把魏晋六朝时代统一说成士族门阀垄断权力的时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够准确，因为东晋以后，士族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当一个阶层可以无条件享受的时候，他们的能力一定会逐渐退化。士族在巅峰时期，享有太多的权力，也导致了他们不思进取，醉生梦死。于是在东晋政权的后期，随着北方异族压力的加重，寒门庶族势力开始有了抬头的机会。

事实上桓温氏原本就不是豪门士族，桓氏一度差点颠覆了东晋政权，后来淝水之战中，刘裕开始脱颖而出，并逐渐掌控北府兵，成功取代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那之后，庶族中一些有能力的人开始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

• 宋武帝刘裕

同时，南北朝几百年时间内，天下很少有太平的时候，内乱与外战连年不断，当权者也不得不依靠一些杰出的庶族人才，等到隋唐重新一统之后，科举制度开始实施，士族垄断权力的时代就彻底被终结了。

结语

不过，虽然进入隋唐以后，士族垄断上层权力的时代过去了，但士族本身并未消亡。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士族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科举制度的出现，确实也给了寒门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话说回来，那些寒门子弟有朝一日登上高位，往往又会把自己的家族变成一个新的士族，屠龙勇士最终变成了恶龙，士族从未消失，只不过换了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存在着。

Answer 3

士族也称为世族，是指世代做官的大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士族的形成却是在两汉，发展是在三国，辉煌时期就是两晋，直到唐朝实行科举制，士族才真正的没落，那么士族从何而来？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有何不同？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

先大概说一下秦朝之前的贵族，秦始皇统一天下前，整个天下实行的是贵族政治和分封制，周天子靠分封制这个基本国策，将整个天下分封成若干个诸侯国，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建立起“国”，诸侯王就是一国之主，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建立家，卿大夫就是一家之主，卿大夫分封士，士就是最低一级的贵族，算是卿大夫的家臣。

夏商周分封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等级森严，从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贵族阶层构成了封建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层，作为最低等级的士阶层是没有封地的，从属并依附于卿大夫阶层，以俸禄为生，在贵族阶层中的地位也是最低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春秋战国的士阶层实行的世卿世?制，所有的官职和爵位都是可以世袭的，一日为士，万世为士，只要祖先是贵族的，他的后世子孙即使什么也不做，照样还是贵族，可以继承先辈的官职和爵位，除非犯法或在政治斗争失败，会被削除官职和爵位外，极少有官职和爵位不能世袭的。

中央集权官僚制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由来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之前的贵族政治完全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官僚制度，由皇帝任命所有地方长官，皇帝牢牢控制着所有重要的人事任命权，中国历史开始走向中央集权制。

刘邦建立汉朝后，基本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又有所区别，刘邦在成功统一天下之后，为了安抚天下人心，对于在战争中有功劳的人进行大肆封赏，刘邦一口气分封了8个异姓王和145个列侯，异姓王大多后来被刘邦消灭了，刘邦转而分封同姓王，除了同姓王之外，刘邦分封的145个列侯则基本上沿袭了下来，这些列侯就是士族的前身，也是士族的来源之一。

士族

刘邦所分封的145个列侯爵位是可以世袭的，除非犯法或者没有男性后代，才会取消爵位，注意列侯也许有官职，也许没有，而爵位是一定有的，有官职的列侯的官职不能世袭，而爵位可以世袭，列侯作为西汉时期的特殊阶层，也可以称为功勋阶层，在西汉两百年的历史上逐渐发展成了为一个全新的阶层，就是士族。

因为刘邦所分封的列侯，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较高，因此他们也有较好的条件享受教育、医疗、进入官场的资源，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多在政府当官，再加上西汉时期的家族一般即使是分家，也是关系较为亲密的家族，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大家族。

这些大家族经过两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世代为官，世袭爵位，又在地方上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因此也被称为门阀，到了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刘秀在部分大家族的支持之下脱颖而出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本人也是出自西汉皇族，刘秀的政治基础就是门阀士族，因为他们既当官，也当地方，也称为地主豪强。

士族与皇权共天下

再经过东汉近两百年的发展，士族到了东汉末年时非常强大了，强大到可以左右地方势力，但是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有兵才是王，当时的士族只有依附于军阀才能生存，三国建立后，以司马家为代表的门阀士族联合其他受曹爽排挤的士族，夺取了政治权力，最终建立了晋朝，晋朝其实就是皇族与士族共天下的朝代，也是士族的黄金期。

三、士族就是来自分封制

士族的来源就是从刘邦分封列侯开始的，所以士族的形成就是因为分封制，但是魏晋时期的士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是不同的，相比较之下，士族是独立的，是有官职和爵位的门阀大家族，而士阶层是依附于卿大夫的最低等贵族，士阶层一般没有土地，士族不仅有土地，而且还有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并且拥有大量田产，还有大量依附于自己的佃农、部曲、宾客，士阶层政治权力较低，只有靠卿大夫的任命，而士族政治权力则很大，通过其掌控的进入官场的大门，不同的士族相互联合，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晋朝甚至左右了皇权。

刘邦分封列侯

虽然刘邦的分封与春秋战国的分封不同，但是刘邦分封列侯的行为本质上仍然是分封制，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创造了一个辉煌了近800年的特殊阶层--士族。士族很多都是几百年以上的大家族，经过数百年的沉淀，无论是财富、官职、爵位、实力、影响力都是非同异常的。

四、士族的来源

士族的第一来源就是功勋阶层，既包括刘邦所分封的列侯后代是士族的主要来源之外，还包括刘秀分封的功勋后代，除此之外，士族的另一个来源就是皇族，自汉武帝推恩令后，大量的皇权被迫沦为士族，甚至普通平民，因为上一代的家产需要所有后代一起分，所以越分越少，分到最后，就没有东西可分，只能靠自己实力去做官来赚。比如三国时期的刘表、刘璋、刘虞等人，虽然是皇族的身份，但已经属于士族了，而刘备则是普通平民的皇族。

士族

士族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家财万贯的商人等，地主有田，商人有钱，这些都是资本，然后他们培养自己的后代进入官场，或者干脆用钱来买官，东汉末年的汉桓帝和汉灵帝都是卖官的典型，所以他们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士族。

Answer 4

士族并不源于分封制，它的形成主要与汉时察举征辟制密不可分。

汉时，中央赫尔地方上的官僚根据考察，将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授以官职，或者直接划为自己的僚属。有权力的官僚可以借此培养自己的势力，荐主与被荐者之间在政治上形成类似君臣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存在着明显地依附关系。

久而久之，官僚们通过不断地荐举士人，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荐主为核心的私人集团。到了东汉，这种模式呈扩大趋势，察举征辟的基础乡闾评议逐渐为地方上的一些亡门大族所操纵杆，选举大权也随之为他们所控制，以他们为核心主持的私人集团，亦逐步演变为以领导这一集团的家族为中心的士族集团，这就为士族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大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

“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划，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局面再起。

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阶层的代表，与士族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孤儿始终对士族集团采取抑制和打击的政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不入士族之流但有治国用兵之能的人。这样做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门阀士族控制选举的局面，巩固了政权。

但曹魏政权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是并未调和，士族在曹魏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曹操死后，为缓和与士族矛盾，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

曹丕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实质上，九品中正制仍是东汉察举制的延续和发展，士族集团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重新控制了官员的选举权，并将其进一步扩大化、官方话、从而确保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权，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门阀士族正式形成。

唐高宗时重修氏族录，改成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姓氏录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界限，成为门阀走向灭亡的信号。

高宗之后武则天掌权，受到了许多贵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者的反对。为巩固政权，她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势力，关陇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她进一步发扬科举的作用，进行了改革。大开科举，使得许多次等士族得到了进入中央机构的机会，同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地方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这样做使得门阀赖以生存的晋升体系破坏，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即使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很那再出现“累世公卿”的局面，对于门阀衰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及至北宋，门阀士族彻底消亡在历史长河里，一个崭新的，不以私人豪族集团为依存的士人阶层出现了，这就是士绅阶层。

Answer 5

我认为“士族”并不是源于分封制。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首先来看分封制下的社会阶层。分封制成熟盛行于西周，那时的“天子”将土地分给王室子弟、功臣或古代帝王的后裔，所封之地称为“诸侯国”、“封国”或“藩国”等等。

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和人民分赐给士这样层层分封下去，形成了贵族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这种阶级等级下，“士”是最低阶的贵族官吏，“士”以下是平民（奴隶），所以分封制中是“士”而不是“士族”。

第二、“士族”是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它的渊源可追溯到东汉世家豪族，当时地主豪强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逐渐在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也有极大的提高。到了魏晋时期，九品中正规定门第为定品的主要条件 ，那么魏晋士族必然是当朝显贵。如琅琊王氏、 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都是威重一时的名门望族。

“士族”在东晋时期达到了极盛，到了南北朝时开始衰落，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中部分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家族所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是与庶民相对应的一个权贵阶级，与分封制下的“士”不是同一概念。

第三、“士”、“士人”作为一个特定阶层，一直在演变中存在。春秋时期出现了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当时将他们称为“士”，再后来，它逐渐成了知识分子的代称，特别是在宋朝以后，“士”就成了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用它代指官阶。

所以，“士族”并不是源于分封制，“士族”和“士”是有根本区别的。

Answer 6

士族并非源于分封制。而是源于夏朝确立，西周最终完善的宗法制。

宗法制也可以理解为嫡长子继承制。

简单来说，天子的嫡长子是下一任天子，其他庶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是下一任诸侯，其他庶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是下一任卿、大夫，其他庶子为士。一张图可以看清宗法制的传递规则：

而士这个阶层的庶子就是平民，平民阶层的庶子就是奴隶。

可见，自西周始，自士阶层向上，就是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

又因为在这一时期，有学习知识资格的只有统治阶级，所以后来士又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通称。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招揽人才扩大影响，让手下的卿大夫广泛招揽“有识之士”为其出谋划策，其他的士为了生存拥有了一技之长，或是出席红白喜事，或是摆摊经商，或是设坛讲学，其涉猎之广泛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一个群体。

▲春秋时期的晋国六卿，是历史上有名的士族群体

战国时期，士阶层出现了专门为诸侯国摆事的群体，他们能代表一国出使他国，充当说客，成为纵横家，甚至是刺客。

秦汉时期，士阶层分化为士大夫和士人。士大夫泛指在军队或京中/地方任职的官员，而士人则专指文人知识分子阶层。

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让士族阶层迅速强大。九品中正要求选官必须是官员后代，由政府根据士人的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评定不同品级，然后授予各种官职。士人阶层成为做官的主要群体，而非士族的庶民则无权入朝做官。

九品中正制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出现让庶民也有机会成为朝堂之臣为国效力，士人垄断做官资格的时代也就此结束。

▲不分出身，不论贵贱，想要做官，必须通过科举考试

但士阶层在朝堂依然广泛存在。自魏晋以来，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基层陷入无政府状态，形成了如坞堡、自然村一类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被以士绅为首的强大宗族牢牢掌控。从最初的稳定地方和平到后来的垄断地方统治，俨然成为了地方自治政权，甚至影响周边地区，威胁中央政权统治。北朝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启用士族阶层稳定政权，这也是一种妥协与无奈。

▲源自王莽之乱的“坞堡”，是一种民间修筑的自我防卫性建筑(图片转载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回过头来说说宗法制和分封制。

有人会问，这两种制度互为表里，有什么区别？

周朝崇尚礼法，宗法制和分封制就分别是礼和法的表现形式。分封制是制度化的宗法制，而宗法制则是分封制的血缘基础。若无血缘之纽带，也就无分封之依据。

综上，士族源于宗法制，而不是分封制。

Answer 7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我认为士族就是源于分封制。下面我从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要弄清楚士族是不是源于分封制，我们就有必要从“士”的源头说起：

一、士的含义

“士”的最基木的含义,大约就是成年男子。故士、女每可并称。

对于“士”字之构字初义,学者聚讼纷纭。或谓士字从十从一,推十合一为上,如许慎;或谓士字为牡字之所从,牡为雄畜而士为男子,如王国维;或谓士象阳物,用以指代男子,如郭沫若;或谓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通事,男子以耕作为事,如杨树达;或谓士字为人端拱面坐之象,士为官长,如徐仲舒;吴其昌考诸字形,以为士、工、王、王数字形近,均为斧钺之形,又征诸文献,指出斧钺既为战士之武器,又为王权之象征,故可以用以表示士、王。

指称氏族正式男性成员的“士”居然与高高在上的“王”同字或形近,这一点或许会引起疑问。但其实这并不奇怪。以指称成年男性之词用作直接称呼之时,往往有尊人或自尊之意。“士”既然是“男子之大号”,亦即男性与战土之尊称,那么以之为氏族首领之称,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一称呼,意味着他具有高于一般氏族成员的资质,进而就意味着他拥有统辖其他氏族成员的资格。

古之官称时或以所掌之人命名。如掌工匠之官称“工”,掌射手之官称“射”,掌诸子之官称“诸子”,掌公族之官称“公族”之类。 准以此例掌士(战士)之官亦称“士”。氏族之中兵民不分,成年男子皆是战士,氏族首领同时也是军事统帅;而古称“士”之官,如 “士”、“司士”、“大士”之类,皆与“刑”有关。

古兵刑不分,刑法生于军法,广义说杀伐之事皆属于“刑”士,王二字皆斧形,而斧钺既象征杀伐征讨的权力,又象征治军行刑的权力。虽然后世兵、刑渐别, 但士为主刑之“理官”一点,仍然反映了称士的那些官职最初的军事首领性质。“王”是战士的首领,诸士之长,因此士、王初本字或形近,也在于“士”是战士的尊称。

二、士阶层源于分封制的原因

“士”的基本意义既然为成年男子,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称呼,最初它似应包括氏族中的所有男性正式成员。士作为氏族正式成员,其最基本的义务便是劳作与战斗了。《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长”即加冠以后。又《盐铁论·未通》:“古者…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冠礼“三加”之一为武弁,这又说明士是正式战士。

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大约只存在于非常古老的时期。无论如何,随着社会进化、社会内部发生分化,王之含义便不能不因之而复杂化这种分化最初所采取的形式,看上去颇类似于社会科学所谓“等级分层”的过程;而这个进程伴随分封制度日趋完善。分化的最初结果,则是一个士阶层的产生。

至少对商周历史的研究显示,中国早期国家的基础,是建立在各个氏族的联盟、臣属、征服和敌对关系之上的。当社会规模扩大、内部复杂化,足以把臣服氏族也纳入本氏族之内时,共同体的结构就要发生变化;在其中,臣服氏族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拥有与统治氏族成员同等的权利义务。周代社会已经有了“乡、遂”或“国、野”的分化了。以城邑为中心的乡居者,为拥有基本权利义务的国人,他们兼事耕战,多为周王或诸候的同族同姓,可称“国士”。而郊外的遂人或野人则为臣服部族,负担贡赋劳役而不能成为正式战士或主力战士,且是不举行士冠礼的。

尽管对《周礼》等书所记载的乡遂制度的结构和严整程度,也不无质疑者,但乡,遂或国、野的大致区分,仍然是可信的。相对于国人,遂人或野人又不被视之为“士”了,他们不是拥有完整权利义务的社会成员,即使他们是“成年男子”。

《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此“国人受甲者”即是国士。由于国人是战斗主力、而“执干戈而卫社稷”是国人的义务、荣誉和特权,所以“士”经常特指甲士、军士或武士。

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士”的范围就有了相当之缩小,只限于统治部族的成员了。

而且沿着另一方向,在统治部族共同体内部,也早已有了贵族和平民的阶级分化,从而使“士”这个称谓进一步限定于拥有官爵的贵族之内。《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周制爵及命士。”孔颖达疏“命即爵也。”周制,封建领主之封爵授官皆经“册命”,有命则有爵。

《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大、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周则士亦有爵,故郑注:周制以士为爵。”有爵命士以上,由封建制、世官制而形成了贵族阶级。

各级贵族,可以总名为“士”。《周礼·夏官·司士》:“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邦都家县鄙之卿大夫士、士庶子之数”,“掌国中之士治,凡其戒令”,郑玄注:“国中,城中。”是此国中特指城中;贾公彦豌:“谓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皆是,所有治功善恶皆掌之,以拟黜陟。此城中士,则卿大大总皆号为士,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类。……又‘作六军之士是甲士,其余皆臣之总号耳。

”按《司士》下文又曰:“作六军之士,执披。”贾公彦疏:“即六乡之民。以其乡出一军,六乡,故名六军之士也。”在此贾公彦将“士”分析为二,为“甲士”,即由“六乡之民”组成的“六军之士”;其余则为“臣之总号”,即大小城邑之中的“朝廷之臣及六乡之臣”,包括卿大夫在内“卿大夫总皆号为士”。“司士”一官“掌群臣之版”掌“士治”,并以“周知卿大夫士之数”为务,可见其所“司之“士”实兼群臣卿大夫而言。

“士”之所以成了贵族官员的通称,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实际是相互重叠的演进中得到理解。首先,“士”作为武士集团,在最初他们可能构成了首领之下的亲兵组织,并随着氏族间征服与联盟的扩大变成军官阶级,直至逐渐变成贵族阶级。

与之同时,士”之成为贵族官员的通称,这大约仍然与“士”最初与“王”同为氏族首领之称有关。古代氏族部落或方国首领,大抵皆可称王。如王国维言:“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

“士”与“王"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构成了封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被称为士、王者的上述演化和分化,必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开端或可迫溯到相当久远的时候。前已述及,士、王二字皆源于斧形,早期墓葬之中斧钺是男性与首领的象征、标志物。

这种分化的漫长发展结果,便是个称“士“的贵族官员阶级的产生；并且在周代封建贵族制度之下,不仅受命者本人,而且其宗族子弟、亦因其贵族身份而为“士”,或特称“士庶子”、“庶子”或“国子”,上述《周礼》所记掌群臣之版”的司士,不仅要周知“大夫士”之数,而且还要周知“上庶子”之数。

在《左传》《国语》等周代文献之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种等级序列表述这表明,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为不同层次。当大小不同的众多同姓、异姓氏族和部落组成了封建国家之时,那些贵族首领们,便不能不依权势高下与宗法原则,而逐渐分化为日趋复杂的不同等级了。郑武公、郑庄公、西虢公等位在诸侯,他们供职于王廷之时位为“卿士”;而居于诸侯之下位为大夫者,对天子则只能算是“士”。《礼记·曲礼下》:“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日“某士。”

三、从“士阶层”到士族的演变

到了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发展,必然要求任用专门化的行政人员居职任事,许多学者指出,“士”阶层在战国构成了新式官僚的重要来源。

例如当代史家杨宽说:“新兴地主阶级当取得政权,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时,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战国时期“士”在列国政治之中异常活跃,这是明确无疑的事实;但与之同时“吏”群体之逐渐脱胎而出,并且与学士日益分途,这一事实同样不容忽视。

不错，在战国时代,“士”、“吏”之间界限区分仍不甚清晰,其间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过渡或中间性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士”在当时社会与政坛上的夺目风采,遮掩了“吏”群体悄悄成长并日益成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的事实。但是“士”中的文化角色一“学士”与职业文官角色“吏”的分途,发展到秦帝国时就已沙石澄清、尘埃落定了。所谓“秦尊法吏”、“秦任刀笔之吏”,以“明法”为资格的职业员,构成了帝国政府的主要成分。

而儒家文化赋予“士阶层”，治国、齐家的政治任务。这样，“士阶层”就产生分化。一部分为政府服务的“士”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而更多的“士阶层”依托这些在朝的“士”形成特有的区别与普通百姓的家族——士族。

这样士不仅涉身于纯粹行政事务和纯粹文化活动,还承担了儒家正统文化的维护。正统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观念体系,以及根据这种观念体系从事政治的企图和实践。

儒家思想对天、地、人之间的众多事象加之以系统的解释安排,以此来处理人生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治国平天下问题等等,直到字宇宙问题;并力图以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支配帝国政治。帝国官僚深受儒家教育,并有义务在各种情境中奉行、贯彻和维护它。正统文化的无所不包性,与士大夫角色的功能混溶性质互为表里,并使其“士族”的一面与“官僚的一面,充分地一体化了。

Answer 8

很多人都认为“士族”来源于分封制下之“士”阶层。

这个是不对。

此“士”乃分封制下的一个阶层，对上一阶层（卿大夫）承担贡赋和作战等义务，而不是“族”，并随着分封制的瓦解而崩溃了；跟宗法制有一定的渊源，但那是以后的事情，跟商周的宗法制也无关。

那么跟什么有关？跟读书人有关！

中国古代在秦汉之前可称为贵族政治（世官制，世卿世禄），这个跟分封制有关。而从汉开始，重用读书人，要想做官的必须读书，往后历朝大概均如此。于是这“士”正式成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这里的“士”是指读书人，跟分封制下的“士”无关，那是贵族。

春秋战国时读书人又叫“游士”，是活跃分子，到处游走宣传自己的思想或者讲学、学习、交流，比如孔子。战国时盛行礼贤重士，贵族爱资助“游士”而求贤名，或者招纳读书人为门客，为他们出谋划策，但这时期是贵族政治，读书人没什么上升机会。

而到了西汉武帝时期，士（读书人）得以重用为官，而且待遇极好，如丞相和太尉各年俸万石，九卿和太守级别的基本上两千石，在政府衙门任职的最低级别的也有100石年俸并且免缴赋税。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亩产粮食平均也就一石（约120斤米），一个普通的八口之家年收入大概也就是100石。所以曾国藩才说在古代中国最好的职业是当官。

在当时当官不能世袭，但可以发财。这些读书人当官发财后就来倡导“敬宗恤族”的事情，首要的就是为祖先特别是为父母立庙造坟建祠堂，其他兄弟都要共同祭拜，同时把钱分给他们，所谓的“家累千金，散尽九族”，资助、救济同宗同族之人（救急、养老、教育等等）。于是就慢慢的以他为核心，聚族而居。有钱，当官的人多，后来在地方上就成了大姓，渐渐的也就由士人演变成所谓的“士族”，这跟宗法制有关 ，更跟当官有钱的读书人有关。

这些家族中的子孙读书容易，因为他们有书籍，有家庭教育，有读书氛围，有读书的榜样，他们不用为钱发愁，生活有保障。一个家族中读书的子弟多了并且有关系有门路，当官的自然也就多了，在当地就有了威望，士族就变成了门第。

有了家族渊源，门第也必定有“郡望”，察举制下（九品中正制），其子弟当官也就容易了。政府和社会的权力慢慢的也就落入了这些大家族手中，其他贫困家庭农民攀附依附他们，门第就成了门阀，成为豪强地主，有钱，有权，有人，有时候君王都不得不依靠他们。

这个时候士家大族所说宣扬的“书香传家”只不过是作弊、讲人情，靠关系的外衣罢了。

到了隋唐以后，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逐渐普及，书籍也随之普及，士族就不能再靠垄断书籍而读书当官了，寒门子弟读书的机会多了，而且生活贫困，读书成了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更加努力，比如范仲淹。士族子弟读书反而不如他们，在靠考试而不是靠关系的选人用人机制下，士族也就失去了优势，于是往后还有大地主，还有书香门第，但再也没有累世公卿的士族了。

Answer 9

　　士族并不源于分封制，它的形成主要与汉时察举征辟制密不可分。

　　汉时，中央赫尔地方上的官僚根据考察，将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推荐给朝廷授以官职，或者直接划为自己的僚属。有权力的官僚可以借此培养自己的势力，荐主与被荐者之间在政治上形成类似君臣的关系，后者对前者存在着明显地依附关系。

　　久而久之，官僚们通过不断地荐举士人，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荐主为核心的私人集团。到了东汉，这种模式呈扩大趋势，察举征辟的基础乡闾评议逐渐为地方上的一些亡门大族所操纵杆，选举大权也随之为他们所控制，以他们为核心主持的私人集团，亦逐步演变为以领导这一集团的家族为中心的士族集团，这就为士族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大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

　　所谓世家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

　　“士族的发展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划，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局面再起。

　　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阶层的代表，与士族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孤儿始终对士族集团采取抑制和打击的政策，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不入士族之流但有治国用兵之能的人。这样做逐渐改变了东汉以来由门阀士族控制选举的局面，巩固了政权。

　　但曹魏政权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是并未调和，士族在曹魏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曹操死后，为缓和与士族矛盾，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

　　曹丕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实质上，九品中正制仍是东汉察举制的延续和发展，士族集团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重新控制了官员的选举权，并将其进一步扩大化、官方话、从而确保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权，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门阀士族正式形成。

　　唐高宗时重修氏族录，改成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姓氏录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界限，成为门阀走向灭亡的信号。

　　高宗之后武则天掌权，受到了许多贵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者的反对。为巩固政权，她进一步打击门阀士族势力，关陇集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她进一步发扬科举的作用，进行了改革。大开科举，使得许多次等士族得到了进入中央机构的机会，同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地方官吏选举的政治特权。这样做使得门阀赖以生存的晋升体系破坏，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即使有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也很那再出现“累世公卿”的局面，对于门阀衰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及至北宋，门阀士族彻底消亡在历史长河里，一个崭新的，不以私人豪族集团为依存的士人阶层出现了，这就是士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