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不掌兵,义不养财,善不为官,情不立事。[祈祷][祈祷][祈祷][玫瑰][玫瑰][玫瑰]——非不慈,非不义,非不善,非不情也——理性使然[祈祷][祈祷][祈祷][玫瑰][玫瑰][玫瑰][灵光一闪]
商鞅为报答秦孝公的知遇之恩,是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改革,没有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在明主秦孝公死后,他被秦国人车裂而死。他是个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商鞅本名公孙鞅,是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客。公叔痤生前曾向魏惠王举荐公孙鞅,公叔痤死后,魏惠王也没有重用公孙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求贤,就离开了魏国来到秦国。他通过好朋友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通过多次的深入交谈,秦孝公认为公孙鞅是个难得的治国贤才。
秦孝公开始重用公孙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政治改革变法。他制定司法制度,禁止民间私斗,一切赏罚和爵位都以军功为标准,奖励生产,如果因为懒惰或者经商而导致贫困的,一律罚为奴隶,没有立功的人即使很富有也不能用豪华的东西。这些法令制定后没有马上就公布,公孙鞅怕老百姓们不相信他,所以他在南门树起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就赏赐十金。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没有人去搬。公孙鞅以为赏金太少,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这时有个人站出来把木头搬走了,公孙鞅马上就给他五十金。表明自己说话算数。不久他就公布了新法令。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大家纷纷反对,很多人都说新法令不好。不久太子也犯了法,公孙鞅说:‘法令之所以得不到惯彻,都是上面人没有好好遵守。’太子当然不能罚,所以太子的两个师傅就代替太子受刑,一个被打一顿,另一个在脸上刺字。从此秦国人都不敢犯法了。
10年后,全国上下都觉得新法令好得很。秦国治安大有好转,士兵的战斗力也提高了很多。当初那些说新法令不好的人现在却夸奖起来。公孙鞅说:‘这些人都不是好人。’下令把他们迁到边境去,从此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令了。
公孙鞅很快被升为掌握兵权的大良造,开始带兵打仗,多次击败魏国,迫使魏国把都城迁到大梁。公孙鞅凯旋而归,被秦孝公封在商这个地方,从此人们就叫他商鞅了。
商鞅的改革得罪了不少秦国的权贵。不久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那些反对商鞅的人就说他的坏话,诬告他谋反。太子就派人去抓商鞅,他好不容易跑到了魏国,魏国人说:‘商鞅是秦国的通缉犯,秦国那么强,我们不敢得罪。’他们把商鞅送回秦国。商鞅最后被秦国人车裂而死。但他实行的法令却保留了下来,秦国的国力日益强大。
说商鞅是一个薄情寡义刻薄的人,这个问题得从两方面分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分析?
商鞅出生在春秋战国时代,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改革家,春秋后期,他为秦国的变法贡献了力量,他的变法主要是改革税收法,土地法,军队军衔管理法和重量度量法,他主张在法律上要出重典,轻罪重治,比如说焚书坑儒等,使当时的秦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它的这些法律也极大的触犯了当时老百姓的利益。
他的变法主要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欢迎,但他的轻罪重典严重的触犯了当时老百姓利益,是一个刻薄寡情的人,秦朝后来急速的土崩瓦解,商鞅死后,被后来的人挖出来车裂鞭尸。
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变法过程中遵循“乱世用重典”的法家思想,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虽然商鞅利用公子卬对他的信任,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世人所批判,但是还没有到了刻薄寡恩的境界。
商鞅变法为何给人刻薄的形象?
商鞅在开始变法时,通过立木为信的办法提高了官府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可见官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不好,也可以说是人民对变法不抱希望。认为变法是贵族的事情,涉及不到他们。而在世族中,分为支持、观望、反对三种势力。
变法开始后,商鞅实行轻罪重罚、连坐法。有效的制止了民间的私斗行为,并把军工和爵位挂钩,给秦人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而世族就不一样了,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憋着劲的给商鞅使坏,在赢驷触犯法律后,处罚了他的师傅。此时,世族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在赢虔被割掉鼻子后,世族才变得老实,彻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什伍连坐法
从商鞅的变法经历来看:不用重典对反对变法的人没有震慑力;不用重典就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变法就会失败。而用重典变法,也就造成了他的负面影响:刻薄无情。
所尊崇的学派不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就仁者见仁了
商鞅实行的是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本性就利避害,提倡以法律约束,又使秦人兴功惧暴;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倡人性本善,以教化为先。两者相比,自然评论不同。
因此商鞅虽然刑罚严苛,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朋友。有一定的缺陷,但是离薄情寡义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说商鞅薄情寡义刻薄是代表老氏族门阀利益的贵族奴隶主,因为商鞅变法的内容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动了他们利益的奶酪,如井田制,军级制,郡县制的改革,使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以至最后对商鞅动用五牛分尸酷刑!
商鞅制定的法刑,的确比较残忍,但是,乱世用重典,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当时的秦国积贫积弱,内部各部族民风剽悍,每年因聚众械斗死伤惨烈,严重削弱秦国国力,忍一时之痛方可长治久安。好比我国三反五反,八三年的严打,到了不得而己的地步决不可手软。商鞅的律法之所以受老贵族势力的强烈抵制,关键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贵族子弟再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等于掘了他们祖坟,岂能不暴跳如雷!
商鞅律法的成功之处就是奴隶和庶民得到切身利益,所以虽然残酷,但还是得到他们拥护。如军级制的实施使他们从奴隶直接可以升到将军,陈亡、战伤都会有抚恤,士兵们没了后顾之忧,再加上军功的诱惑,使得士兵们在战场上人人拼命,个个忘死,造就了令列国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师。
一部变法的历程,在利益分配上肯定有不平衡的一面,失利一方拼死抵制,得利一方极力拥护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老贵族势力极力攻击商鞅的律法和他本人,说什么话都不足为信,要用辩正主义观点解柝,才算公正、客观!
我是白龙赤子,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开始领导执政,这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帝王,经由他主持的商鞅变法,使战国时期的秦国变为虎狼之国,从此,秦国走上了一条统一六国的道路。在这次变法中,除了秦孝公,贡献最大的就属商鞅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变法者,在人们的心中却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对商鞅薄情寡义的看法似乎不全面,他除了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还是一位伟大的变法者、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正是他确定的变法政策影响了秦国历史的进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来看看商鞅变法的内容:
1.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废除“世卿世禄制”,鼓励贵族建立军功;
3.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
4.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
5.改革社会风俗。
以上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它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前两条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它的制定使判断一个人才能的标准建立在“军功”之上,一切以“军功”为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准,改变了秦国严密的社会等级,鼓励了低等级的上升,改变了高等级的固有地位。
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的措施建立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形成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和奴隶的权力结构。这样,天子一人总揽大权,事事都由他来决定,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制度形成了秦朝初期的皇帝制度,影响深远。
改革变法的第四条是“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制定连坐法”。在我看来,正是这一条措施的推行,才让人们觉得商鞅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尤其是其中的“连坐法”,一人犯罪就要牵扯到自己的家人,还有他的邻居,并且具有严格的执行力。现代社会讲究是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可是在商鞅变法的秦国,自己可能会被邻居的一点小事而人头落地,这是极其不人道的。
结语
无论如何,商鞅变法的推行废除了秦国旧有的生产关系,确立了封建经济基础、发展了农业经济、稳定了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另外,商鞅变法一系列的军事政策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改变了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
有情有义的人自然看不上《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商鞅也确实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事实上可以说法家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薄情寡义的人,因为法家要用刑罚来治理天下,而不是通过道德来教化天下。而真正的就事论事、法外无情在当下是不被认可的,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需要的是温度而不单纯是法度。
商鞅薄情寡义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愿意融入团体中的人,而情义一定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但是商鞅不一样,他在面对孝公的时候就明确的表示: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
商鞅的目的是变法,他在一开始就告诉孝公:“不可以与普通人讨论如何实施计划,只能和他们分享利益”,并且他还说做大事的人一定是不谋与众的人。并且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比如就在《商君书·更法第一》中除了秦孝公,他始终是孤家寡人,而且他也愿意做孤家寡人。
所以这么一个不愿意合群的人,当然谈不上与众人友好相处,也就根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情义。比如后来司马迁就曾说: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商鞅寡恩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商君列传》中说他“不告奸者腰斩”,如果一个人明知别人犯法而不告发,那么这个人要被腰斩。甚至: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
变法刚开始的时候秦国人说法令不好,但是后来变法的效果出现了,秦国人有跑去说法令好。这不是好事吗?但是商鞅把这些说好的人全部迁到了边远的城邑,因为商鞅觉得法令不论是好是坏都不能被议论。这能是一个有情义的人吗?
事实上除了一个南门立木的故事,你基本找不到符合现代人价值观的商鞅的故事。但是即使是这个南门立木其实也是商鞅刻薄的表现。它看起来是在说一个诚信的故事,但是这个诚信却和商鞅无关,商鞅只是要用一种手段来向秦国人树立他的权威,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而商鞅本身也是明白自己的薄情寡义,但是他认为薄情寡义是对的,他知道他的做法会让人民怨恨,但是他的“驭民五术”本来就有疲民、辱民的内容,所以每次商鞅外出,如果身后跟从的车辆不多、身边的甲士很少,那么他就绝对不出门。
但是他得罪的还不只是这些,包括被他取消特权的士大夫,包括当时被他侮辱的太子都是他的敌人,所以秦惠文王在后来将他车裂。
但是商鞅的刻薄寡恩却恰恰造成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因为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商鞅的变法其实很有效。如今我们提及商鞅变法一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用商鞅自己的话说,他让秦国懂得了男女之别,又把秦国建设的和鲁国一样繁华。
但是商鞅确实不是一个说得上情义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是一种更大更高的情义,但是这种情义不被我们认可,因为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事实上法家都是如此,法家有很多的权谋、用人之术,其实都过于无情。
但是后人所尊崇的儒家的刑罚观念其实也融合了法家的理念。
商鞅确实“薄情寡义”。但严格来说,这个字眼在他这里并不能被视为贬义词,毕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话,秦国的变法压根就不会成功。
为了直观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将商鞅跟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对比。实际上,这个对比,是商鞅本人提出来的。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率领秦军大破魏军,魏惠王被吓破了胆,“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几十年前,魏国的一代雄主魏文侯、传奇兵家吴起,生生从秦国手中夺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这件壮举对秦国意味着什么:彻底推翻了魏国的压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脉”被彻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兑现了当初在求贤令中许下的诺言,将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给了公孙鞅,并赐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来。
可以说,经此一战,秦国彻底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实际效果证明了自己变法的正确。对此,他也颇为自负,甚至喜滋滋的问赵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谁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时期的名臣。此人年轻时贫穷不堪,后来在小国虞国谋得了大夫的职位,但却在虞国被灭后惨遭晋国俘虏;后来,他又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对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愤而外逃,却在楚国境内被抓获。
听说百里奚有治国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后,设计用五羖羊皮(五张黑羊皮)赎回了他。接下来双方相谈甚欢,百里奚被委以国政。因此秦人称之为: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间,对内实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揽贤才;对外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威信,“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后人认为,百里奚是秦穆公称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与之相比之下,商鞅对秦国的功绩同样毫不逊色。百里奚帮助秦穆公在春秋时期争霸,商鞅则推动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崛起。从最终的影响力以及结果来看,后者甚至远远超过前者。
但结果相似,过程却天差地别。
百里奚早年历尽艰辛,饱尝世间百态与人生坎坷,也让他对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因此,当他在秦国主政后,为官清正、爱护百姓,为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外出时甚至从不乘坐车马,更不兵马开道,与百姓打成一片,这在阶级分明的春秋时代显得难能可贵。同时,他主张“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爱戴。
因此,当百里奚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则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张旗鼓的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仁义。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对方随之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但并不能让对方也变得关爱别人。因此,所谓仁义,只会变成某些阶层破坏规则、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杀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也就是说,用严刑峻法来治国,能使大罪小罪都不会产生,国家定会长治久安;一个诸侯国变强了,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两个国家都强大起来,就能以相互间的威慑力避免战争的产生;如果天下各国都强大起来,那就会相安无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国,看似冷酷无情,最终却能保护民众;仁义治国理念,只会造成社会混乱、权贵得利、百姓受苦,这才是真正的残暴。
因此,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赏和罚。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绝无例外,让后来的韩非子也赞叹“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
而这种体系的最大敌人,就是法外开恩,即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情义”。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于私人的感情破坏规矩;秦国的一切爵位荣禄颁布,都遵循公开而透明的条件,“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这也是为什么商鞅要拿太子师傅开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论模型,要在复杂的人性社会中全面推行,各阶层人民的不适应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杀。法令的管束让你觉得太痛苦?那就让你付出比这个痛苦还要残酷百倍的代价!
于是,史书是这样形容商鞅变法的残酷:
凌轹公族,残伤百姓;
临水论囚,渭水尽赤;
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山丘......
这也让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以至于他每次出门,必定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周围一圈圈的精锐甲士全程护佑,与五羖大夫百里奚几乎完全相反。
那么,难道我们就因此认为商鞅的做法是错的吗?他是否也应该像百里奚那样仁义治国?
答案是否定的。时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会完全不一样。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诸国之间的冲突与兼并虽时有发生,但名义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礼制仍余威尚存,没有任何一个诸侯敢公开践踏“周制”;各大国间的博弈,也是以争霸、获得各方的推崇为目的,战争规模有限、烈度也是点到为止。
到了战国阶段,各大国已经完全撕破脸赤膊上阵,战争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战果之血腥,已经彻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输家一无所有、赢家大小通吃;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各国纷纷求变以图强。
中原的魏国在魏文侯的带领下,依托继承自晋国的雄厚根基,首先开展了李悝变法,打破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解放劳动力、鼓励生产、发展经济;颁布《法经》,以法律而非贵族特权管理社会。
走在时代前列的魏国,首先尝到了甜头,狭小的国土,却爆发出让各国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时的魏国,对内统领三晋,对外痛殴秦国、打压齐国、羞辱楚国,甚至创造了几万人击败几十万秦军的战绩,一度称雄战国初期五十多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理论、套路都是虚幻;仁不仁义不重要,能富国强民就是好办法。因此,当卫国人公孙鞅在魏国镀了金、携带者《法经》来到秦国后,被秦孝公视为救命稻草,赋予了其绝对的权力,在秦国这个深受魏国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战国最为彻底的变法。当然了,一定要比魏国彻底,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商鞅的变法确实大功告成了,但代价就是他成为了秦国各阶层的众矢之的。所以当商鞅发问时,赵良实话实说:商君,您不仅跟五羖大夫没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为了稳固统治,利索的拿商鞅当了替罪羊。因此,我们与其说商鞅薄情寡义,不如说伴君如伴虎。商鞅说到底也只是个实现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们不敢指责王权,那就只好归罪于商鞅这个“刻薄之人”了。这也是历史上改革者向来没什么好下场的内在原因。
商鞅是政治人物,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出于政治考量,虽然他所制定的法令严酷,但这是不能作为衡量他个人情感的标尺。
慈不掌兵,义不守财。
妇人之仁的人是不可能领导变法的。
以法治国,大仁不仁,算不上薄情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