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日军援兵尚未抵达,中日双方大约有两周左右的扯皮时间,第二十九军内部坚决主和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的抗日民族英雄、时任第38师师长张自忠将军,他甚至电话里训斥了满心与日寇决一死战的110旅何基沣旅长。无它,“姥姥不亲舅舅不疼”的二十九军苦怕了,太需要平津这块地盘了。四年时间,这支队伍从长城抗战时的3万余人已经发展到10万人马,卢沟桥最先跟日军干起来的金振中营,居然下辖四个步兵连、二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枪连近1400人,平津富得流油啊。
(宋哲元)
尽管宋哲元号称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砍头5000俘虏不眨眼睛,终究是文化不高科班未进的武夫,对局势的战略判定远不及蒋介石高明。卢沟桥的枪声一响,蒋某人即知中日全面战争已经躲不掉了,虽然他心里并不情愿过早地打这场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北地区与东北有本质不同,一旦容忍日寇武力夺取,蒋介石将失去作为民国中央政府的执政基础,他已经退无可退。事变次日,即已定下十二字方针:
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其实有最后三个字,足够了。
就在日本高层在争论扩大与否的期间,蒋介石业已在庐山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组建了战时指挥体系,受训军官全部归队,命令黄河以北的中央军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奉调,嘱何应钦向保定增援六个高射炮连,运送300万发子弹给第二十九军备战。可惜宋哲元看不到这一层,他仍然幻想着与日军谈判,用不算太苛刻的条款,继续维持第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现有的特殊地位,所以拒绝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支援,更不同意中央军即刻北上,他甚至不许南京上海的抗日团体来慰问,只怕刺激到日本人。
(大小两个委员长)
宋哲元是爱国的,长城抗战也是率部砍过日本人脑袋的,事变爆发时他正在山东老家躲事:日本人逼着他同意在华北修铁路,国府坚决不允,他谁也惹不起,只好溜之大吉。既不愿做汉奸、也不愿丢掉富庶的地盘和刚壮大起来的军队、更不愿与蒋介石中央政府撕破脸,这就是民国时期地方派系的悲哀,也是日本人步步紧逼的心理优势,设身处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宋哲元,应该怎么办?
他选择的,一是拖,拖到像几年前签定“何梅协定”那样能够化解危机;二是哄,哄完日本人再哄蒋介石,尽量维持现有局面都别开火。
他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完全是在忽悠,日本军部“扩大派”早占了上风,增兵华北已成定局,甚至连不支持扩大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菀尔都同意派兵,因为“中国驻屯军”只有河边正三少将的一个旅团5600人,尚不及二十九军兵力的1/20,吓寡妇的家伙都不够大。就在宋哲元认真研究日本开出的谈判条件时,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半岛驻军第20师团已经奉命驰援华北,日本国内的三个师团也已动员完毕,而七个师的国民党精锐中央军,却不能开进自己领土的华北来增援!
宋哲元爱国不假,然而过多考虑个人得失和小团体利益,不知不觉已经滑落为民族罪人。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即著名的:“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7月20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25000人;7月25日,日军地面和航空部队完成战斗准备,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终于撕下了“和谈”的面纱,给宋哲元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二十九军在三天内撤出北平城,否则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宋哲元终于清醒,然悔之晚亦,他把中国军队最有利的18天宝贵时间浪费掉了,北平三面被围,中央军远在河南,为避免古都毁于战火,第二十九军只能弃城。
张将军自忠后来的奋勇杀敌,南瓜店的以死明志,确有被日寇欺骗和被国人误解的羞辱之心,为了二十九军安全撤出北平,他不得不虚以委蛇善后,举国一片骂声。他当时的心态,也代表着以宋哲元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思想,保住地盘和实力第一,民族利益第二,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特殊时段里,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对中央军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待日寇,实在可叹。
宋哲元的表现甚至不如一向与蒋介石缠斗的桂系,军事委员会电召白崇禧赴庐山共谋抗日大计时,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劝阻李宗仁白崇禧,只怕蒋介石翻脸扣人,李白回电曰:先国难而后私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