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行走江湖,言必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而诸葛亮未出茅庐、三分天下。
当两人在隆中相遇, 已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北伐”作为霸业的最关键一步。
当群臣依窦融故事,推刘备就任汉中王时,刘备曾向汉献帝上书:“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累息,如临于谷。尽力输诚,奖厉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扑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
刘备即皇帝位,明确指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刘备事业未竟,撒手人寰。但“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负有托孤重任的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再度明确了北伐这条一以贯之的政治纲领。
蜀汉偏安一隅,不北伐,就等于否定了蜀汉的政治纲领。一旦蜀汉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将很快土崩瓦解。
二、站在蜀汉角度,北伐是以攻代守,是避免实力差距被拉开的手段。
之所以北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遏制曹魏和蜀汉阵营实力的进一步拉大。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魏、蜀、吴三家中,蜀汉的力量基础最薄弱,以一州之力对抗曹魏,实力上自然处于下风。“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以诸葛亮高超的才智,企图以弱胜强,削弱和打乱北方恢复休养生息的节奏,尚可期待;等到继任者蒋琬、费祎等,他们在才智上还是要稍逊孔明一筹,守成有余,开拓不足,恐怕是更加难以接过进军中原、对抗大国的大任。
所以,诸葛亮有了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放手一搏。
三、蜀汉称臣的假设
先说一个三国时期称臣后国破身亡的例子------公孙渊。
公元233年,公孙渊曾被孙权封为燕王,不过朝四暮三的他既害怕曹魏讨伐,又贪恋吴国珍宝,于是心一狠,就杀了孙权的使者,彻底投靠曹魏。魏明帝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还让他继续持节任辽东太守,统领诸郡。
公元237年,魏明帝派幽州刺史毌丘俭等携带书信印章去征召公孙渊,“我看别在这儿耽搁啦,咱们小孩拉屎——挪动挪动吧! ”。公孙渊立刻发兵,阻击毌丘俭。毌丘俭退兵后,公孙渊一方面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封官许愿,引诱鲜卑人去侵扰北方,另一方面再次称臣于吴,希望得到外援。
公孙渊在吴、魏两个大国间首鼠两端,把两家都先后得罪个遍。向魏称臣了,魏国也不放心他;再向孙权称臣,孙权只是假意援救,趁火打个劫,算是报了几年前的仇,才不会为他火中取栗呢。
再说三国时期二个称臣后身未死而有国的例子-----刘协和孙权。
公元220年,魏王曹丕代汉自立,成为天子。因为魏的合法性来自汉的禅让,曹丕这个大舅哥倒是也没再难为卸了任的“皇帝”,刘协被封在了山阳国,做起了山阳公。
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
刘协还是那个人,但是“国”已不再是原来的帝国,而变成了曹丕眼皮子底下的山阳公国,被降级为附庸。碰上赵光义,词中皇帝李煜更得“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泪洗面了。
我们再来说孙权。
吕蒙白衣渡江,孙刘联盟破裂,曹丕称帝后,孙权遣使示好,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并将降将于禁等送回北方。曹丕投桃报李,赐给孙权九锡,册封其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三州诸军事。
公元222年,陆逊夷陵大败刘备,曹丕也看出孙权并非真心归附,就三路伐吴,但错过了最佳战机,效果不彰。因为共同利益,孙权和刘备旋即又互通使者,蜀吴联盟继续,次年孙、曹正式断绝关系。
其实,孙权向曹魏称臣,不过是权宜之计。后来,和曹魏断绝关系,不称臣,也没有亡于曹魏之手。能否保全的关键,说到底还在于自身的实力。
四、站在魏晋角度,蜀汉也不能留。
西蜀拥有地利之险,因此总有人想在当地自立。
远的公孙述先不提,当初本想去交阯避乱,侍中董扶一句“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立刻改签目的地。到了益州,就派张鲁盘踞汉中,截断交通,益州从此成了“独立王国”。
邓艾兵临城下,刘禅被迫投降。姜维接信后,假意投靠钟会,在魏军制造内讧,复国计划功败垂成。虽然与司马家相交很厚,魏臣钟繇之子钟会聪明至极,怕是自己也有不臣之心吧。
刘禅最后被安置在洛阳,当个安乐公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曹魏那里,蜀汉肯定是不能留着的。
这些前情后续,都说明了:(1)蜀汉能否保全,并不在于是否向魏国称臣,而在于有无自立的资本;(2)志在大一统的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坐视蜀地据险自治、尾大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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