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宋英宗赵曙(1032年- 1067年),原名赵宗实,濮王赵允让之子,因宋仁宗无子,过继给宋仁宗为嗣,改名赵曙,是北宋第五位皇帝。
成长经历
赵曙是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
苏辙《龙川别志 》载:“英宗皇帝,濮王十三子也,故本宫谓之十三使,母曰仙游县君任氏,或言幼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
他的母亲是濮王赵允让的侧室,赵曙是庶子,母家地位也不太显贵。小的时候,父亲、十二个哥哥都很漠视他。
宋仁宗无子,1035年,幼年的赵曙被仁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后来的曹太后)抚养,意欲用这种办法“招弟”。
两年之后,赵曙招来第一个弟弟,赵祯的长子出生。
不过,这个婴儿出生即夭折。
又过两年,赵曙招来第二个弟弟,取名赵昕。
赵昕出生之后,赵曙被送出宫,回归生父身边。
接着赵祯又有了第三个儿子,取名赵曦。
这样看来,赵曙似乎与皇位无缘了。
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赵曦和赵昕先后夭折,由谁继承皇位又成了一个大问题。
随着宋仁宗赵祯年纪越来越大,建储日渐成为朝臣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可是作为皇帝的赵祯却对此避而不谈,甚至重责要求建储的大臣范镇。
从赵祯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希望嫔妃们能再为自己生出儿子来。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后宫中又有人怀孕,令赵祯失望的是,这次生的还是女儿。
这时赵祯已经四十八岁,生儿子的希望越来越小,朝臣们关于建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曾经被养育在宫中的赵曙,有着被选中的优势。
又拖了四年之后,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八月,赵祯终于下诏宣布赵曙为皇子。
值得注意的是,赵祯此时仍然留了一手,宣布赵曙为皇子,而不是立他做太子,一旦有了亲生儿子,赵曙还是会与皇位无缘。
皇子旨意已宣,但赵曙却不为所动,以生病为理由抗旨,拒绝搬到为皇子准备的居所去。
“使者往返数四,留禁门至四鼓,皇子终不至”。
王宫教授周孟阳到卧室问他:“你坚持称病,到底是为什么呢?”
赵曙回答说:“非敢邀福,以避祸也。”
周孟阳一语点破,说:“你现在不接受,假如能回去做藩王,就太平无事了吗?”
赵曙立刻起来说:“我没想到这一点。”
于是,赵曙立即迁居,并告诫舍人:"谨慎守好我的屋舍,皇上有了后嗣,我就回来。"
为仁宗和自己都留有退路。
继位纷争
嘉祐八年四月初一,宋仁宗驾崩。曹皇后招宰相韩琦翰林学士王珪等入,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
《韩魏公遗事》载:“仁宗疾亟,英宗已立,亲王皆入后殿。国朝制度:嗣天下即位,先亲王贺,次六军,次见百官。公是先时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贺。允弼谓:皇子为谁?曰:某人。允弼谓:岂有团练使为天下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诏。允弼曰:乌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左右甲士已至,遂贺。”可看出,赵曙即位时,凶险异常,东平郡王赵允弼(宋仁宗赵祯堂弟)竟然直接出面争夺,宰相韩琦等有拥立之功。
疯病疑云
四月初一日,皇子赵曙即皇帝位,就是宋英宗。
四月初四日晚,赵曙突然得病,“不知人,语言失序”。
四月初八日,是宋仁宗入殓的日子。
这一天赵曙病情加剧,在这庄重肃穆的场合,居然“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发病突然,但也有迹可循。
如果从四岁入宫时算起,赵曙已经当了二十七年的备用品。
如果从赵曦和赵昕夭折算起,赵曙也已经“备用”了二十年。
在赵曙的青少年岁月里,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天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表现出一种符合他的身份的姿态。
在有希望继承皇位,又可能无法继承皇位的情况下,赵曙的精神不可避免地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从前途不定的备用养子,到君临天下,又忽然想到宗室虎视眈眈,后宫杀机四伏,自己一切都无能为力,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一时崩溃也是最好的解脱。
两宫失和
赵曙即位之初,由于生病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
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赵曙的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
英宗也由于小时候进宫又被送出宫的心理阴影,当着所有文武大臣,说曹太后对他没有养育之恩。
这话一下子激怒太后,辛苦抚养,又扶上帝位,最后却这样说,换谁都会生气。
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先对曹太后说:"您侍候先帝仁宗这么多年,天下谁不知道您是一个又贤德、又宽厚、又仁慈、又通达的人,为什么现在会和儿子过不去呢?他是个病人,您不至于和他一般见识吧。难道您希望别人象议论天下其他继母那样议论您吗?"
他们又对赵曙说:"自古以来,天下贤明的君主不计其数,人们为什么唯独称颂舜为大孝子?难道其他人都不孝顺?当然不是。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父母作的不好而子女依然孝敬有加,那才值得称道啊。过去太后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您还不清楚?您只管尽您作人子的孝心,相信太后一定不会亏待了您。"
在大家的劝解下,两宫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
濮议之争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
但濮议之争,也就是他亲身父亲的名分怎么定,彻底打破了宋英宗和曹太后辛苦维持的关系。
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宰相韩琦等人提议让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名分问题。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仁宗堂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
他们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提交百官讨论。
百官对此反应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针锋相对。
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如称濮王为皇考,也就是父亲,将置皇太后于尴尬的境地。
太后闻讯,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
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
王珪、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
韩琦、欧阳修等宰执们考虑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拥戴英宗,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这场论战持续长达十八个月,最终以曹太后的妥协结束。
为政举措
英宗自亲政起,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
期间边境太平,没有和别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英宗向执政宰辅们提出了裁救积弊的问题。
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财政造成的压力。
为广纳人才、为国选贤,英宗命宰执大臣推荐德才之士以充馆职。
英宗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整理,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
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
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并调宦官进行服务。
英宗的支持,极大改善了司马光修史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坚实后盾。
司马光为报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花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上。
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因病去世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
英宗有一定的政治才能,也有政治抱负,但英年早逝,不及施展。
机会与挑战留给了他的儿子、后世之君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