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刚即位，第二年（光绪二年，1876年）大清就遭遇了流年不利。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损失严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则出现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
随后，漫天的蝗虫席卷而来，将直隶省大部啃食一遍，蝗灾过后，华北大地狼藉一片。

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肆虐，清廷脆弱的储备粮体系随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尚未从战争灾难中（平捻之战刚过去10年）复苏过来的苦难大地。

从1876年到1878年，从少数的死亡，到大规模的死亡，只三年时间，华北大地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悲惨程度震惊了整个世界。

据英国外交报告称，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百姓像野兽似的相互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更悲惨的是，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

这不是抹黑，也不是危言耸听，在朝廷赈灾官员的记述中，也有“易子析骸之惨”的记载。

总之，华北大地成了被死亡笼罩的人间地狱。

灾荒如此严重，“天灾”固然是首因，但“人祸”占的比重也不小。
此前，清廷虽然有过“同治中兴”的迹象，但官场腐败依旧严重，许多地方的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糟糕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早被侵蚀一空，这导致了朝廷储备粮制度在大灾面前毫无作用。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地方从衙门到农户，尽在大力种植罂粟，而且用的都是好田，反倒是赖以生存的五谷，只用贫瘠之地来草草对付。

灾难的背后是疯狂的人，都以为能挣到快钱，能挣到大钱，全然不顾田中无粮，家中无米，老天爷怎能不惩罚！

然而叫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从来都是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华北遭遇了两百年未遇的大灾，除了局部地区有一些抢食的治安事件，整个灾区竟显得异常平静，根本没有人趁势揭竿而起，更没有称王称霸，想做那问鼎中原事。
这是为何呢？

第一个原因是机制。

西方观察家往往将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说成是“东方专制主义”，但有一点他们老早就正面承认了，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有着强大的、有效的动员能力，只要这种机制能够良性运转，其抗灾能力是西方民主制度无法比拟的。

当时的清廷，虽然在内忧外患下早已被掏空了国力，但在惯性的驱动下，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灾情，清廷曾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据统计，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第二个原因是统筹者得力。
这次大灾荒的赈灾统筹者是谁呢？继曾国藩之后，刚接任直隶总督不久的李鸿章。

对李鸿章这个人的评价，虽然争议很大，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其人是晚清众臣中敢于任事，也极善任事的一位。

那时的李鸿章正朝国之栋梁的高度攀登，不像后来一味地干裱糊匠的活，所以还是很有一些作为的。

李鸿章赈灾，有大刀阔斧的一面，也有灵活应对的一面。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向灾区支援有序，关键点上，推诿扯皮的情况并不多。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在这次赈灾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物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地，先对粮食进行大规模采购，进而再高效率地集中运到天津，分发灾区。

为了救死，防止出现流民，李鸿章还在天津各地大力开设了“粥厂”，江苏等靠近灾区的无灾富裕地区纷纷跟进，遍布各地的“粥厂”起到了有效扑灭火苗的作用。

在灾区，除了直接发放赈济粮，李鸿章还重点做了一件事：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出售粮食。

这不是黑心，而是智慧。

这么做，一方面能够平抑灾区的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了救命粮，而他们的购粮款又可以拿来救济更多一无所有的灾民，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救灾。

为了救灾，李鸿章还有更大胆的举动，比如不惜加大“纳捐”力度，挪用军费，公开出售官职。

一说到卖官，大家伙首先想到的就是“卖官鬻爵”，然后痛批。其实，鬻爵与卖官是两码事，多数时候卖的只是荣誉头衔，而非实缺。

卖一顶荣誉的帽子给富人，拿得来的钱财办好事，这没什么不好的。

再来说第三个原因，这个就有意思了。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国的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各种侵入，十分警惕，充满了敌意，而且不分好坏。

在丁戊奇荒中，西方传教士以及慈善团体，曾深入灾区，积极参与赈灾救援。江南的士绅们看到这一幕，认为这是洋人的凯觎之举，不能无动于衷，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争取民心，固中国之藩篱。

于是特有意思的另一幕出现了，江南士绅跟洋人打起了擂台，洋人救灾到哪里，江南士绅就救灾到哪里。

在《申报》等大报纸的推动下，江南士绅发起的救援擂台赛甚至波及了南洋、日本、美国，捐钱捐物一时蔚然成风，大批志愿者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而且不要任何官方的奖励。

强烈的民族意识被激发起来后，灾区的民众也不含糊，许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接受洋人的救济粮、救济银。

为此，许多洋人曾发出感慨，真是难以想象。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排外情绪，但其中的民族意识、凝聚力还是很珍贵的，简单一句话，大家伙虽然遭受了灾难，但精神都很充实，都忙着爱国呢，根本没心思去闹事，去揭竿而起。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

不是不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晚清时期的丁戊奇荒，算得上是清朝乃至历史上最罕见的超级灾荒之一，以往的朝代若发生这般的灾荒，通常就会引起大乱，不过丁戊奇荒期间，清朝却相对比较安静，最终竟然硬是挨了过去。

清光绪元年，华北平原一带突然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干旱，而在此之前近十年间，原本多干旱少雨水的燕赵之地，却一反常态，时常阴雨连绵，永定河屡屡决口。光绪二年，旱灾开始大范围波及，因当年是丁丑年，次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大灾被称作“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的灾况，的确罕见

这场大灾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北至辽河内外，南达江淮，向西包括了甘肃地区，几乎整个北方都笼罩在了阴霾之下，这样的超大范围的旱灾，在古代也是非常少见。

在大灾前不久，同治年间，清朝刚刚完成了对于太平天国与捻军的平定，洋务运动开展的也比较顺利，甚至这段岁月被清朝自诩为“同治中兴”，结果这场大灾，给了清朝一记重击。

1877年，丁戊奇荒的灾况达到了顶峰状态，尤其是当时受灾最重的山西与河南两地，几乎就是“饿殍载途，白骨盈野”，按照清朝当时的记录，仅仅是山东、山西与直隶三地受到大灾的州县就达到955个，其中直隶331个，几乎就没有不受灾的州县。

更要命的是，丁戊奇荒所影响的地区，几乎全都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以受灾的人口，占到了当时清朝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由于这场大灾，还有旱灾时引发的鼠疫，最终造成的罹难人口超过1000万之巨。

同治年间，山西总人口大约1600万，但大灾之后，仅剩600万左右，约500万因大灾罹难，另则受灾出走，被迫背井离乡。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在上疏之中写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古所未见。

自上而下的救灾力度比较有效

以往的朝代，若是因大灾引起大乱，通常都是因为救灾不力，而清朝在这方面，倒是做足了工夫，为了平息这场威胁到了清朝根基的大灾，清朝也算是不遗余力。

大灾开始，清朝就派出曾国荃与李鸿章等人，奔赴各地火速赈济。一方面，依旧按照惯例模式进行救灾，另一方面，开始组织起募捐与其他形式的救济，比如鬻爵。

虽然很多人一听到卖官鬻爵这四个字就劈头盖脸，但事实上，当时救灾而被售出的爵位通常都是一些虚衔，并没有什么实缺，而清朝当时国库里早就没什么银两能用于赈济，用这些空头支票，从有钱人那里获得银两，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洋务运动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在当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比较富有的新兴实业群体，当时的实业家，得知丁戊奇荒的爆发，本着“我等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的原则，大规模自发加入了赈灾行列之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义赈”。

除了官赈与义赈之外，各地也纷纷举行了自救，各地的传统富商，纷纷拿出了巨额款项用于赈济灾民，甚至打开自家的粮仓私库放粮。

在最基础的乡村一级的地区，各种自救组织纷纷建立了起来，为应对可能突然发生的状况，大多数地区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巡查制度，确保赈济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最终，这场大灾随着1879年的大范围降雨，终于过去，而这场大灾，为何没引起大乱呢？

第一，赈灾比较及时得力

清朝作为最后一个王朝，可谓是把前代可能危及命运的因素给挨个清除了一遍，只不过没想到突然杀出了西方列强。而在赈济方面，很显然清朝的应对相对来说也比较及时比较得当。

大灾刚刚开始，清朝就着手于赈济，不论其目的如何，终究最后确实有效果。历代的大灾，最终引起大乱的，通常都是因为灾民实在无法维持生计，而当时的朝廷又无法有效赈济，实在是迫于无奈才揭竿而起，但凡有些希望，都不至于如此。

第二，灾情太重无力折腾

丁戊奇荒的严重程度，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由于这场大饥荒，大多数地方要想维持生计，只能依靠从外地运输来的粮食，本地早就没有了能够“反”的基本条件，总不至于光拿着锄头就反了，而尚未受灾的区域，当然也不会支持灾区大乱。

灾民的目的只是想要活下去，反，并非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再者，晚清时期，在普遍使用火器之类，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就算反也坚持不了，根本毫无希望。

丁戊奇荒的确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这场灾难更多的依旧属于天灾，人祸固然在其中，却并非主因，整体上，清朝对于丁戊奇荒的处置还算稳妥，曾国荃、李鸿章等人手段凌厉，也有效镇住了灾情，同时维持住了大灾之下的人口流动，遏住了可能的纷乱。

时代的因素与以往也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清朝当时虽然已经风雨飘摇，但是绝大多数的资源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受此大灾的灾民，并没有能力反。

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这是满清王朝末年社会的普遍存在。丁戊年间（1877——1878年）发生在华北平原的大灾荒惨不忍睹，百姓流离失所，可豪绅、奸商、贪官污吏却无视百姓生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灾难在华北中原蔓延。

何谓奇荒：1877年——1878年以这两年为主，而这两年阴历属丁丑、戊寅，所以称之“丁戊奇荒”，这次的大灾荒遍及蔓延之大，实属罕见。

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五省遭灾，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地区。直隶、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是爆发点，自1876——1879年，整整四年的水深火热，尸横遍野，造成一千与万人饿死，二千余万人逃荒，实属罕见。

天灾人祸与硝烟四起

前所未有的大旱是主要因素，但是更不能排出人祸！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农民技术本来没有提高，反而更加低下，本就收成不好，大旱来了更加难上加难。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祸；大家都知道满清后期的朝廷上下的愚昧，认为种植鸦片的利润大，可鸦片不当饭吃，且使民族丧失斗志与信心。

清廷的各省政出多门，特别是禁止粮食出省，造成了有旱灾的省份没有饭吃，加剧了农民社会不稳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例子，没有饭吃他们就开始搞起义，有不稳定的起义，满清政府就要镇压，战乱的发生与镇压对农业的破坏极大。

这场“奇荒”是造成太平天国运动的因素之一，清廷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济，四年时间使各地农民发生暴动不计其数，狼烟四起。

灾情的受害救助无力

由1875年开始发生灾情，主要是大旱越来越严重，到了光绪二年（1076年）灾情又进一步扩大以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为主，蔓延至北，辽宁，西；陕西、甘肃，南至苏皖。并引发了蝗虫遮天盖地，庄家越是枯萎，蝗虫吃的越来越狠。

真正是祸不单行，到了夏秋，连片大雨使直隶河南以大清河为主等五大河流泛滥，又遭水淹，持续的灾情毫无天日可言。

据考证；现在的陕西省就有大部分那时候的河南灾民流落到此为生。

苦不堪言的灾祸，有食“人肉者”常见不鲜，为了活命有灾民纷纷南下，大致有尽九万灾民流至苏南地区。
（这是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西逃图片，破衣烂衫的慈禧）

民众自救与八方支援

首先是有限的民间救济、赈灾活动的发起。这次江南的士绅挺身而出自发的出动钱财物到灾情严重地区赈济，最重要的对象是儿童。

无知的官员：外国的传教士也加入了灾难的救济，但是在河南省遭到了抵制，这说明贫穷造成了愚昧。

满清政府出动了，“救死、防流”是重中之重，“防流比救死”更加重要，因为大灾会引起大乱，甚至爆发疫情的出现乃至战争。广设粥厂，收容灾民是防止出现流民的最佳办法。

这次的“丁戊奇荒”产生的灾民无数和范围广、时间持久、历史上是空前没有的，民众开始狂恐不安，恐怕灾民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由此；社会秩序混乱。

不是不造反，是无力造反

虽然有地区发起民变，多出公然扯旗造反、暴动，就怕形成燎原之势。朝廷采取了紧急措施，不惜血本加大赈灾范围，救济灾民为主。

这时的李鸿章出动了，除严防死守外，发的各个地方官绅竭尽全力救助，凡是灾民就地收养的措施取得了成效，各地可见粥厂遍地。

吃大户开始了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倒霉了，灾民的吃大户派上用场。

李鸿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卡拦截灾民，以至于不能形成灾民到处流窜，有历史资料显示：吴元炳一家就设立粥厂十七个，收容灾民尽五万人！再往南至扬州灾民遍地。

李鸿章的政策：一手抓赈济、抚恤加全方位，多渠道筹款，接受外国援助是破了愚昧无知之举。军队戒备，朝廷还出台了“买官鬻爵”的纳捐方式，给救济灾民用力用款。

只要回乡，必须发放路费，发放粮食。积极准备春耕备荒再次出现。自此对灾民的改革大幅度提升，灾民在疾病缠身加之肌饿，已经无力造反，以活命为主，就这样度过了这神奇的大灾难。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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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鞑清统治之始，各个民族的起义从未停止过！规模大的有记载，规模小的很少人知道，各处的土匪就是造反派，对不对？

康熙王朝六十年，农民起义不下15次！光绪年间能少吗？

当然有人造反，但现实环境下，造不成！

被清朝官员称为“丁戊奇荒”的那场大旱灾发生在1876年到1879年的晋冀鲁豫陕地区（尤以晋豫为烈），灾情最严重的时期是中间两年，1877年是丁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也被称为“丁戊奇荒”。

本身的这次大旱灾已经千年难遇，连绵数年，同期引发的蝗灾和后期的水灾、瘟疫更使灾民雪上加霜，仅死亡的灾民就达到了1300万，包括苏北、皖北、京津、甘肃等受灾地区人口更是达到两亿规模。

如同任何一个前朝一样，清政府也得开仓赈济灾民，大灾之后，免税三年，哪个朝代都不想失去人心，这几乎已形成惯例。但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手中余粮也是无多，除了正常做法，清政府也别出心裁，开发了新的方式。

一、卖官鬻爵

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含金量高的实缺是断然不卖的，但虚衔方面可以做足文章，可能是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封王数千”的启智，曾国荃上书启用的这个新形式的确广受新晋士绅的欢迎，筹集了四五百万两白银。

二、国际援助

随着通商口岸的日渐增多、中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也不能再缩进躯壳、遮蔽信息，北方大灾荒的消息也使得日本等国家发起广泛的赈济活动；清朝政府也开始出资从朝鲜等国进口粮食；在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也踊跃加入了赈灾活动；国外华侨听闻噩耗，也纷纷贡献出自己的积蓄，以渡难关。

三、民间救助

民间救助当然不是“丁戊奇荒”首创，之前的朝代中也有善人施粥的先例，但是这次与之前明显不同。首先是影响面广，不仅仅是灾区，南方没有受灾地区的广大官绅也纷纷行动起来，与“洋赈”积极竞争，不甘人后；其次，普通百姓也慷慨解囊，构成了一次近代民族精神“觉醒”的雏形。

北方赤地千里，不乏倒毙于途，这一幕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明末的李自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走上了造反之路，这次“丁戊奇荒”虽然八方救援，但仍属杯水车薪，总有很多吃不上救济粮的，这些灾民起来造反了吗？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写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在山东赈灾的时候，至少遇到过两拨灾民游说他，让他带领大家“起义”，据他亲自所见，在山东，小规模的劫掠和吃大户的行为不胜枚举，遍地都是，但始终没有酿成十几二十年前太平天国、捻军那样的大乱子。

这个结果的一方面反映了赈灾制度的中外竞争使得灾民最终得益，另一方面，还是仔细地想一想，为什么灾民会意欲团结在李提摩太的旗帜下“造反”？灾民也不傻，随着近现代武器的更新换代，造反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缺乏“国际支持”或上层支持的土法造反，造一个死一个，造两个死一双，造多少死多少。

丁戊奇荒，是指发生清朝年间发生的黄淮地区的一场特大旱灾饥荒，从公元1875年持续到了公元1879年，其中1877（丁丑年）、1878年（戊寅年）灾情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被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称为“中国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导致了1000余万人被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四处流窜，著名的闯关东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

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南江县志》对川北旱灾的描述

“丁戊奇荒”发生的原因：天灾与人祸

实际上，但凡历史上的大饥荒，无不是天灾与人祸造成的，丁戊奇荒也不例外。

天灾：

1. 旱灾，持续数月滴水不降落，导致“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
   

2. “蝗灾”，与旱灾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旱灾出现时，蝗灾必是如影随行。
   

人祸：

1. “丁戊奇荒“爆发时，太平天国运动才过去十来年。在这场持续十余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动乱中，不仅造成了近亿人口的损失，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对于一个靠农业来吃饭的国家是非常致命的，直接导致了生产水平的极具下降和粮食库存的清零；
   
   
   

2. 因为鸦片种植的合法化以及鸦片贸易中的暴利，导致全国鸦片种植面积暴增，相对应的，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就会减少，毕竟耕地就那么多；
   
   
   

3. 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列强的蛮横剥削，也极大的加剧民众的负担，家无余粮，根本无力对抗灾情。

一场在爆发边缘的农民起义

“丁戊奇荒“导致民不聊生，在生存的压力下，很多灾民都自发的组织起来，开始聚众抢粮，拦路纠抢，抢乡绅，吃富户。当时一个参与赈灾的美国传教士回忆当时的场景：

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虽然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暴动，但是上述这种情形，已经随处可见，各个灾区，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陈胜吴广起义也好，赤眉黄巾起义也罢，哪怕是刚刚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底层民众在没有活路时候的一种选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场席卷中国的农民起义已经处在了爆发的边缘。

一场自愿与被迫交织的的赈灾运动

赈灾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但这次的赈灾运动似乎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这次的赈灾，多了洋人的身影，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洋人的传教士。

对于传教士来说，这次饥荒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来让让他们传播教义。毕竟，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却一直收效甚微，所以他们希望借助这次赈灾的机会实现一次大的突破。因此，这些传教士在赈灾方面也是下了一些力气的。

但是，传教士的行为，不仅引起了清廷的不满，也引发了地方官绅的担忧。对于洋人的思想入侵，那是不得不防的。因此，不管是出于自愿也好，被迫也罢，地方官绅都纷纷开始行动起来，开设粥铺，赈济灾民。比如说：

1. 江苏巡抚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2. 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粥厂提供的食物虽然不足以吃饱，但是却可以让灾民不至于饿死，保留着一丝存活的希望。只要能活下去，没有人会愿意去造反。就这样，一场处在爆发边缘的农民起义，便消弭于无形！

1875年，年仅5岁的光绪皇帝在太和殿继位，成为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第9位皇帝。

然而也是这一年，天下久旱无雨，再加上水利不兴，以至田地颗粒无收，粮食绝产，百姓无以为食，只能剥树皮，挖草根充饥。

百姓的忍耐，并没使干旱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到1878年，旱灾空前，饿殍遍地，再加上瘟疫四起，整个国家一片惨烈。

按说在封建王朝，天灾人祸往往会有人造反，比如历史上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等，都是被逼无奈，才揭竿而起的。

同时，此时吏治腐败，沉重的税赋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又才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再加上外国强敌环伺。总之，清王朝已如一艘行将就木的破船。

（丁戊奇荒）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遭遇了千年难遇的旱灾，清廷又无钱赈灾，那时候灾民却无人造反，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场灾难由于在1877年和1878年最为严重，而1877年是丁丑年， 1878年是戊寅年，因此后人将这场灾难，称为“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前后长达4年之久，受灾面积之广，饿死人数之多，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评价说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他还在奏议中描述道：“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祸奇灾，古所未见。”

据一些地方县志记载，从旱灾开始，百姓起初“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既而“饥者掠人食”。再到后来“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这种种的记录，都详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惨状。

（鸦片战争）

当然，天灾的背后往往伴有人祸。有哪些人祸呢？

一是赋税太重。

清朝末年，国库亏空，割地赔款之外，还要镇压太平军等。这些无不需要钱，所以苛捐杂税非常多。风调雨顺的年景，百姓尚且刚够温饱，更不要说旱涝灾害的情况了。

二是政府允许种植鸦片。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贸易已经变得合法化。大量白银外流，让清政府认识到，与其白白被洋人赚钱，还不如让鸦片本土化，所以默许百姓种植鸦片。

由于种植鸦片“其利十倍于种稻”，因此各地百姓纷纷改种鸦片，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百姓都需要购买粮食度日。

三是仓储制度弱化。

在封建王朝中，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为了应对灾荒年景，都会在各省、州、县等设立粮仓，从采买粮食，管理粮仓等都有一套极完备的制度。

不过，到了清朝末年，仓储制度日益衰弱。主管的官员，趁着混乱不仅不能及时添补粮食，反而侵吞、变卖仓库中本就不多的粮食。以至“丁戊奇荒”发生后，各地粮仓竟无以赈灾。

国库无钱，粮仓无谷，百姓先尚且剥树皮食草根，后来无可食之物，便把小石磨粉或食观音土，最终腹涨而死。

（义赈的粥棚）

老百姓当时几乎已经饥饿到极点，而且灾祸还主要是人祸造成的，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却没有造反呢？

一是设卡防止流民。

当时，由于饥饿，流民四起。一些百姓为了生存，为匪为盗，甚至公然于大街上抢夺。清廷为了防止流民暴动，发动起义，在各地设卡，不许流民四处流窜，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结果。

二是士绅们自觉义赈。

当时，清廷已经穷困不已，赈济完全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缓解灾情。

就在清廷无以应对之时，各地士绅纷纷自觉义赈。并且一改往昔坐在家里等灾民上门的行为，而是带着粮食财物，深入到灾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去开粥棚等。

这种做法，极好地缓解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百姓起义的几率。

三是宣扬“强国务必制夷”

当时，还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加入赈济行列。

不过，政府和士绅们一起宣扬，这些灾难的发生，是列强带来的。没有列强的侵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灾民们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认为外国传教士们赈灾是心怀叵测，宁愿饿死，也不肯接受他们的救济。

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时士绅们一方面赈灾，一方面宣扬“制夷”，也就相当于把矛盾转移到洋人身上。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因此，造反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参考史料：《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等）

丁戊奇荒出现于1875年，结束于1878年，受灾人口1亿以上，因饥荒死亡上千万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人口减少达到惊人的550万人，占到了当时山西人口的30%以上，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80%。在饥荒发生的地方，粮食价格飙升了10倍，不过在很多地方，即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了。

张之洞对这次灾荒的原因归纳为农民为了获利种植了大片鸦片，导致粮食产出不足。实际上，我比较认同厄尔尼诺现象的说法，因为当时不仅中国北方干旱少雨，巴西北部、印度和南非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与中国维度相当的美国，当时也在遭受极端天气的影，风灾雪灾不断。

丁戊奇荒的受灾人数达到了当时清朝人口的四分之一，这要是在以前，灾区人民造就揭竿而起了，但是这次却例外。在灾荒发生的几年里，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一，压力被提前释放

在丁戊奇荒爆发之前，满清刚刚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捻军（1853-1868），陕甘回乱（1862-1873），当时的中国人民是苦难的，这三场动乱几乎波及整个中国，损失人口无数。而陕甘回乱和捻军的主要作战地点正好在丁戊奇荒爆发地山东、河南、直隶、陕西一带。说白了，想造反的早就造反了，不服从管理的已经被镇压了一回，剩下都老实了。这种压力的提前释放，让丁戊奇荒避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也是为什么躲过了历次动乱的山西，成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二，国内外自发组织的支援

在丁戊奇荒爆发后，英国传教士理查德呼吁各国关注山东旱灾。所以，当时各国在上海成立了救灾委员会，接受来自国外的的捐款，据说一共筹集资金上千万美金，仅在山西就先后有300万人受到过帮助。

而国内的士绅商人也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比如各地建立的粥场。而且，粥场不仅设在灾区，处在灾区之外的江南一带，也接纳了大量流民，仅苏州就接纳了2万人之多！

对老百姓来说，只要能活下去，谁还造反呢！

三，政府救援得力

民间和国外的救援毕竟杯水车薪，主要还得靠政府。为了缓解灾荒，满清政府在丁戊奇荒期间一共减免了灾区1800万两白银的税，并拨款500万两白银用在救灾上。给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提供了100万石粮食，这一措施让数百万人活了下来，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四，军事存在提供了保障

虽然在丁戊奇荒发生这四年里，也出现过很多次流民抢劫当地农村的事件，但最终没有爆发明朝末年那样的大规模暴动，和当时满清刚刚经历同治中兴，军事实力较强有很大关系。虽然太平天国后，淮军、湘军都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但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仍然保持着可观的军事存在。比如山东就驻扎着数万淮军。这些人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可以轻易镇压小股灾民的暴乱！

以上！

卍【丁戊奇荒，是1875年到1879年，清朝五省并波及四省发生的，历经五年的大饥荒。而1877年(丁丑)与1878(戊寅)年饥荒达到了顶峰，故称丁戊奇荒。又因山西、河南最为严重，亦称晋豫奇荒or晋豫大饥。】卍

曾国藩他弟山西巡抚国荃说:二百年不遇之灾!真真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啊！民众饿死病死，官吏忧死累死，尤其民众更是惨不忍睹。为了活着，卖妻鬻子，易子而食，吃抢大户。甚至有山东灾民还想跟李提摩太起事，真有早饭的想法啊！但最多的还是走西口、闯关东向非灾区迁徙求生。刚才说了，官吏也在积极救灾，为什么还有一千万人饿死？

【一】灾情严重，加上清廷缺钱。

①大小不等的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对农业的破坏。②清朝内忧外患花钱无数，民众税收又高。而慈禧又骄奢淫逸。③只到最后才向朝鲜、日本购粮。

【二】士绅配合清廷救助和自救的效果差强人意。

江浙士绅及本土士绅努力救助。①本土士绅也被民众哄抢。②晋商的山西，竟然大户寥寥，士绅家真没余粮，都种鸦片发财呢？但钱不能当饭吃，而馍能当饭吃。③江浙士绅又太远，运输不便，虽然广设粥棚，但救助达不到预期。

【三】对传教士赈灾的抵制。

本身都有华夷之辨现在更是华洋之辨。此时民众的汉民族主义还没兴起，山东、河北后来还出义和团了。清朝怕外人收买民心，士绅仇视外国，导致传教士救灾不够顺畅。他们救灾主要表现在钱上，他们对官吏也不信任而是直接交给灾民。灾民也固守“不食洋人之食”而“饿死是小，失节事大”。可怜又可恨的官吏民!人生还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吗？

【四】日本救助最佳，但时间晚而且有些短。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1878年2月在日本国内为灾民募捐，媒体报道，朝野响应(包括驻日使者及华人、华侨)将善款尽可能多地买粮。他们也是事必躬亲，不通过官吏，直接救助灾民。历时29天在天津救助70000多灾民。

那为什么都饿死一千万人还没人早饭呢？

第一、清朝一方面积极赈灾，另一方面也严阵以待。

第二、对于灾民吃大户基本不追究，而且允许他们逃荒——走西口、闯关东。

第三、凝聚民族主义，转移矛盾。把对食品的追求，提升到民族大义上。加上列强曾经欺负清朝，官吏以此激发灾民对他们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仇视。沿海省份如山东灾民不仅不抵制他们的救援，反而还想吃外打里——起事!但大多数灾民尤其是内陆省份的灾民他们对洋人是仇视的至少是不信任的，因为拒绝救援也饿死不少人。

第四、一般是流民起事，但他们的起事是灾荒规模小、时间短，饿但不至于死还有在一起就会出事。但这次饥荒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二百年未有。流民已是弱民，根本无力起事，早期还勉强行，中期晚期最好的方法就是找粥棚，逃荒了。

整整持续四年；囊括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1千万人饿死。其中尤以1877、1878年为最烈，因其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戊奇荒”。

如此惨烈之饥荒，持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竟然没有一起暴动发展成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简直让人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观？所以我们需要仔细捋一捋当时的时代背景。

造成饥荒的原因：一句话，是天灾，更是人祸。大旱固然是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但人祸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官府承认了种植鸦片合法化。短短十余年之后，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因为鸦片是经济作物，远比种粮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很快成为了鸦片的重要产区。大量的耕地和劳力转移到鸦片种植上去的后果，是山西本省粮食产量迅速下降。但鸦片经济价值更高，却比种植粮食的省份更加富裕，所以河南、山东，等地区纷纷仿效。

1876年，旱灾伴随这蝗灾接踵而来。粮荒由山东最先开始，并很快波及主要的鸦片种植区域。76年五月开始，饥民们已经开始抱团吃大户了，这已经是要起义的节奏。

山东青州有传教士记载：“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来拜访我，他们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一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拒绝了他们，77月3号，青州东面某个村镇也派了代表前来邀请传教士去做他们的起义军领袖。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山东的灾民三番五次的邀请传教士作为领袖，可以肯定的是，这位传教士并没有王霸之气，作为一个刚来山东不久的外国人，再德高望重也不会有太多的群众基础，那么唯一拿的出手的肯定就只有他的外国人身份了，因为当时官府官府正极力镇压饥民抢大户，饥民都知道官府害怕洋人；在他们看来，由洋人带领他们去抢大户,可以抗衡来自官府的镇压。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虽然饥民已经需要靠抢才能活下去，看总的来说，还是顾忌官府的态度，骨子里还是惧怕官府的，只是想找一口吃的活下来而已，没有造反的想法。

很快，饥荒蔓延到了山西和周边地区，境内有粮的大户基本上已经被抢光。而当时在内陆已经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分布各地，在教会的推动下，传教士们开始投入到赈灾行动之中。从山东开始，赈灾活动让教会发展教民变得非常顺利。传教士们大受鼓舞，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

洋人们的大规模赈灾活动引起了士绅们的注意，他们认为：“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江南开始了“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非如此不足以防止洋人骗走国人的民心。

有士绅主张主张“急则治标”，这个“标”就是儿童，理由是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更容易被异族蛊惑。这种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譬如苏州士绅袁遂给谢氏回信，说道：“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 再譬如另一名叫做尤春畦的绅士，在聚会上发言道：“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

同时，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史料记载，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传教士的“心怀叵测”。河南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最终，传教士除了在山东取得成功外，在其他省份士绅和灾民的抵触下，取得的成效有限，甚至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

另外，灾荒发生的区域，传统儒家信仰根深蒂固。许多“人民闭门饿死无一敢为非也”。《洪洞县志》中有大量此类记载。譬如： “刘钟，字济生，诸生。性耿介，家贫，课徒自给。光绪戊寅，岁大饥，及门星散，日不单火，或悯其穷，馈以食，不受，竟饿毙。”

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灾害，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我认为满清的忠君教育和传教士们的活动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和读书人参与的农民暴动，因为见识有限，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只能吃吃大户，彼此孤立，旋起旋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