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万历是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是一个对历史绝对有划时代意义的帝王，明实亡于万历这话也对但是也不全对。还是要把朱翊钧执政分成前后两个时期来看，如果说前期的朱翊钧，应该是除了朱元璋，朱棣和朱佑樘外明代文治武功最有作为的帝王，而后期的昏庸和颓废除了自身性格，疾病和贪婪的原因外，也是和明代的言官体制及政治生态有很大关系。
历史上对万历十年之前的朝廷政治革新和国家一除积弊的功劳归功于张居正，以及冯保，甚至李太后，这没错，但在朱元璋创立的明代帝王高度集权的制度下，有明一朝，那位实权的首辅，太监，太后能翻了大明的天？崇祯明朝末世都没戏，当时能执大明牛耳者也只能万历一人而已，所以说没有朱翊钧的支持和配合，张居正的改制就会被掣肘，张居正的声音就会被政敌淹没，同时张居正的新政再好也只能叫“万历新政”。
当然，万历继位时的确只有十岁，一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年龄被很多人说是一个不懂事的年纪，但那是在现在。万历皇帝明显的继承了他爷爷嘉靖的基因，天资十分聪颖，很小就学习帝王御术，对权利有着超出其年龄的控制力，正如名字里的钧字为钧者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
穆宗朱载垕去世后，就因为首辅高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的太子如何治理天下啊！”被冯保听到报告给小皇帝朱翊钧，他直接能就把穆宗托孤、当朝首辅高拱给免职查办，高拱推荐的东宫侍读，礼部尚书高仪吓得吐血三天而死，这里边除了有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之外，也体现了明朝体制赋予帝王的权利，让朱翊钧明白，皇帝再小也是君，首辅再大也是臣。高拱被罢免后，张居正得以成为首辅。
朱翊钧小时候在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下，学习非常刻苦。五岁就已经可以读书写字，每天五更天（四点）就要起床去随师傅早课，即使继位后每天天不亮就要到文华殿“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朱翊钧为了给张居正竖立朝廷权威，在继位后的第九天就单独在奉天殿左后门召见了张居正（平台召见），这在嘉靖中后期和隆庆朝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朱翊钧虚心请教，共商大计，为张居正在朝内竖立了极高的威信。他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一举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但朱翊钧当时毕竟还是年幼，无法完全控制权利，只能与“贤臣共天下”。张居正死后万历才真正的亲政，对张居正做了彻底的清算，一是告诫群臣“功高高震，不知收敛”的下场，二是把张居正作为“罪魁祸首”加以严厉处罚而尽收群臣归心。帝王心术何其高明，亲政后便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皇帝）这根权柄，直至去世。
随后万历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尊严发动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文赖张居正，武靠李如松，打赢了平定了蒙古叛乱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酋首丰臣秀吉侵略藩属的朝鲜之役和苗疆土司杨应龙割据自立的播州之役。三大征使得大明国人振奋，万国臣服，“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可以说在朱翊钧在武功上仅次于洪武和永乐以及宣德三朝，也远胜于正德，更胜于正统两朝。使得日寇惧我华夏近三百年。
很多人把三大征巨大的消耗列为明亡的原因之一，也没有错，毕竟花钱太多，但实际情况是三大征军费是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专用于京镇军费开支）仍有存银，也就是说朱翊钧花的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体己钱”，而万历三大征不打的话，大明则会亡的更早。随后的万历极度贪财，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内帑没有钱缺乏安全感以及敌视群臣言官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开始，朱翊钧开始长达了二十多年的怠政，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体胖腿疾），几乎不上朝。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传达，而不是召对的方式，奏折也不再批复。好像一夜之间和群臣成了“冤家对头”。起源是因为“国本之争”这一场长达十五年的立储大争论，万历在与群臣关于太子人选上争夺失败，使得“爱子”朱常洵输给了他“厌恶”的长子朱常洛，从而使万历帝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和不安感，认为皇权下降，从此他便不在信任群臣，更加抵触群臣的奏议，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和叛逆心理。
朱翊钧消极和不作为让大明从此陷入了朝廷党争，宦官专权，藩王众多，贪污成风，压榨百姓，武备荒废，财政崩溃，使得大明慢慢的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最终崩溃的局面，朱翊钧作为实际统治者的确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的。（十三陵只有他的陵被发掘了）
所以大明第十三代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位功过参半的帝王，前期英明神武，文治武功为大明中兴之主，后期贪财怠政，民不聊生实为大明亡国之君。本人不是明粉儿清粉儿，仅言历史，不惜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