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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的很好,给题主点赞。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中心,定都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最多一两次的迁移,但商朝的都城有前八后七之说,总共达15次之多,是历史上迁都次数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商朝为什么会这么频繁的迁都呢?

我的主业是读《史记》,就《史记》记载的历史素材,进行逻辑分析,挖掘历史背后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视角,希望能够对现代的生活、事业有所借鉴。

一、古今学者的主要假说

商汤建国前的八次迁都《史记》中没有记载,建国后的七次迁都有简单介绍,但也没有说明原因,古今学者给出了很多假说,有水患说、去奢行俭说、游牧说、游农说、战争说、王位纷争说、阶级斗争说、青铜说等八种假说。但总觉得有些偏颇。

1、水患说:了解中国风水历史的都知道,古代人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选择居住和生产的地点,是靠近水源,但都处于比较高的地势,尤其是在选择都城的时候,不会不考虑这一点。

2、去奢行俭说:这点有点讲不通,当时是奴隶社会,财富主要是看拥有的奴隶数量,是动产,迁移并不能避免奢侈腐化。

3、游牧说和游农说,基于的核心条件是一致的,一个是说当地的水草不够旺盛,季节性明显,一个是说当地的土壤不够肥厚,但商朝的都城都是在黄河沿岸,地处中原,水源非常充足,土壤肥沃。如果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则应该是南北迁移,而不是东西向迁移。如同后来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4、战争说:这个可能是影响当时选择都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也不纯粹是为了战争的方便,而是战争与政治的结合。

5、王位纷争说:王位纷争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迁都并不能解决王位纷争的问题,只是影响国家实力的内因,迁都还受外部的因素影响。

6、阶级斗争说:迁都也不能解决阶级斗争的矛盾,当时的土地还是非常充足的,只是缺少人口,所以当时并没有出现财富兼并的现象。也没看到奴隶造反的历史记载,奴隶更多是俘虏和罪犯,是没有能力和资源要求什么的。

7、青铜说:这个是拿现代的观点替古人考虑问题了,天下都是为了天子和贵族们服务的,怎么会因为一些生产资源而迁都呢?都是可以让奴隶去当地生产好了,运输到都城的。如果按照这个思维,秦始皇陵就应该选在四川,而不是陕西;隋炀帝就不用修大运河运输粮食,而应该直接把都城修建在江南地区。

二、迁都的位置及次序

先来看四张地图:
图1:中国主要山脉河流分布图 图2:商代地图

图3:商代遗址分布图
图4:商代迁都地点及顺序

1、商朝自成汤之后的七个都城分别为:亳(河南商丘北、山东曹县南,在山东境内)、嚣(郑州西北、荥阳东北)、相(河南濮阳北、内黄南)、邢(有争议,河北邢台或河南邢丘)、庇(山东郓城北、梁山西南)、奄(山东曲阜)、殷(河南安阳西)。

2、从都城的分布及迁移顺序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1)都城5-6个在今天的河南境内,2个在山东西部,可能有一个在河北南部。但都在商朝版图的中心区域位置。

(2)都在河流附近,黄河或济水。靠近水源的考虑。到东不过泰山,西不过太行山。

(3)前期多横向迁移,东西交替;后期涉及到黄河南北,但主要还是东西向的迁移。

三、每次迁都前后的国势

(1)亳:成汤起家的地方。

(2)嚣:帝中丁时期西迁。这个位置是战略要地,是链接东西部的门户,差不多就是后来楚汉争霸时期最主要对峙区域荥阳。之前是帝太戊,任用伊陟为相,殷的国势再度兴盛,诸侯又来归服,所以帝太戊被称为中宗。这个时候国家实力强盛,西部诸侯的实力也强大起来了,可能是为了加强西部地区的管理而迁都。

(3)相:河亶甲时东迁。河亶甲时,殷朝国势再度衰弱,可能出于都城安全的考虑而迁都。

(4)邢:祖乙帝时北迁或西迁。祖乙帝即位后,殷又兴盛起来,巫咸被任以重职。如果邢为河北邢台,则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以太行山和黄河为天险,利于防守,但太靠北边了,不利于西部和南部区域的管理。如果为河南邢丘,大概是在今天的焦作市附近,跟嚣一样,也是战略要地,是链接东西部的门户,只是黄河南岸和北岸的区别。就是进攻策略,与帝中丁时期的考虑类似。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更加认可后者。

(5)庇:盘庚帝时东南迁,靠近济水。阳甲帝在位的时候,殷的国势衰弱了,盘庚即位后首先迁移都城,避免西部诸侯的干扰,争取发展时间,在盘庚的系列复古改革政策下,殷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起来。

但这次迁都民众有怨言,说明民众在邢日子过的挺好,不想迁移,说明当时殷的国势没有衰弱的那么历史,还没有紧急的危险,所以不愿意迁移,但盘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考虑,提前做了安排。

(6)奄:《史记》没有记载这次迁移。再次向东迁移,但这次迁移的位置很短。只是离水远了些,海拔好像是高了些,可能是因为水患的问题。

(7)殷:武乙时向北迁移到朝歌。位于黄河北边,太行山东边,不像嚣和邢就处在东西交流的关口上,在关口的后面一点。这个位置选的很好,进可功,退可守。甲帝淫乱,殷朝再度衰落;两个儿子在位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记载,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作为;到孙子武乙的时候,《史记》中说他暴虐无道,在他执政期间,殷朝更加衰弱。但从这方面来看,武乙还是很有战略思想的,只是因为不信鬼神,忽视政治手段,而重视军事手段,所以被人认为暴虐无道。

总体来说,国力强盛的时候会西迁,扼守关口,加强对西部的管理;国力衰退的时候则会东迁,保障安全,争取时间发展国力。但也有个别特殊的现象。

年代过于久远,历史资料有限,仅仅是个人的一些想法,还有待进一步论证。要真正弄清殷都屡迁的原因,还有待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全面,深入的研究。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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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频繁迁都主要原因如下:

1.商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国北方的奴隶制国家,需游牧民族需要逐水而居,围绕着黄河流域附近区域。

2.夏商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那时候人们对于黄河流域的洪水泛滥是束手无策,整理水利和黄河河道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基本上相当有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黄河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只能进行迁都他处。

3.最主要的是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商朝国内的贵族王族为了争夺王位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互相争斗搏杀,导致商朝不得不进行数次迁都。

个人认为商朝多次迁都主要原因是黄河流域洪水泛滥,还有就是商朝统治阶级内部为了争夺王位和各自的利益战乱不断导致多次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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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查的线索只有《尚书·盘庚》里能看到一些端倪,其他的说法恐怕都是不太确切的,如什么“资源枯竭说”、“游牧民族说”还有洪水说。

“资源枯竭说”——这个观点是最莫名其妙的,因为殷商既然早已经进入农业社会,那么说这个“资源”枯竭了就不知道是指哪些资源?树木?石头?真是莫名其妙,又不需要像现代人这样大肆破坏环境改变环境。而根据殷商墓葬发现小亚洲象与犀牛来看,可以肯定河南那时候的气候好得很了,压根不会发生什么“资源枯竭”。

“游牧民族说”就更扯淡了,殷商人看起来确实挺勇武好战的,但是没有证据表示他们有游牧民族的特征。相反,通过墓葬、建筑、文物等完全可以反映至少殷墟武丁时期起,殷商人就是农业民族。而在之前或之后,墓葬也没有发现大量的马匹。

“洪水说”——这个还是比较有可能的,因为目前可确认的是,至少有两个洪水遗址可以和殷商史上的“九世之乱”,也就是盘庚之前的“履迁”有关联的线索:

1、喇家洪水遗址——黄河中游的洪流

一碗未来得及吃完的面条,那是一次十分大的水灾,而且来得异常凶猛迅速,致使人们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淹死了。


在遗址的一间房址内,发现了14具骨骼,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龄最小的仅2岁;28——45岁的4具,以少年儿童为主。由于死亡之时突遇无法抗拒的灾难,这些遗骸表现了一刹那间的状态,他们姿态各异,有的曲肢侧卧,有的匍匐于地,有的上肢牵连,有的跪踞在地,其中母亲怀抱幼儿,跪在地面,相互偎依,在灾难突然降临时表现的无助以及乞求上苍救助的神态令人动容。据考古学家认为:引起喇家遗址灾难的是一场地震,而摧毁聚落的是随后而来的山洪和黄河大洪水。

2、新砦洪水遗址的洪水——中游泛滥带来的灾害

在对应年限的黄河下游的新砦遗址的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这个高度上表明这里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

同时,在相隔不远的同时期的二里头早期也发现了不少堰塞湖遗址。

但是,根据专家推测,这场洪水导致黄河泛滥只有6-9个月。而史书中记载的殷商迁都却有很多次,而且跨度时间非常长:

《史记·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而汤征桀以后「乃五迁,无定处」。
另:《竹书纪年》与《尚书》又载有另外5次迁都(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安阳))。

显然,“洪水说”是解释不了“履迁”的原因的。所以,答案还是到殷商的“官方”口径里去找,也就是《尚书·盘庚》

注:虽然《盘庚》一文未必就是产生于殷商,但是在《尚书》中的多篇“殷文”中,《盘庚》倒是最被认为是出自殷商的自治文献。

《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就不一一贴上来了,反正盘庚关于迁都之原因的讲话中心点,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个字:

内乱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薛,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尚书·盘庚上》

这段话有很大的信息量:

①投诉盘庚的人肯定是贵族,因为有“我王来”的话,必然是王亲贵戚才敢这么说的,而且这些人又对祭祀指指点点,可见其身份的尊贵;

②“不能胥匡以生”——不能互相帮助,这就说明这些人原来的“好日子”被迁都给搅没了。

盘庚这样反驳这些反对他的高官:

「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别在那妖言惑众
又:“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意思就是这些人欲“挟民以令天子”,甚至是裹挟暴民推翻殷王室(胥动以浮言,沈于众,火之燎原)。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

“长于厥居”——老实给我呆在各自的家里。

“听予一人作猷”——一切听我说了算。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

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一个,那就是抱怨迁都的那些人的权力被剥夺了(先是“我先王……任旧人共政”,后是“非予自荒兹德”)。

“予若观火”——很明显,盘庚把他们的不轨之心直接挑明了,这只能是一个意思:他们已经准备叛乱造反!

《盘庚(中)》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

在《中》篇的讲话里,盘庚的训话对象又变成了民众——一打一拉,在民众面前讲先王的美德,就是要民众心悦诚服的跟着他走(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

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这段话反映了盘庚迁都形势严峻,可以说到了生死关头——到了河边准备乘船,可是仍然有人不配合(汝弗济,臭厥载),气的盘庚威胁不如一起同归于尽(惟胥以沈)。

由此可见,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所谓“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灾害、不参与劳作)恐怕都只是盘庚的借口。

《盘庚(下)》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到这里,盘庚就完美收宫了,搬出宗庙与祖宗先王来稳定人心,终使咸服。

总结:

由于在盘庚之前有“九世之乱”,而且盘庚言之凿凿的指明朝廷上下有人图谋不轨,因此,我们不难猜测出殷商履迁的主要原因,反映了殷商由一个松散的部族联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它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脉络是清晰的,即使是殷墟武丁时起,甲骨文仍然时常见到“多子族”——即殷商的同族、王族的部队被商王号召参加战斗,而且商王祭祀的地方也经常出现变动,出现在非都城的地方。

考虑到殷商是一个如此重视宗教礼仪的国体,祭祀断然不会乱选地方,因此,殷商王朝的“联盟制”之框架在盘庚迁殷后依然若隐若现。

所以,商朝多迁的谜底当八九不离十囿此。

显然,盘庚是“以祖先之名”为由,在迁都之时,拆散了这些强大的氏族势力,可能让一部分人留下,另一部分人又带走。或者是通过迁徙,将这些氏族的财产与部众重新收归“国有”。

总而言之,方法不一,但目的肯定是为了巩固统一,重拾王统。

在这个过程之中有没有发生过战争?

既然那些氏族势力那么强大,为何他们不反抗?不揭竿而起?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既然有那么多次迁都,但是,这些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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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频繁迁都,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天气因素,商朝早期,我国黄河流域多次出现了水患,这对于商朝这种农业社会来说,是必须要大搬家来躲避的。

第2个就是,商朝的继承权问题,当时继承权问题比较混乱,儿子继承,那么是那个儿子继承?哥哥死了,弟弟继承,那么弟弟死了谁继承?最后,史记也说,自中丁以来,商朝就因为继承权问题,非常混乱。

为了权利版图的重新划分,有时也有迁都的必要,一个到盘庚树立嫡长子继承制以后,商朝才真正定都殷地,不再迁都。最后一个就是,外敌入侵,在商朝开始,北方地区气候开始干燥。

这个时候,北方地区天气已经开始寒冷干燥,更多的北方民族开始南下,到温暖的中原地区与占据中原的商人进行不断的战争和冲突,其实就是抢地盘。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商朝祖先是养牛为业,实际上也需要不断有新的牧场,来养牛。经过几百年发展,商朝后期才真正进入到稳定的手工业,农牧业时期,不再过多依赖养牛和粗糙农业。从商朝出土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到,商朝后期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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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曾不断地变换自己的都城,经常进行迁徙。东汉张衡在他的《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可见其迁都频繁。商朝“不常厥邑”已被公认。都城屡迁,在三代似成一种通例:夏朝十四迁而有十二都,商朝若从先公算起则有前八后五之说,西周五迁而有六都。至于商朝屡迁原因,自古以来就争讼不已,说法不一。成汤 成汤以前的八迁,现在史学界的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它基本上还属于部族的流动或方国的转移,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都邑迁徒。汤灭夏建商之后,前十王均以毫为都城。到商朝中期,又五次迁都,即所谓的“后五”。成汤以后的五迁,为仲丁自毫迁傲,河直甲自傲迁相,祖乙迁邢居庇,南庚迁奄,盘庚迁殷,何以殷人要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作如此频繁的都邑迁徙,学者们的意见还颇分歧。归纳起来,不外几种原因: l、去奢侈恶习说。此说源于墨子。汉代学者亦这样推测(《后汉书·杜笃传》:“盘庚去奢引俭于毫。”郑玄《尚书注》说法亦与此类似。) 2、自然灾害威胁说,如祖乙所都的邢,后来就是被河水淹没纪毁的。 3、缓和阶级矛盾说。李民认为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是导致商人屡迁的原因。(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 4、地力耗竭说。“也有人认为商代农业生产力还比较低,经常迁都可能和地力耗竭有关。”(转引自剪伯赞《中国史纲要》)。傅筑夫认为,商代处在原始的游农阶段,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便需要改换耕地,因此要经常迁徙。 5、于云洪等提出人口增加,分离疏导压力说。6、寻找青铜资源。张光直认为,寻找青铜矿能是殷都屡迁的主要原因,因为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少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青铜的需要量又特别大,从而促使着人们要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新的矿源来满足需要。 7、黎虎有以及很多者认为是由于王权纷争,“九世之乱”的商朝王位纷争,导致迁都频繁。 8、战争说。邹衡认为“当时选择五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强大的敌人”。 盘庚 不过联系中国的历史,多次迁都并不只是商朝的特色,都城屡迁,在三代似成一种通例,通研究其他朝代迁徙的原因能给我们一个比较客观的答案。 夏朝的迁都,基本都和国内的动乱有关。夏初都于阳城,至启子太康时居于斟寻。史称启死之后,太康等五子为乱,“五子忘伯禹之命…··臂兴作乱,遂凶厥国。’”(《逸周书·尝麦。》太康失国后,夏政归于东夷后翌、寒促,直至少康中兴复国,其间夏人都邑迁徒无常,“帝相为奖所逐,失国,居商丘(应作“帝丘”)”(《通鉴外纪》卷二)。后来少康打败寒沮,才“自纶归于夏邑”(《今本竹书纪年》)。这一连串的都邑迁徙,显然是由于王位纷争与政治动乱而引起的。司母戊鼎 夏周一样是农业国家,并未因资源或人口原因迁都,而盘庚从奄迁殷,奄较殷距古黄河道要远得多可以肯定不是为了躲避水灾。商朝立国到盘庚的三百余年间,前一半时间是定居的,频繁的迁徙集中地发生于后一半的时间里,迁殷后有不再搬迁,迁殷政治原因多于其他原因。《商书》有《盘庚》三篇传世,它们就是研究殷人迁都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依据。《盘庚》篇所反映的中心阿题就是是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即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盘庚迁殷的另一层意思,也是想以此为契机,对贵族集团进行整顿,消除隐患,加强国家实力。那么前几次迁都可能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这也是目前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亚述浮雕 从世界历史看,同一时期的亚述帝国,自公元前3000年代至公元前7世纪末灭亡为止,亚述先后出现六座都城,亚述迁都的原因大同小异,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类: 1、新都的战略位置重要,或交通便利,或农业繁荣,或有利于巩固国防。 2、迁都系为适应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统治疆域的扩大所带来的王权的集中可能会与阿淑尔城邦时代遗留下的贵族政治势力产生冲突,为摆脱传统政治框架和顽固保守派的束缚,亚述国王或会通过迁都以为王权开拓新的权力空间。 3、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如王位争夺所引发的政变等也会成为迁都的直接原因,新当权者可借此规避旧都原有的反对势力而培植新的政治力量。 4、在某种程度上,亚述国王的个人雄心和喜好可能也是促成迁都的另一个因素。国王通过建设新的都城以求彪炳史册。 5、亚述迁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迁都使亚述能够适应特定历史背景下王权集中的需要,而王权的集中及其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和国家职能的强化也反过来使亚述战争机器的运转效率得以提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古代近东地区在亚述主导下走向统一。同时,伴随迁都而来的大量人口的调配与集中也令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汇加速进行。最后,新都的营建也会直接刺激亚述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或许商朝的君主们迁都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虑吧? 参考书目: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4):42-55.黎虎.“游农”不能解释殷都屡迁的原因[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57-63.叶桂桐.殷都屡迁原因考[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87(4):99-104.王冠英.殷都屡迁原因、过程及殷后期诸王之改革[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2):17-1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5月。洪涛.论先商的迁徙[J].历史教学,2002(9):28-35.于云洪,魏训田.商朝盘庚迁殷的原因——从生态环境的变化探索[J].德州学院学报,2005,21(3):68-71刘铮.也谈三代都城屡迁原因[J].四川文物,2010(1):39-42.具隆会.谈九世之乱与殷人屡迁问题[J].殷都学刊,2013,34(2):24-29.陈飞. 亚述历次迁都比较研究[J]. 宁夏社会科学, 2014(2):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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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解释是在早期刀耕火种的年代,农耕民族不懂得爱惜地力。一个部落在一个地方居住耕作太久的话,当地土地肥力就会下降,于是就不得不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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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公元前1600年一公元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始祖叫汤,鸣条之战打败夏桀后,建立国号商,定都在毫邑。共传了17世31王,国运五百余年。商朝在五百年中共迁都了七次。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因此商朝也叫殷朝。此后二百七十三年时间,直到商朝灭亡,都城再也没有变动过,这主要受自然灾害,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决定的。

商人兴起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由于黄河没有入海口,河道常常南北滚动,或流入渤海或流入黄海,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

商朝是以农业立国的奴隶制王朝,以种植黍,稷,稻,麦,桑麻为主。这些农业活动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严重,那时候生产工具以石刀,石镰,石耒为主,生产力低下。

当一个地方开发过渡后,养活不了大量人口,加上那个时代地广人稀,有大块未开肯的土地,有足够多的地方去,因此,商朝历史上不断的迁都,在五百年时间里,共迁都七次,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以后,二百七十多年没动过地方。

商王迁都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商王传承方式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礼乐制度并不完善。旧都保守势力严重,新的国王想有一番作为,必需选择一个新的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

历史上,北魏把都城从盛乐迁都到平城(大同市),孝文帝再把都城迁到洛阳,就是为摆脱旧的保守势力,接受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有种说法,商王盘庚迁都到殷就是为了推行改革,打击保守势力,商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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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国家,正是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对于后世了解商朝提供了客观公正的线索。商朝在历史上有过多次迁都的历史,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商朝多次迁都的原因。

商朝起源

商代是兴起于西方的。他们的始祖叫“契”,五帝的帝舜时期,商人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 , 就以"商"来称其部落。

数次迁都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

前是指:

商代的始祖“契”到建立商朝的第一任帝王“成汤”迁都于“亳”准备灭夏的这一时期,又称“先商”时期,共有四百多年,商国在这一时期共进行了八次迁都。

后是指: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到周人灭商这一时期,共有六百多年,商朝在这段时间共进行了五次迁都。

前八次迁都

《尚书·盘庚下》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

《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关于“八迁”之地望,唐以前的学者一直“不得其详”。

孔颖达《尚书序》疏中,亦仅列出“四迁”:“契至成汤,十四世凡八迁国都者:

《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

《世本》云‘昭明居砥石’;

《左传》称‘相土居商丘’及今居亳。事见经传者,有此四迁,其余四迁,未详闻也。”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与此说相同:“八迁之书,史唯见四。”

清代,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明确提出“八迁”的具体地点。

王国维在梁玉绳的基础上,又重新作了考证,他在《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中指出商先公八迁的顺序是:契居商(河南商丘)、昭明居砥石、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相土迁东都、相土复居商丘、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上甲微复归商丘、汤居亳(今商丘虞城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

上述的商地,即今河南商丘。在相土复归上甲微迁于之间,先商民族虽然经历了8次迁徙,但其中的4次都与商丘有关,每次迁徙后都又回到了商丘。由此可见,商族由契至汤14世都是以商丘为根据地或主要经营地,然后不断向外拓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商丘为商族的发祥地。

商朝建立后的迁都

商朝建立后,又有过数次迁徙。

仲丁(今河南商丘)迁于(今河南郑州)

河亶甲迁于(今河南安阳内黄)

祖乙迁于(今山西河津)

祖乙自迁于(今河南温县东)

祖乙自迁于(今山东菏泽)

南庚迁于(今山东曲阜)

盘庚(今山东曲阜)南渡大河迁于(今河南商丘)

盘庚十四年迁于(今河南安阳)

可以看出,仅祖乙在位时,就迁了3次都城。商朝建立后的几次迁徙,其范围亦在今河南、山东境内,一次涉及到山西境内,但总不外黄河南北、距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商朝历代都城

1.商
晋 杜预《春秋释地》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唐 张守节《史记正义》以及《路史·国名纪》、《括地志》等书,均承袭此说。

《辞海》:“商,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甲骨文中的商、丘商,是在今商丘附近。” 2.砥石《世本》云:“昭明居砥石。” 3.商丘《竹书纪年》:“帝相十五年,商候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 4.殷《竹书纪年》:“帝芒三十三年,商候迁于殷。” 5.商丘《竹书纪年》:“帝孔甲九年,商候复归于商丘。” 商朝七都1.亳

亳是商汤在夏桀十五年至仲丁元年时期的商朝都城,商前期有十位君主在这里登基建都。商汤迁九鼎于商邑,在此建都12年驾崩;

外丙在此建都2年驾崩;

仲壬在此建都4年驾崩、

太甲在此建都12年驾崩、

沃丁在此建都19年驾崩、

太庚在此建都5年驾崩、

小甲在此建都17年驾崩、

雍己在此建都12年、

太戊在此建都75年驾崩。

仲丁元年,因亳城遭遇河患,自亳迁都于嚣,此乃商朝建立以来第一次迁都。

商朝第一都 亳城 在商丘的位置图2.嚣郑州商城遗址,为商朝第十位君主仲丁所建的嚣都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区,东起凤凰台、西到西沙口、北至花园路、南达二里岗,面积2500公顷。1950年被发现,表明郑州商城遗址是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中期都城。它的发现填补了安阳殷墟之前的一大段商代历史空白,丰富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实物资料。仲丁自亳迁于嚣,在此定都9年;仲丁之弟外壬在此定都10年。仲丁、外壬葬于嚣。3.相仲丁三弟河亶甲,即位元年,自嚣迁于相(今河南安阳),在相定都9年。葬于相。4.耿祖乙元年,自相迁于耿;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耿只做了商朝1年都城。 5.庇

祖乙因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

祖乙在此建都18年;

祖辛在此建都14年,商朝开始复兴,死后庙号为“中宗”。

后来,开甲在此建都5年 ;

祖丁在此建都9年 ;

南庚在此建都的第3年迁都于奄。

6.奄

奄是南庚、阳甲和盘庚的都城。

南庚三年自庇迁都于奄,南庚六年驾崩。阳甲建都四年驾崩。

盘庚自奄迁都于亳。

7.亳盘庚自奄(今山东曲阜)南渡大河迁于成汤故都亳(今河南商丘),行成汤之政,此后百姓安宁,商朝开始复兴起来。 8.殷安阳殷墟

盘庚十四年,自亳(今河南商丘)迁都于北蒙,改“北蒙”名为“殷”。盘庚十五年,营建殷都。此后历时8代12王近三百年,商朝未再迁都。

商朝频繁迁都原因

1.先商时期,部族与都邑的频繁迁徙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当时的大环境所导致的。

2.由于自然原因,如洪水和河流改道。仲丁元年,因亳城遭遇河患,自亳迁都于嚣。

3.生产力低下,由渔猎到农耕转型,需要寻找肥沃土地。

由于商朝处于上古时期,那个时候是渔猎向农耕转型时期,所以就被自然因素所影响。如水患,就是商朝数次迁都的原因之一,还有河水改道,土地变得贫瘠,大旱等等自然因素,都是商朝迁都的重要原因,在后来的发展中,农耕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力大幅提高,商朝最后也定都在安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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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屡屡迁都,主要还是因为其王室内部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在古代王朝中,商朝算得上是迁都最频繁的朝代了。

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记载,做过商朝都城的地方就有亳、相、嚣、邢、庇、奄、耿与北蒙(殷墟所在地)。商朝资料大多来源于出土的甲骨残片,目前已知的迁都次数,也相当惊人,平均不到一百年就迁一次。

关于商人屡次迁都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

比如躲避水患,商朝曾经因为河水泛滥摧毁了耿城,而迁都于庇城。不过后来这种说法就被推翻了,因为商朝几乎所有都城都临近河滨,水患从来就没消停过。以迁都来躲避水患的说法自然不成立。

第二种是商朝的农业以迁移农业为主当时牧业仍旧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而种植业也是刀耕火种,所以商朝人开发完了一片区域后不得不进行迁移。然而,商朝已经出现了大量使用绿肥的种植业,根本用不着刀耕火种;牧业尤其是游牧在商朝农业中比例很低。商朝已经出现大量的村镇城池,人们已经定居生活,而不是以游牧方式生活

被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商朝因为王室争斗而屡屡迁都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除了后世普遍施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之外,也屡屡进行兄终弟及。如此一来也就很容易引起王室内部的争斗。

以商朝著名的“盘庚迁殷”为例,当时的盘庚为迁都而诛除了大量反对的王宫贵族。的确,对于寻常人与奴隶来说,在哪里生活劳作都是一样,然而贵族们在一个地方势力稳定以后就不愿轻易迁移了。这也是对于王权的一种威胁。

不仅仅商朝,后世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唐朝武则天迁都洛阳,明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都有类似的原因。商朝王权不够强大,只能用迁都这种方式曲线对王权进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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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的很有质量。据记载,商民族是一个“不常宁,不长厥邑”(意即好动易迁)的民族,《西京赋》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八”指的是商朝建立前(史学界称为“先商时期”)商民族的八次迁徙;“后五”指的是商朝建立后商民族的五次迁徙,具体迁徙情况如下:

“前八”:

  1. 契居蕃。(今山东藤县。注:商朝始祖契是帝喾的儿子,原居亳)

  2. 昭明居砥石。(今河北元氏县)

  3. 昭明又迁商。(今河南商丘)

  4. 相土迁东都。(今山东泰山)

  5. 相土复归商。(今河南商丘)

  6. 上甲微迁殷。(今河南安阳)

  7. 殷候复归商。(今河南商丘)

  8. 汤居亳。(今山东曹县)

“后五”:

  1. 仲丁迁敖。(今河南郑州商城)

  2. 河亶甲居相。(今河南内黄)

  3. 祖乙迁邢。(今河北邢台)

  4. 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

  5. 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殷墟)

诚如题主问题里说的那样,商人如此频繁的迁徙在中国历史上可算的上是独一份。但成汤建立商朝之前的八次迁徙,即上文所列“前八”部分,史学界一般认为其基本上还属于民族部落的流动或原始方国的转移,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都邑迁徙,因此,笔者在此只回答题主关于商朝建立后都城五次迁徙的原因。


混乱的王位继承制导致的“九世之乱”所造成的政局混乱是商朝都城屡迁的根源。

我们知道,商王朝时期的王位继承制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相结合的继承制度。正是这两种制度上的混合使用,导致了一个商王朝时期持续了近一百年的历史事件“九世之乱”的发生。据《史记·殷本纪》载:“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力立,比九世乱”。这很容易理解,一个皇帝死后,自己的儿子和弟弟都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性,这就必然会导致双方矛盾的产生,其中不乏发动武力手段去打击对方;再有,弟弟承袭了哥哥的王位后,将来是把王位还给哥哥的儿子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所以,“夫舍弟而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兄弟之亲本不如父子,而兄弟之尊又不如父子,故兄弟间常不免有争位之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因此,从仲丁以后,商王朝的国内政治形势因为王位继承制的混乱进入了长时间的动荡期。

与此同时,那些与商王朝为敌的方国部落,自然会趁虚而入,对商朝政权造成军事威胁,据《后汉书·东夷传》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又《西羌传》载:“及至殷氏中衰,诸夷皆叛”;再有《今本竹书纪年》载:“外壬元年,邳人侁人叛。”,由以上史料可知,商朝国内政治形势的长期动荡给了外族入侵的机会,再加上国内“九世之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商王朝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因此,商代都城的迁徙与这一事件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主义讲:内因决定事物的性质。我们可以说,从根本上讲,“九世之乱”造成的国内政权动荡是商朝都城屡次迁徙的根源。而甲骨卜辞中关于殷都迁徙的时期也是商王朝王位继承最为复杂混乱、王室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的记载也为我们这个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人的军事战略思维也是商朝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论证此说,我们逐个分析商朝都城五次迁徙的具体情况。

  1. 仲丁从亳迁敖。上文提到的,《后汉书·东夷传》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蓝夷就是东夷的一支,东夷在商朝时期,实力非常强大,其大本营在山东,因此,商朝都城在山东是不合理的,会经常受到东夷的入侵,所以,仲丁把首都从山东迁到河南郑州,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军事因素;

  2. 河亶甲迁相。《竹书纪年》载:“河亶甲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由此可知,河亶甲迁都的原因是为了打击东夷,还是因为军事因素。

  3. 祖乙迁邢。祖乙时期,对蓝夷和班方两个东方民族的用兵是成功的,接着祖乙又北上打击北狄。《今本竹书纪年》载:“命邠候高圉”,邠候是周的先人,在晋南,因此,祖乙迁都也是因为军事上的战略转移。

  4. 南庚迁奄。南庚时期,丹水一带的部落给予了商王朝很大的威胁,加上南庚是以堂兄弟的名义继承王位的,政权动荡不安,因此南庚为避乱迁都。

  5. 盘庚迁殷。盘庚当政的时候,商朝的都城还在山东(奄),但此时商朝最有威胁的外族部落的军事中心却在晋西,因此,为了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安全,盘庚将都城从山东迁到河南北部的安阳。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商代都城五次迁徙的背后始终有一个重要的共同要素,那就是军事因素。实际上,在处于冷兵器时代的先秦阶段,特别是在某种程度是还是军政一体的商朝时期,军事战略因素始终是一个政权得以生存的首要因素。


史学界关于商代都城迁徙的其他几种观点和猜想:水患说、游牧说、游农说、青铜资源说。

  1. 水患说。据《蔡传》载:“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也就是说商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而进行迁都,所以水灾也是商人迁都的原因之一。

  2. 游牧说。郭沫若等人认为商民族是一个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有详论,在此不赘述),所以需要不断迁徙;

  3. 游农说。傅筑夫等人认为,商代处于原始的农耕时代,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就需要转移耕地,因此要经常迁徙;

  4. 青铜资源说。张光直等人认为,由于青铜器在商代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寻找青铜矿产资源也是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史学界的这些观点仅仅停留在假说和猜想阶段,仅仅是“一家之言”,并没有考古学实物材料或原始的史料考据链做支撑,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猜想假说同以上我们分析的商代都城的迁徙原因混为一谈。而某些答主的回答将此种假说作为商代迁都的主要原因显然也是不妥的。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由于政治上不合理的王位继承混合制导致的政局混乱,加上外敌部落的侵扰,由此造成的内忧外患,是商王朝不得不频频迁徙的根本原因。而军事上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或因为避难或主动迎击,这其中所蕴含的军事要素,则是都城迁徙的主要原因。其他诸如水患说,游牧说,游农说,青铜资源说等作为一种很好的观点和猜想,对以上我们谈到的原因做一个补充,亦不失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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