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为什么要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Answer 1

汉宣帝刘询（刘病己）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西汉王朝在他的带领下，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状态。他继承和发扬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外儒内法”的帝制之道。

汉宣帝对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句话的原因是：

第一、“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时期就形成的治国方针，是将儒家和法家相互借鉴后形成的“外儒内法”的帝制之道。汉宣帝说这句话是想告诉太子，本朝有很成熟的治国方针，他自己就对此理解和应用得非常熟练，他也就相当认可和推崇这种帝制之道。这个制度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在汉宣帝之后一直被后世统治者推崇和借鉴。

第二、因为太子刘奭性情柔弱，崇尚儒学，他对汉宣帝总是任用文史法律官吏，以法律来约束管理下属的做法不是很认同，曾劝谏汉宣帝，认为汉宣帝用刑太重，应该多使用儒生。所以，汉宣帝说这句话，意在告诫太子刘奭，本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运行得很好，他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不要试图去做改变。

第三，汉宣帝想以此教育自己的继承人，倘若要做一个合格的君主，就不能完全崇尚儒学。因为汉宣帝认为儒生太理想化，好是古非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治国不是做学问，人民和臣子有不同的认知和素质，没有系统的法律制度约束，单凭道德教化，不足以维护统治地位。

据史书记载，当时汉宣帝对太子刘奭讲这句话时很生气，他很是为太子柔仁好儒的性格担忧，之后还说了一句“乱我家者，太子也！”因为有此担心，汉宣帝在临终时给太子配备了“三驾马车”，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汉宣帝以为有这三位的辅佐，太子必能遵守先王之制，有所作为。可惜的是太子刘奭继位后宠信官宦近臣，先后将“三驾马车”拆散架了，最终他的老婆王政君启用了外戚势力，将西汉王朝也终结了。

注：“外儒内法”这个词语应该是后人对汉家执政方针提炼之后的说法，在当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用语，本文只是为了方便表述而使用。

Answer 2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出自《汉书-元帝纪》，是汉宣帝为了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说的。

汉宣帝来自民间，比较注重实际，不过多考量意识形态，并以严法治理国家。宣帝的做法受到太子(后来的元帝)的质疑。

太子自幼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熟读四书五经，“柔仁好儒”。史载，太子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他的意思是不要单纯用儒教治理国家，应该权势法制与伦理劝导相结合。所谓“霸王道杂之”，就是用儒家的仁政礼教之说佈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实行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方案。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

可见，外儒内法的内涵就是德主刑辅。

“霸王道杂之”是周公旦主张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历史发展，也反映了儒法合流最后定于儒家一尊的政治现实。

由于这个国家治理方案符合大一统的国家发展趋势和皇权至上的制度建构，而且以德为主可以粉饰仁政德化，以刑为辅可以标榜慎刑恤刑，因此汉以后德主刑辅的思想影响颇久。

Answer 3

汉宣帝刘询是个苦孩子出身，刚出生没多久，就被汉武帝关入了大牢。他的童年是在牢房里度过的。长大以后，虽然被放了出来，却也还是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

为此汉宣帝深知民间疾苦和民间之恶，等到他做了皇帝以后，又跟着霍光学习了一套治国方法，于是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念。

汉宣帝最头疼的，当然就是自己那个傻儿子刘奭。刘奭整天跟着一帮儒家老师学习儒家思想，又感念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习俗，所以对儒家治国的理念深信不疑。

可是汉宣帝知道啊，你光靠儒家的道德教育，根本治理不好这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要兼有霸道和王道。

所谓霸道，指的就是法家思想，主张利用刑法、武力和权势对全国进行统治。而王道，则更偏向于儒家的道德习惯。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治理好国家。

在一次交谈的过程中，刘奭曾经向自己的父亲刘询提出了建议，认为他过于重视刑法，应该要多用儒家思想治国。

刘询听了就气不打一处来了，便说出了这句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于是认为，将来乱汉家天下人，就是他儿子刘奭。

不管主流思想是什么，法家治国都一直存在。

汉朝初年，汉文帝、汉景帝，都信奉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他们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却从来没有减弱过半点。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

到了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依旧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比如说重用酷吏张汤，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些帝王们，表面上都是想要用德行来教化天下百姓，而背地里发现根本就不实际。人世间的恶是很难靠德育治好的。为此必须要依靠法家思想作为辅助力量。

1. 虽然个个都想做仁君、明君，可是天下的百姓没法子管理的话，你想要做这些也是白搭。所以表面上，有些人用道家思想，有些人用儒家思想，背后全部用的都是法家思想。
2. 谁敢把法家思想搬上台面来？最初只有秦始皇了。可惜秦始皇到了汉朝，被大家骂成暴君，后世君王没有人想要做暴君，自然就更不可能把法家搬上台面来了。
3. 但是只有做了皇帝或者成为权臣以后，才会发现，这世上所有的道德思想，那都是演戏的基本功，只有法家思想才是实实在在的本质。

汉宣帝刘询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当然也希望儿子能够想通这一点，那么刘奭有没有想通呢？很可惜，并没有。

教化天下是一套，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是一套。

其实我们现在也存在一样的教育漏洞，在学校里，从小老师和家长就要教育孩子们要善良，要做好事，要诚实守信。

可是一旦当你踏入社会的时候，家长和老师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他们会告诉孩子，要机灵点，要想办法多捞钱，诚实守信的那是呆子，更有甚者的我就不说了。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於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书》

同样对于早恋的问题也是一样，上学的时候家长死死地逼着不准早恋，一旦走入社会的时候，就希望孩子立刻结婚生孩子。

这种教育其实是畸形的教育方式，在汉朝很多皇帝身上，同样也表现了出来。比如说汉文帝和汉景帝，他们俩主张无为而治，可是偏偏还是任用晁错、郅都这些酷吏来治理国家。

1. 为什么呢？因为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为了让老百姓们拥有安安稳稳的思想，不要动则思变。而酷吏治国，则是他们真正的手段。
2. 汉武帝也是一样，他主张儒家思想取代一切思想，这是让天下人都来学习儒家，为什么？因为儒家主张君权至上，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有利于他对百姓们的管理。与此同时该怎么管理呢？张汤这样的酷吏就出现了，当然是用法家的办法来管理。
3. 汉宣帝也是如出一辙，王道、霸道兼而有之，这种治国思想基本上贯彻了整个封建时代。但是在最初教育儿子刘奭的时候，他还是先用了儒家的老师。

这下子就坏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导致刘奭对儒家思想深信不疑，至于法家思想，他是打心眼里排斥的。教育出现了纰漏，汉宣帝想要改过来，那是不容易的。

汉宣帝和很多帝王的想法是一样的，天下人的孩子，都可以完全相信儒家思想，唯独他的儿子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刘奭将来是要做皇帝的，是要治理汉朝江山的。

汉元帝刘奭登基以后，果然想要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后来发现一切都行不通，法令不严的话，钻空子的人太多了，潘多拉魔盒完全盖不住的情况下，这天下人都成了魔鬼。

为此刘奭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十分迷茫，他此前学了几十年的儒家思想，居然是个没什么用的玩意儿，他也不想改变这种观念，于是开始启用宦官治国，自己逐渐放弃了治国的信念。在这之后，西汉王朝终于在刘奭的手里，逐渐走向没落。

总结：道德教育和法律管理，当然要双管齐下。

道德教育能够帮助绝大多数人，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一个懂礼貌的人。可是毕竟有些人，是之初性本恶的典型，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思想。

为此法律管理就成了重要的武器，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那些性本恶的人，才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才能保证社会上的相对安宁。什么是太平盛世？老百姓都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这就是太平盛世。

参考资料：《汉书》

Answer 4

这句话的全部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8年1月10日在位），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史皇孙刘进之子。

汉宣帝对太子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教训他“柔仁好儒”。

汉宣帝之所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他说的是汉家有汉家的道理，既“王”和”霸“兼用。

那汉宣帝为什么觉得“柔仁好儒”不能成为治国之道呢？

柔仁好儒是说白了就是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而儒家推崇的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一个人要内外兼修，靠一个人德行治理国家。

但是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要求一个国家无数的老百姓，这几乎不可能。

儒家学说的发展跟周礼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周王朝用周礼统治的几百年，为什么在秦汉就不行了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商周时期，生产力低下，老百姓从事的是简单的农耕生活，生产工具简单，产生的社会效益低，可分配的利益同样也就少了。

而随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发展，除农耕外，有了新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越高，可分配的利益也多了，这些利益大多流向上层的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经过分配，谁不想多分的呢？

这也是为什么周用周礼统治诸多的诸侯王，前期能和平安稳，后面你争我抢战争越来越激烈。

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一直不被待见的原因，孔子不就因为自己的学说不被重视，到处游学，躲祸吗。

“王”和”霸“的出自

《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孟子认为，霸道是一种凭借实力的强权政治，王道是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

但是秦朝的推崇霸道，抑制王道，暴政统治下的国家很快灭亡了。

汉朝自建国之初，总结前人的经验，知道想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靠强权是走不远的，所以就形成了用仁政巩固强权的政治理念。

对雄才伟略，治国有道的汉宣帝来说，这才是符合他们大汉王朝的思想潮流，这才是他们大汉王朝的强国之道。

Answer 5

出自《汉书-元帝纪》，是汉宣帝为了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说的。汉宣帝时比较重用刑法，他的儿子，后来的汉元帝，就上言建议宣帝多用道德教化。宣帝听后说，我们汉家有自家的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汉书·元帝纪》：“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霸道”即法家学说，“王道”即儒家学说，“霸王道杂之”就是说要儒法结合，将德政和法治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是外儒内法，儒为表，法为里。霸道”即法家学说，“王道”即儒家学说，“霸王道杂之”就是说要儒法结合，将德政和法治结合起来。具体而言，是外儒内法，儒为表，法为里。

政治经验丰富的汉宣帝已经意识到，如果“纯任德教”的太子即位，必将导致西汉王朝的衰败。

西汉王朝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其实治国原则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太子自幼受儒生的影响，推行“纯任德教”的方针，必然会引起祸乱。西汉王朝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其实治国原则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太子自幼受儒生的影响，推行“纯任德教”的方针，必然会引起祸乱。

Answer 6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出自《汉书-元帝纪》,是汉宣帝为了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说的.汉宣帝时比较重用刑法,他的儿子,后来的汉元帝,就上言建议宣帝多用道德教化.宣帝听后说,我们汉家有自家的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用德教呢?

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是从汉武帝以来，汉朝一直贯彻的统治方略。

何为“霸道”？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创制了各种富国强兵之策，从农耕、军事、外交、律法、手工业等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各国的变法，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契机，最终孕育了秦帝国的产生，在这改革变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文法吏和军功武人等事功型人才，而“汉承秦制”，也是基于这样的“霸道”基础之上。

依法治国是“霸道”的核心，但“霸道”却不仅仅只是对内的依法而治，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方针，也即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从对外的征讨上树立中国的威望，以打击外夷来开拓自身的版图。

内外同治，才是“霸道”最终的理念，只是自秦以来，严刑苛法，致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乱，汉建以后，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秦制的基础上实行了清静无为，予民休养的“黄老之法”，努力提升国力，到了汉武时期，又“重启霸道”，再次将中国的武功推向了一个历史巅峰。

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说到底，汉朝仍然是以法治国，只是为了不蹈秦亡的老路，又以“儒为法表”，在“霸道”外披上了一层“王道”的外衣，形成了自己的“汉家制度”。汉家制度的产生，才真正让汉朝成为了一个威凌四海的天朝上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融合，到了汉宣帝刘询时期，“王霸杂之”的治政方略，已经成为了治国的中正之道，将汉朝的统治推到了一个完满的时期。

“法治先行，德教随之”，是汉朝强盛的原因，而内外同治，秉行中正之道，却是汉宣帝刘询创下一个好时代的基础。对外雄武扬威，四夷宾服，对内政治宽厚，百姓安乐，不扬不抑，却积秉千古国威，这正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正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班彪给汉光武皇帝刘秀的奏章中所言：“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Answer 7

西汉时期的汉宣帝是一代英主，汉朝在他的统治之下达到鼎盛。史称“孝宣中兴”。有人曾这样开玩笑似的说到：“汉宣帝这爷们没毛病，唯一的缺点就是心太软，顾念旧情，最后让一个没用的儿子接了班，导致王朝衰败。”此语谑则谑矣，却也道出了部分实情。

当然，汉宣帝可不是一味心软之人，太史公司马迁的外孙、有拥立之功的丞相杨敞的儿子杨恽，就因为在给朋友的私信中，含蓄地讽刺了汉宣帝几句，于是被判以大逆不道罪，处以腰斩之刑。另一大臣盖宽饶屡进忠言，却被汉宣帝认为是诽谤朝廷，最后被迫自杀。

汉宣帝的儿子、时为太子的刘奭，对于这样的事情很看不过眼，于是，某天乘着陪皇帝老爸用餐的机会，他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父皇使用刑罚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呢？还是应该多多重用儒生啊。 ”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训斥太子道：“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单纯地使用周朝那样的所谓‘德政’呢？更何况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原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老实说，汉宣帝对太子不适合接班确实是看得很准。但他的以上这番见解也是问题多多，不足为训，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太子的劝告不算错，反而是汉宣帝的言辞，彰显了上位者特有的傲慢，和对权力缺乏必要的自省之心。

太子的问题主要还是“易欺难悟”，耳根子软，易于为身边小人所欺，缺乏起码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正是这一缺点才导致他即位为皇帝后，朝纲不振，国家走向衰弱。

汉宣帝内心中或许盘算过废立太子之念，但他感念结发妻子许平君的恩情，因而明知太子不堪大任，却还是让他顺顺利利地接了班。而“乱我家者，太子也”，亦可谓是一语成谶！

Answer 8

《汉书·元帝纪》载：继宣帝之位的汉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其为太子时“尝侍燕（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史家往往认为，从汉武帝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汉宣帝一语道出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以强化其治权。

先秦时期，儒法对立。儒家崇“王道”，“为政以德”，教民以德，推崇以恪守德义的“士”、“君子”来治国的“人治”思想。而法家崇“霸道”，其所理想的行政人员，是那些服从权威、奉法行令的文吏。正如《论衡·程材》所云：“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又《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犏也；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在荀子看来，君子与法是不可偏废的。法，即君子所行之法，君子，乃奉法之君子。所以，《东坡志林》卷五云：“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

正是这种儒法相兼、儒生与文吏相表里的现象，使得汉武以后一直到昭宣时期的国家政治成为整个西汉时期最为顺畅、政治效率最高、社会最安定的一段时期。主要原因是这种政治结构使得社会管理具有了一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协调的可能。而汉后各个朝代，举凡把“法”、“儒”二者关系处理得很好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有“道”明君。可惜的是，后世大多数帝王并不能深刻领悟和把握这个道理，他们往往要么以皇权践踏法制，要么尊崇伪善之道，欺世盗名，最后给国家治理带来不可挽回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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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9

先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白话就是我们汉家本来就有自己的制度，历来都是"王""霸"兼用，怎么能只用仁德呢？"霸"道即法家学说，"王"道即儒家学说。要知道汉宣帝为什么对太子说这句话，就得了解一下当时的大环境。

当时西汉王朝虽然表面上“独尊儒术”，但其实治国原则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而太子自幼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熟读四书五经，“柔仁好儒”。太子见自家父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因而建言日:“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这时政治经验丰富的汉宣帝已经意识到，如果“纯任德教”的太子即位，必将导致西汉王朝的衰败。因此才会严厉的说出这句话。

这就是前因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