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汉景帝一母同胞的弟弟，皆为窦太后所出，因其哥哥景帝乃是嫡长子，所以他早早的就与皇位无缘，前178年，受封代王。前176年，梁怀王刘揖绝嗣，基于多种原因，汉文帝命刘武继嗣梁王位。
前154年，梁王刘武入京。后在一次宴席上，景帝与刘武说道:“千秋万岁後传於王”(《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日后传位于你。“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此时刘武是表面推辞，且也知此言可能非真心实意的，但他内心却是有了一丝的欣喜。
汉景帝这次在宴席上的承诺，虽被参加宴席的窦婴给驳了回去，但是却无疑让刘武有了对坐上皇位的一丝信心。因这个承诺，刘武在“七国之乱”时始终都站在汉景帝的一方，并倾全国之力帮助汉中央军抵挡吴楚联军的进攻。而因梁国的牵制，吴楚联军的主力也不敢茫然越过梁国向汉长安进兵，这也就让汉中央政府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调配兵力和粮草，如此也就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可以说“七国之乱”能够被汉中央所平定，功劳最大的无疑是刘武。正是刘武牵制住吴楚联军的主力，周亚夫才有了机会率兵南下，并趁机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从而断绝了吴楚联军的粮道。而事实上若无周亚夫这般冒险的断吴楚联军粮道的做法，汉朝恐很难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若无刘武的牵制，周亚夫偷袭粮道也断然不可能成功，所以刘武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
当然，刘武之所以会在“七国之乱”中如此的卖命，都不惜将手中全部的武装力量派出与吴楚联军决一死战，这其中虽有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但是汉景帝此前的那句“千秋万岁後传於王”绝对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不过，让刘武没有想到的是“七国之乱”平定不久，汉景帝就在窦婴、袁盎等朝中重臣的劝谏下违背了这一承诺，在前153年，景帝立了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
如此汉景帝这般“背信弃义”的做法，也就造成了日后刘武欲图刺杀袁盎等朝中重臣这等汉历史上首次诸侯王刺杀公卿大臣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延续数年的夺嗣风波，让汉中央经历了数年的动荡与不安。
“景帝传位于梁王”所引起的夺嗣风波主要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前154年，宫廷宴席上“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史记.梁孝王世家》)，汉景帝承诺自己百年后会将皇位传位于刘武，这句话也导致了汉朝在日后数年出现了一场较大的政治风波。
不过这次承诺并未得到实现，因为在汉景帝刚承诺要传位于刘武，就遭到了窦太后的从侄窦婴的竭力反对，窦婴上谏道:“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梁孝王世家》)，窦婴认为自高祖开国以来，皇位的传承从来就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死弟继承，这显然有背于汉祖制。
景帝在听到这句话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与窦太后二人皆不再说话。次年，景帝立了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自此汉景帝传位于刘武一事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是在前150年，这一年的正月，刘荣因馆陶长公主刘嫖的设计，从而被景帝废黜太子之位。刘荣被废后，窦太后又重新燃起了对于让刘武继承皇位的心思。之后她就让刘武回到京城，然后在宴席上，窦太后就向景帝提出“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史记.梁孝王世家》)，希望立刘武为皇储。
这时景帝是不敢拒绝，也不敢答应，在酒席上他只能与窦太后装糊涂。而后宴席结束，他就立刻召集袁盎等朝臣商议此事，询问他们如何解决这件事，该不该立刘武为太子。
此时袁盎等朝臣自然是一致反对立刘武为太子，他们认为“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史记.梁孝王世家》)，袁盎等认为大汉承周制，而周是没有立兄弟为太子的先例的，所以汉断然不能起这个先例。
同时为了让景帝彻底断了立自己弟弟刘武为太子的念头，袁盎还举了一个立弟为太子后，而让国家动荡不堪的例子，其言:“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後，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史记.梁孝王世家》)，就是当时宋宣公因立弟为皇嗣，就导致日后宋国是“祸乱后五世不绝”，宣公与自己弟弟的子嗣相互争夺皇位，都视自己为正统，从而导致宋国政局是动荡不已，祸延五代都不止。
如此，景帝在袁盎等朝中重臣的劝谏下，“景帝传位于梁王”之事就再一次化为泡影，之后窦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再次被迫返回梁国封地。
第三阶段是在前150年4月，这一月汉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此时皇位再次离刘武而去，但这并没有让刘武放弃对于皇位的争夺，他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刘彻被立为太子不久，刘武就向景帝请求:“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史记.梁孝王世家》)，刘武希望景帝能答应他让梁国将士来修建一条能让一辆车通过的甬道从京师直通长乐宫，以此来方便他朝拜窦太后，而对于这种几乎是胡搅蛮缠的请求景帝自然不会同意。
要知道刘武可以通过这条甬道直通长乐宫去朝拜窦太后，但是也可以利用这条甬道直接率兵攻进景帝的居所，所以景帝怎可同意呢？之后再加上袁盎等朝臣的极力反对，景帝更无答应的可能。如此，被拒绝的刘武，虽对于景帝不敢有什么的记恨之心，但对于袁盎等朝中重臣却已是恨之入骨，最终在新仇旧恨下，刘武下定决心要对袁盎等朝臣行报复之事。
不久，刘武“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史记.梁孝王世家》)，在自己谋臣羊胜、公孙诡的建议下，刘武决定派人前往长安刺杀袁盎及其他反对他的议臣，自此引发了“景帝传位梁王”事件中最大的一次政治风波。
此后，袁盎等一些反对刘武的朝中重臣皆被刘武所杀。如此，朝野震动，群臣个个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景帝下令彻查。不久就查出是梁王刘武与其谋士所为，景帝震怒，此时刘武处境堪忧。不过最后因窦太后的庇护，再加上刘彻的舅舅王信(被刘武谋臣邹阳收买)向景帝上谏:“昔之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太子，封之于有卑”(《资治通鉴.汉纪八》)，借舜与象之事，让景帝消了怒气，后羊胜、公孙诡相继自杀替刘武顶罪，刘武最终得以脱罪，未被处罚。
这里说句题外话，夺位失败后的刘武之所以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行刺杀朝中重臣之事，其根源在于汉景帝、窦太后对他无底线的宠溺。
汉景帝即位之后，刘武得到的待遇就是“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史记.梁孝王世家》)，他在京城时，出入皆于景帝同车同辇，而要知道景帝的车可是皇帝才能坐的辇。同时景帝还赐刘武“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赶，入言警”(《史记.梁孝王世家》)的待遇，就是刘武能用等同于天子的仪仗，出行享受天子的待遇。
如此，刘武以诸侯王的身份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这在汉朝乃至中国封建史上实属罕见，而这足以看出汉景帝、窦太后对他的宠溺是有多深。而也就是如此，刘武变得越发的骄横跋扈，他自认为自己如此受宠，必然不管做出什么事情，景帝都会原谅他，即使景帝不原谅，他的母亲窦太后也会让他原谅，如此这就造成了刘武的有恃无恐，直至做出这等刺杀朝廷三公九卿这等重臣的罪行。
当然经过这件事后，“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开始疏远刘武，给予刘武的一些特权皆别取消，刘武彻底失宠于景帝。再加上他肆意诛杀朝中重臣的作为让窦太后也对他失去信心，也无脸再提刘武继位一事。自此刘武的皇帝梦彻底破碎，数年后，刘武便郁郁而终，“景帝传位梁王”之事也就彻底宣告结束。
现如今，多数学者都认为汉景帝要传位于刘武完全就是一句戏言，并非是出自真心的。因为在前154年景帝公开允诺要传位于刘武的时候，景帝正值壮年，且也拥有众多的子嗣，他断然没有要立自己的弟弟为皇嗣的必要性。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景帝的传位许诺，是“随意许诺”，也是“口是心非”，并非真心实意。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梳理汉景帝说出要传位于刘武这整个事件背后的始末，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景帝说要传位于刘武绝非是戏言，而是受时局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纵观《史记》、《汉书》等关于景帝承诺要传位于刘武时自身的状态，这些史书都形容为“从容言曰”，“从容”2字就可以看出景帝允诺要传位于梁王刘武时，他完全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他的这项决定也完全是自己的意思，并没有受到诸如窦太后这些人的胁迫。
要知道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君主说的话往往是具有法律的效力，所以君主不能随意的乱说些什么，不然可能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结局。更何况当时景帝还是在有窦婴等朝中重臣参与到宴席中说出的承诺，这就更是如同圣旨一般，所以景帝断然不可能在这种场合随意的许诺，而他之所以公开许诺“千秋万岁後传於王”，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刘武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时局。
汉景帝即位之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时局更是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建立汉以来，为了让汉朝江山永固，他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前往全国各地就藩，借此来拱卫汉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的统治。同时为了恢复汉朝的国力，汉初惠帝、文帝、景帝三帝皆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此时汉皇帝并不过多干涉社会的发展，只要民众不违背律法，就任由其所为。
而这种“无为而治”的国策在汉朝虽的确是大幅度的让汉朝的国力得以迅速壮大，但却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会放任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在中央和地方的滋长。
无为而治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必就会导致汉初分封的诸侯王的实力进入野蛮式的发展，《史记.平准书》载:“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如当时吴国就因汉朝的“无为而治”，从而依靠铸钱富甲天下，实力远超汉中央政府，最终也因此行造反之事。总的说自刘邦大封诸侯开始，地方上的诸侯王不但没能成为拱为中央政府的强大保卫力量，反而是成为了一股危急汉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统治的最不稳定的地方武装势力。
而对于诸侯王对于汉中央的危害，虽自文帝开始就有所认识，并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如文帝初期，文帝就采纳了贾谊“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资治通鉴.卷十五》)的建议，通过削弱淮南国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儿子刘武的梁国的封地，以此来间接增加中央的实力。
再如文帝还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在保持诸侯国所占的地盘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诸侯王的子孙全部册封为王，从而增加王国的数量，借此来减少单个诸侯国所占的地盘，从而削弱诸侯国的实力，然后壮大中央政府的实力。
后齐文王死后，文帝就依照贾谊的策略“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与城阳、齐凡七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将齐国一分为七。再后淮南王被废黜后，文帝又“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史记.孝文本纪》)，将淮阳国一分为三。
不过因文帝对于诸侯国的削弱是一种“小范围的、较温和的、以分国为主、以亲制疏为的削藩政策”，所以文帝时期的诸侯王势力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削弱，除淮阳、齐两国外，吴、楚等强大的诸侯国都相安无事，势力依然是十分强大。因此文帝朝的预防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势力的矛盾。
而这种现象到景帝时期是愈演愈烈，为此到景帝时期，就如晁错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 削之，则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对汉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景帝登基后，就接受了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的建议，开始全面推行“削藩”。
但是因景帝与晁错的“削藩”太过急进、过激，且也没有一套相对完整及可行的策略，所以就导致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势力之间的矛盾开始被迅速激化，且日趋明朗化。这种矛盾在汉朝决定对吴王刘濞进行削藩时，被彻底的点燃。
刘濞早年间就对景帝为太子时杀他儿子怀恨在心，但因当时实力不济，文帝处理的也较为妥当，所以刘濞那时虽“即山铸钱，煮海水以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史记.吴王濞列传》)，但最终也并未付诸于行动。可是到了景帝时期，景帝筹划要削吴之地，再加上景帝的削藩让各地的诸侯王都胆战心惊，并也十分憎恨于景帝，所以此时刘濞觉得机会以来。
“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史记.吴王濞列传》)。“胶东、胶西、济南、齐四王有举兵反谋，谋由吴王濞起，连楚、赵，凡七国”(《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先是积极联络被景帝惩罚过的如胶东、胶西、济南、齐等诸侯王，让他们一起跟随自己造反，而这些诸侯王本就对景帝怀恨在心，所以自然是一拍即合。
随后刘濞在得到这些诸侯王的响应后，他为了能确保自己的造反能够成功，就又“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遣使与汉朝北方的大敌匈奴密谋，让他们一起跟着攻打大汉。
如此，因景帝初期，景帝采取过于激进的削藩，所以就导致景帝登基之初，汉朝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此时汉朝面临着内外双重的压迫，内部面临着吴、楚等诸侯王的欲图反叛危机，而外部又面临着北方强敌匈奴的虎视眈眈。可以说此时的汉朝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甚至连国家都已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景帝要想解决这次危机，他就必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作为地方上势力最为强大的诸侯王之一梁王刘武，他作为景帝一母同胞的手足兄弟，无疑就成为汉景帝所要拉拢的第一势力，而因他的实力，刘武更是汉景帝在未来应对复杂时局时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而景帝要想拉拢刘武，除了用皇位别无他法，毕竟作为诸侯王，刘武拥有所有的东西，权力他有，财富他有，美人他有，他不缺任何东西，所以此时除了皇位能拉拢刘武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能让刘武心动。如此，这也就有了景帝在那次宴席上，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公开承诺要在自己百年后将皇位传于刘武的诺言。
总的说汉景帝公开许诺要传位于刘武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皇位来拉拢刘武，让刘武能够在未来国家可能发生的动乱中坚定的追随自己，然后与自己同心同德，共同承担起平定叛乱的责任，从而确保刘氏的江山永固，及刘恒一脉对于刘氏江山的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