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批判精神,就不会有批判者。个人说了算,就有亡国亡族的危险。
在中国,听不同意见的意识,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唐太宗时期,为听取不同意见,专门设置谏议大夫职位,首任谏议大夫就是学识渊博的魏征。魏征著名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论断,就收藏在《新唐书?魏征传》中。这句话也被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时,收集在卷一百九十二中。成了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座右铭。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每一代王朝的成败都彰显这一规律,“兼听”者长治久安,“偏听”者都短命。蒋介石犯的严重错误就是“偏听”,他只为少数人谋利,只偏听将宋孔陈四大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的意见,其结果蒋家王朝很快覆灭。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是民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制度,充分听取各阶层的意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兼听”的面,扩大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国七十年,新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
新中国的兼听与历代王朝的兼听有本质的不同。封建王朝本质上是兼听个别人的意见,而新中国兼听的是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前者的目的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后者则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
中国每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一般只有七八天。然而,准备工作都长达一年之久。首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数据来源于基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查研究,逐步梳理形成讨论议题;第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意志来源于基层。由基层村组、街道居委会推举代表,代表民意,集中到两会讨论,使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第三,权衡地方意志和全国大局的共同点和差异点,达成共识。如果轮到制定五年计划则调研时间、征求意见时间会更长。中国的每一项规划,都是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制定的,带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实施起来也是众志成城,这就是中国速度形成的原因。这也就是“制度自信”的来源。
西方国家他们的“兼听”,先是筹措选举费用,老百姓没有钱,只有大集团有钱,大集团出钱先天就是“偏听”。再用钱拉选票,再用舆论抹黑对方,为我独尊,为我独正确,也是一种“偏听”。他们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也无法形成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但他们深信,只要财团不倒,社会下层翻不起大浪。所以,也很自信。
在“兼听”和“偏听”问题上,也有人认为我的意见没采纳,就是没有兼听,我没有当上代表,就是没有兼听。说好听一点,这是偷换概念,说不好听的,是人民不信任你,你的意见不能代表大多数。
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不断发展进步,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任何独裁或假民主迟早都会失去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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