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看中国的大一统王朝
六合同风既天下教化归一，九州共贯则代表天下政令贯通划一。这两个“一”，可以视为两千年帝制时期，“大一统”的根本所在。
今人推崇“大一统”，往往只着眼于“大统一”，看重领土的多寡，胜过以上两个“一”，这也是北宋大一统身份备受争议的源头之一。
实际上，领土统一也确实是大一统的先决条件，之所以有争议，就是传统汉地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扩张时期，自不必说，一旦有所萎缩，则可能会被后人所鄙视。
从秦朝到汉朝，再从汉朝到晋朝，直到隋唐。传统的汉地也并非一直扩张，设官置署的郡县也随之增减。
比如，一向没有争议的隋朝，属于传统汉地的辽东地区便一直在高句丽的掌握之中。隋炀帝为了征服高句丽，倾举国之力，三次征伐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甚至累及天下，叛乱迭起，终至灭亡。
由此可见，所有朝代在大致统一的前提下，汉地边界大多数都是模糊的。那么，属于“大一统”的传统汉地，究竟有没有一个可以具体化的标准呢？
有！春秋时期的孔子，早就为后世人制定了这个标准。
古代中国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今人并不怎么提及，然而却是两千年帝制时期最基础的执政伦理，那就是“夷夏大防”。
孔子曾在《论语》中说：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这固然是一种出于文化优越感的歧视，但同时也是历史现实，人为的在华夏与夷狄之间制造出一道鸿沟，被称为“夷夏大防”。
这道鸿沟在先秦时期被称为周礼，秦汉以后的帝制时期，经过汉武帝废黜百家的运动以后，则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取代。
在理论上，“夷夏大防”并非不可逾越，关键在于是否接受周礼和儒家思想。
也因此，唐朝的韩愈借《春秋》之名，给出了关于夷夏的，更加具体的解释。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所谓“六合同风”之教化，便可视作夷狄入中国的一个过程。同时，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用来界定汉地的边界。
中原王朝征服土地，设官置署，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和其上生活的人就已经“入中国”了。因为这个门槛很高，而教化归一，又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汉地的扩张和同化也是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由以上可知，古代中国的汉地，并非和今人一样，仅仅以具体的边界线划分，而是用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夷夏理论做为指导思想，加以区分。
这里列举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满清入关以后，吞并了明朝所有的领土。汉人王朝再一次亡国灭种。但是，清朝统治者以儒家为正统，并以正统的继任者自居，这就是典型的以夷狄入中国。
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很讽刺，但却在事实上使中华文明得以历经千年，数次亡国灭种而不绝。
对比同时期的几大文明，不论埃及抑或巴比伦，还有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早被掩埋在厚重的历史尘土中不见踪迹。中华文明胜在拥有这种“夷狄入中国”的理论，得以延续至今。
汉朝和唐朝的领土抑或势力范围，在今天的地图上看起来既广且大，东到大海，西至天山，北起贝加尔湖，南到海南岛。
然而，汉朝北方有强大的匈奴人，汉人的活动范围也一直被限定在长城以南，广袤的北方草原，并不适宜以农耕为生的汉人。
前汉时期，中央朝廷仅在轮台置西域都护府，对西域诸国羁縻统治。后汉时期，又设西域长史府，进一步加强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
到了唐朝，汉人在西域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朝廷于天山南北分别设置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以控制这片土地。
可无论这些土地多么辽阔，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广大的偏远区域生藩多过熟藩，学习汉人衣冠的仍属少数，对汉人教化的向心力并不强，一旦遭受外敌侵入，很容易由熟转生，退化为“由中国入夷狄”。
所以，无论强汉还是盛唐，按照古代那套“夷夏”理论，真正成熟的汉地，也只有汉地十三州。
历朝历代的汉地十三州，在区域范围上或有增减，但核心领土基本都在中央朝廷的掌控之中。
如何看待宋朝的大一统
前面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阐述清楚，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标准。现在，正式说起北宋，还要先回到大一统的标准。也就是分析，北宋是否具备“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基本条件。
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个标准的具体含义，这里不再累述。首先我们看北宋是否能够做到天下教化归一。
众所周知，北宋文治灿然，思想上也是古代中国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出自北宋，其中三苏父子更是为后人所称道。
除此以外，北宋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其中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人为首，并称为北宋五子。
这些名字我们或许并不熟悉，但出身自关中的张载，其思想和言论至今都传颂不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种积极务实的入世思想，只在北宋一朝可以看到。远有两晋之萎靡，士人大都追求独善其身，避世山野；近则有隋唐的华而不实，士人往往大而求远，只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出则为将，入则为相。
只有在北宋，只有平民出身的思想家，才能迸射出如此以生民和太平为己任的思想，开疆拓土，拜将封侯似乎不再成为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理学发端于北宋，他对当时的积极意义，并不像今人认为的那么不堪。正因为教化得当，北宋的科举不再像唐朝一样，多只局限于世家大族。寒门平民出身，中第入仕，已经成为常态。
大量的平民官僚参与国家政治，使得日渐僵化的官僚制度迸发出新的活力，让宋朝成为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于政令方面，北宋的京朝官制度，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并且使京朝官出任地方成为常态，所有地方官均以京朝官的身份权知地方，以防止唐末的藩镇再度出现。
两宋数百年间演化出的知县、知府等官职，直至明清仍在沿用。
由此，自北宋开始，历代王朝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尾大不掉，进而割据的情况。可见，其政令贯通之程度堪称空前。
综上所述，可以说北宋超水平做到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既然北宋合乎了“大一统”的伦理标准，接下来我们就必须将目光落在他的短板，领土上。 不可否认，北宋治下汉地，在所有大一统王朝中是最小的。
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处，北方燕云十六州，西北方银夏甘凉，都掌握在夷狄政权手中。
北宋在建国之初曾试图夺回燕云十六州，但最终以高粱河惨败画上休止符。自此以后，宋军就患上了“恐辽症”，直到百多年后，辽国即将灭亡之时，才短暂的“收复”了燕云十六州。
西北方的党项人在宋仁宗时期发动叛乱，建立夏国。彼时的宋军也试图扑灭叛乱，但在经历数次大败之后，不得不偃旗息鼓，面对现实。
直至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宋军持续攻略西夏，距离灭夏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北宋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金军南下，彻底敲碎了宋朝的灭夏之梦。
如此看，宋朝确实太惨了，被北方强大的契丹人欺负也就罢了，居然连昔日的藩属都反过来讹诈“岁币”。无怪乎有人认为，它根本不配跻身大一统王朝的行列。
不过，就实而论，以古代中国的“夷夏”思想辩证，无论幽燕抑或银夏，都是远离中央朝廷的边陲，生活在那里的百姓以“中国入夷狄”，并没有如南北朝、五代十国般，造成华夏大地政治上的分裂。
与之相反，几乎所有的华夏核心区域，都在北宋朝廷的高度统治之下，无论教化抑或政令，都远远超过前朝。其国其民，更是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繁荣，像明珠一样，在两千年帝制长河中璀璨夺目。
以上所述，只能说北宋在领土方面有短板和缺陷，但还不足以将其拉出大一统王朝的行列。
结语：
今人以当下的领土观来评判宋朝是否属于大一统王朝，未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以彼时的标准而言，北宋无疑是华夏之正朔，称其大一统王朝并不为过。
中国古代固然推崇开疆拓土，但以“夷夏大防”区分中外也同等重要。按照彼时的思想理论，领土没有夷夏之分，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才有。
于是，更突显出“教化”的作用，使之成为历朝历代维护“大一统”的重要手段之一。
说句题外话，这种不问血缘、地域，只看文化和心理认同的“夷夏”之辩，虽然有其局限性，可它以其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成为中华民族屹立至今而不倒的独有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