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昭王姬瑕，是继武王、成王、康王之后的西周第四任天子。在经历“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辉煌期后，周王室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时代呼唤英雄，昭王横空出世。周昭王姬瑕，是继武王、成王、康王之后的西周第四任天子。在经历“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辉煌期后，周王室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史记·周本纪》）。时代呼唤英雄，昭王横空出世。
在位期间，昭王雄心壮志，矛头直指南方的楚荆，多次不辞劳苦，御驾亲征，最终以身殉国，让人唏嘘。英雄远去，催人探寻其悲壮的一生。在位期间，昭王雄心壮志，矛头直指南方的楚荆，多次不辞劳苦，御驾亲征，最终以身殉国，让人唏嘘。英雄远去，催人探寻其悲壮的一生。
关于昭王南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用了不足二十个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一代天子驾崩，竟接连用了两个“卒”字，反映出了儒家思想发言人司马迁在评价昭王问题上的局限性。关于昭王南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用了不足二十个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一代天子驾崩，竟接连用了两个“卒”字，反映出了儒家思想发言人司马迁在评价昭王问题上的局限性。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关于昭王的三条信息：其一：“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其二：“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其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据此，专家认为昭王南征只有两次，第一次为昭王十六年，最后一次为昭王十九年。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关于昭王的三条信息：其一：“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其二：“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其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据此，专家认为昭王南征只有两次，第一次为昭王十六年，最后一次为昭王十九年。
对于专家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其一，“昭王十九年”和“昭王末年”不是一个概念；其二，“丧六师于汉”不代表昭王驾崩，“南巡不返”才是昭王驾崩之年；其三，《周书异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江河泛溢，山川宫殿震动，有五色光贯太微宫”，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吻合。所以，从史料记载看，昭王南征为三次。对于专家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其一，“昭王十九年”和“昭王末年”不是一个概念；其二，“丧六师于汉”不代表昭王驾崩，“南巡不返”才是昭王驾崩之年；其三，《周书异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江河泛溢，山川宫殿震动，有五色光贯太微宫”，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吻合。所以，从史料记载看，昭王南征为三次。
近日，笔者在对《令簋》铭文重新研究中，发现昭王伐楚绝不是只有三次那么简单。《令簋》铭文：“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铭文历日只有月份、月相、日干支，没有王年，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是成、康二王器。近日，笔者在对《令簋》铭文重新研究中，发现昭王伐楚绝不是只有三次那么简单。《令簋》铭文：“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册夨令（尊宜）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铭文历日只有月份、月相、日干支，没有王年，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是成、康二王器。
与《令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令彝》，二者为同一器主人——令。因为器主人令的年龄受限，二器相隔年代不能太远。与《令簋》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令彝》，二者为同一器主人——令。因为器主人令的年龄受限，二器相隔年代不能太远。
《令彝》铭文：“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令彝》铭文历日四要素同样不全，但提到了“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则此周王必为康王之后的昭王。《令彝》铭文：“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令彝》铭文历日四要素同样不全，但提到了“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则此周王必为康王之后的昭王。
西周青铜器历法采用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十月对应夏历八月。初吉，为月初，通常为初二、初三，但周人肉眼观测月相，加之阴天等客观因素，难免有误差，但误差前后不超过一天。查遍昭王二十四年历日，符合“隹十月月吉癸未”历日的唯有公元前971年夏历七月（该年闰六月）初一癸未。可以确定，《令彝》铸作时间为公元前971年。西周青铜器历法采用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十月对应夏历八月。初吉，为月初，通常为初二、初三，但周人肉眼观测月相，加之阴天等客观因素，难免有误差，但误差前后不超过一天。查遍昭王二十四年历日，符合“隹十月月吉癸未”历日的唯有公元前971年夏历七月（该年闰六月）初一癸未。可以确定，《令彝》铸作时间为公元前971年。
我们再看《令簋》。因不知《令簋》年代在《令彝》前后，故笔者扩大范围，从武王一直查到穆王。既死霸，为二十四、五日，误差前后不超过一天。经查，符合“隹九月既死霸丁丑”历日的有六年，分别为公元前935年夏历六月（该年闰正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40年夏历七月二十五日丁丑，公元前961年夏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97年夏历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公元前1007年夏历七月二十六日丁丑，公元前1028年夏历六月（该年闰五月）二十四日丁丑。我们再看《令簋》。因不知《令簋》年代在《令彝》前后，故笔者扩大范围，从武王一直查到穆王。既死霸，为二十四、五日，误差前后不超过一天。经查，符合“隹九月既死霸丁丑”历日的有六年，分别为公元前935年夏历六月（该年闰正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40年夏历七月二十五日丁丑，公元前961年夏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97年夏历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公元前1007年夏历七月二十六日丁丑，公元前1028年夏历六月（该年闰五月）二十四日丁丑。
究竟是哪一年呢？《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均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则公元前997年、公元前1007年应排除；公元前1028年与《令彝》铸作时间（前971年）相隔太远，应排除；公元前935年和公元前940年均在穆王西征期间，也应排除。这样一来，只有昭王时期的公元前961年夏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与《令簋》“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相合。究竟是哪一年呢？《史记》和古本《竹书纪年》均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则公元前997年、公元前1007年应排除；公元前1028年与《令彝》铸作时间（前971年）相隔太远，应排除；公元前935年和公元前940年均在穆王西征期间，也应排除。这样一来，只有昭王时期的公元前961年夏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与《令簋》“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相合。
笔者已经考证出，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81年，末年为公元前958年，则《令彝》铸于昭王十一年（前971年），《令簋》铸于昭王二十一年（前961年）。笔者已经考证出，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81年，末年为公元前958年，则《令彝》铸于昭王十一年（前971年），《令簋》铸于昭王二十一年（前961年）。
从《令簋》铭文“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的记载看，昭王并非十九年驾崩，其在二十一年世还有过一次伐楚的御驾亲征，可以填补史料记载的空白。同时，也可以纠正专家关于昭王纪年和亡年的错误观点。从《令簋》铭文“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的记载看，昭王并非十九年驾崩，其在二十一年世还有过一次伐楚的御驾亲征，可以填补史料记载的空白。同时，也可以纠正专家关于昭王纪年和亡年的错误观点。
此外，根据《御正卫簋》铭文“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用作父戊宝尊彝”，与其相合的历日也在昭王世，且其时代与《令簋》不远。《令簋》所载“伯在炎”中的“伯”即伯懋父。从传世青铜器铭文记载看，伯懋父不仅“伐楚”而且“北征”“以殷八师征东夷”“东伐海眉”，深得昭王倚重。此外，根据《御正卫簋》铭文“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用作父戊宝尊彝”，与其相合的历日也在昭王世，且其时代与《令簋》不远。《令簋》所载“伯在炎”中的“伯”即伯懋父。从传世青铜器铭文记载看，伯懋父不仅“伐楚”而且“北征”“以殷八师征东夷”“东伐海眉”，深得昭王倚重。
1976年出土的西周《史墙盘》铭文称，“宏鲁卲（昭）王，广批楚荆，隹狩南行”；2003年出土的西周《逨盘》铭文称，“高祖惠中父……用会卲（昭）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赞颂了昭王一生的显赫功绩。1976年出土的西周《史墙盘》铭文称，“宏鲁卲（昭）王，广批楚荆，隹狩南行”；2003年出土的西周《逨盘》铭文称，“高祖惠中父……用会卲（昭）王、穆王，盗政四方，扑伐楚荆”，赞颂了昭王一生的显赫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