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句题外话，知识分子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概念，特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人。
而在奉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宋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子多追求“东华门唱名”，进而成为帝制时代附庸于“王朝统治”的高级“脑力劳动者”。他们的思维模式，行事准则，无一不是为了“王朝统治”服务。
在这种价值观下，人的道德反而不那么重要。如北宋名臣欧阳修，为了将以“武人”入枢密院的狄青赶出朝廷中枢，不惜捕风捉影，有意诬陷，手段之恶劣，与他后世的“文名”相差极甚。
但是，我们只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因素，就不难理解欧阳修如此做为的必要理由。唐末至五代，武人割据乱政，荼毒天下两百年，因此北宋自立国开始，便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以避免再次出现“武人乱政”的情况。狄青以武人入两府，显然打破了这个底线。
在欧阳修看来，驱逐狄青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正确行为，私德自然就不是那么重要。他显然不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我们只可以将生于那个时代的欧阳修看做一个合格的政客。
我们再看苏轼，他在反对新法之初，理由和旧党大致相同，无非是新法改易过甚折腾百姓、与民争利等等，并因此遭受新党迫害十余年。直到旧党上台，当司马光打算尽废新法时，苏轼却没有和纷纷起复的旧党中人落井下石，反而出人意料的站出来反对尽废新法。
他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新法自熙宁年间开始已经实行十余年，百姓也渐渐适应习惯了，虽然仍旧有着种种弊端，可再贸然尽废，与熙宁年间骤然变法，折腾百姓不是如出一辙吗？
在苏轼看来，尽废不如增添修改，废除那些所谓的“弊法”，留下“有益”之法。这种施政态度显然是更客观，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尽管司马光与之交谊颇深，而且在“乌台诗案”发时，又对他多有营救之举。可他仍旧站出来，用近乎于“撕破脸”的举动，与司马光据理力争。
但是，这在“党争”极甚，旧党清洗报复新党的元祐年间，可谓极度特立独行，没有极大的勇气，绝对不敢站出来和旧党首领进行公开争辩。
元祐元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苏轼奉命起草制文。当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但他并没有因此夹带私怨，反而在制文中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制文中非但没有对新法予以贬损，反而客观评价了新法在多年实践中的完善与进步，肯定了它对国家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见得，苏轼对新法的态度与绝大多数旧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对新法的理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为深刻、全面。
由此，也可以充分解释，当司马光决定尽废新法时，苏轼为什么又站出来进行反对。
新法虽好，但确有弊端，苏轼反对新法中的弊法，不等于站队旧党
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在推行初期，确实有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这也是历代改革家进行“自上而下”改革时，最容易出现的通病。
苏轼最初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新法改易过甚，骤然实行又急于求成，唯恐百姓难以适应，而折腾过甚；2，新法中存在着不少弊端之处，除了有与民争利的情况，还过于繁杂，容易为胥吏所乘，反而与初衷相悖，因此劳民、害民。
本文限于篇幅所限，只讨论那些明显存在弊端的新法。
如雇役法执行之初，以钱代役的做法在理论上固然于国于民有利，但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各类名目过甚，征收标准又繁杂难以统一，地方胥吏具体执行时，往往就成了“两税之外，别出科名”的重复征收。
而且，宋代全国经济水平高低各异，对雇役法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如江浙等富庶省份相对受欢迎，在北方等地则恰恰相反。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急于求成，新法中的雇役法就很容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还有被诟病为“与民争利”的均输法，朝廷命地方广置官署，用以“徙贵就贱”，具体办法与汉武帝时，桑弘羊所施敛财之法大体相当。
“徙贵就贱”在遭受灾害歉收地区以高物价折征钱币，然后用所征钱币到丰收低物价的地区采买物资，这种做法用近现代流行的说法就是投机倒把，吃相太过难看。
而且，官买官卖在实际操作时还会出现“非良不售，非贿不行”的情况，东西不好，没有回扣，就别想成交，强买强卖更是等于再扒掉百姓一层皮……长此以往，与杀鸡取卵无异。
汉武帝时，桑弘羊以此法敛财是为解决连年征战导致的财政危机，只做权宜之计，一旦有所缓解即行作罢。可如果当做常法，显然并不合适。旧党反对“均输法”，这一点在客观上是于国于民有益的。
除此以外，新党为打击反对派，将旧党逐出朝廷，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逐渐控制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不再能够
“言及乘舆，则天自动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自此，台谏官员成为新党的附庸和打手，失去本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苏轼所明确反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曾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做过一系列抗争。
如熙宁三年春试，苏轼与王安石就叶祖洽是否能够得中状元一事发生争执。
争执的问题表面是叶祖洽当否得中状元，但实际却是新党和旧党围绕着新法进行的一次较量。彼时，宋神宗既支持新法，又重用王安石，叶祖洽当然得中，旧党一败涂地。
同年十一月，苏轼自请外放，任杭州通判。
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出于公心，奈何再次卷入党争，朝政翻天覆地
如果将苏轼自请外放看做新旧党争第一阶段的落幕，那么“乌台诗案”显然就是党争进入第二阶段的高潮。元丰二年，御史何正臣上书弹劾苏轼在谢恩表中暗藏讥刺朝政，同时，御史李定也跟风弹劾其四大罪状。
指斥苏轼在谢恩表中对宋神宗“心存怨愤，包藏祸心，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尚在湖州任官的苏轼被锁拿进京，关进监狱。
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苏轼友人均因“乌台诗案”而受到牵连。
党争愈演愈烈，这也为元祐年间，旧党得势以后报复新党埋下了引线。
直到神宗驾崩，太皇太后临朝，司马光、苏轼等一干旧党官员纷纷复起。旧党在清洗报复新党的同时，又决意尽数废除新法。苏轼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站出来，与曾经积极营救他的司马光进行争论，认为新法不应尽废，而是应该去弊存益。
这种精神，恰恰是北宋中晚期以及今天的我们所欠缺的。
很可惜，司马光很快去世，旧党分裂成蜀、洛、朔三党：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程颐、朱光庭为首的洛党；刘挚、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内斗之激烈，不输于新旧党争。朝政之败坏，已经不是孤儿寡母所能操控，逆转。
元祐三年正月，苏轼不堪台谏的诽谤和攻击，决定自请外放。但彼时太皇太后对他颇为器重，再三挽留而没有成行。直到十月间，攻讦愈演愈烈，苏轼不堪其扰，只得再次上书请求外放，终于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然而，即便躲到杭州，来自旧党内部的攻击仍旧没有停止。
因为太皇太后的器重，苏轼能够安稳外任，而后又以兵部尚书被召还开封，但太皇太后不久后去世，新党再度得势，他这种屡遭攻讦而不倒的“好日子”也被彻底终结。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中的章惇、吕惠卿等人得以复起，新法随之又尽复。此时的苏轼诚然意识到了危险，但还是秉承着一贯原则，上书哲宗，委婉劝谏：对太后临朝时所行之政应循序渐进的改易。
只是哲宗苦于太皇太后挟制久矣，新党恨于旧党报复迫害亦久矣，一场新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已经在所难免。
从王安石变法到不分是非对错的党争乱政，苏轼一直都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无论反对新法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始终以国事和百姓为根本，都不以“私人恩怨”和“党派利益”作为行事准则，这在帝制时代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良知、有操守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