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对于诸葛亮的态度应该是按照刘备的遗嘱所交代的一样,“父事丞相”就是刘禅对待诸葛亮的态度,但毕竟已为君臣关系,并非刘备在位一样,因此尊敬中带有些任性,任性中带有些钦佩,钦佩中带有一些害怕。
放权授任
“封亮武乡候,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便“开府治事”,也就是在朝廷之外的丞相府,军国大计皆从此出,这种待遇放眼三国时期,也就曹操对于献帝才有过,但有史可鉴诸葛亮的品行并非擅权之辈,故而开府一事应为后主所授权,从此看出,刘禅放权于诸葛亮,一为信任,二为倚仗。
“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从诸葛亮北伐时刘禅所下诏书中不难看出,刘禅牢记刘备之托,授以诸葛亮军国大事,并毫无顾忌的给予兵权,这是建立在君臣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作为一国之君,将国家内外大事一并交给诸葛亮打理,很多人会归为刘禅的无能之举,但根据《魏略》的记载,“琬卒,禅乃自摄国事”,说明刘禅是可以自己掌权的,哪怕是能力有限,但权力是要收回的,那么在诸葛亮时期的放权现象,我们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无限的信任和倚仗。
生后事
诸葛亮在世之时,刘禅“以父事之”,放权是相信也是真把诸葛亮当父亲一样依靠,而诸葛亮死后刘禅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自诸葛亮死后,丞相府长史蒋琬领尚书令一职,也就标志着蜀汉政权正式废“丞相”一职,即从此以后不设丞相,也是对诸葛亮最大的尊敬,表明后世之辈再没有超过诸葛亮地位的臣下;为诸葛亮立庙,这个事情看着不算什么,但放眼大汉历史,没有哪个皇帝给臣下立庙的,这也是个先例,也表明了刘禅对诸葛亮的尊敬。而重用诸葛瞻,以女儿嫁给诸葛瞻也都表明了刘禅对诸葛亮一生功绩的肯定。
“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三国志.后主传》更改年号,陈寿在《三国志》中将此举动定义为“考之古意,体理为违”。但我们作为现代人来看,建兴元年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为后主奉献了十二年,而刘禅于建兴十五年直接更改为了章武三年,离诸葛亮死去刚好三年整,以汉朝的孝制,守孝为三年,那么这里是否有一定的联系不敢定论,但个人觉得这个改年号的举动就是为了诸葛亮而做的。
后主的解脱
“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三国志.后主传》在诸葛亮死后,蜀汉后期的黄皓弄权,也是蜀汉走向衰败的一个因素,这也侧面反应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刘禅在诸葛亮时期,对于诸葛亮信任也好,尊敬也罢,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被诸葛亮压制了,作为一个皇帝,几乎没有政绩,蜀国全凭借诸葛亮支撑,那么刘禅内心的压抑感不会没有,先主曾有“取而代之”的托孤言论,刘禅面对蜀国诸葛亮独断的局面,即会害怕,也会压抑。
因此诸葛亮死的时候,刘禅内心是会失落,也会恐惧,因为蜀汉的顶梁柱没了,他要收拾残局,魏延“反叛”,杨仪揽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原来就不用考虑,而丞相走了,留下的蒋琬、杨仪、费祎如何用也成了难题,因此刘禅是失落的。但当这批人把政事理顺以后,刘禅是开心的,终于没有了丞相,压抑许久的一国之君也终于有了话语权,在这一点上,刘禅才会越来越贪图娱乐事业,正如刚上大一的学生,挣脱高中压抑苦闷的学习生活一般,放肆的挥霍青春。
因此,刘禅对诸葛亮的态度是尊敬的,倾佩的,听从的,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