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载???
《易·系辞》曰:“‘《易》之兴,其於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 文王为中古, 孔子为下古。”
李治 《敬斋古今黈》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山海经里就更多了
没有记载???
《易·系辞》曰:“‘《易》之兴,其於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 文王为中古, 孔子为下古。”
李治 《敬斋古今黈》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山海经里就更多了
在过去曾有“唐(尧)虞(舜)”的说法,夏朝之前有个“虞朝”,民国时还曾有学者呼吁:“给‘有虞氏’一个地位。”但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一般将夏朝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商周统称为“三代”。
我们都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夏启】,也有人认为是大禹哈,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参照中学历史课本上的说法。在夏启之前有尧、舜、禹。【尧】就是【唐尧】的代表人物,舜就是【虞舜】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物就分别代表一个朝代(时代)。
在历史文献中常常是以“唐虞”这个词出现。在《论语》、《史记》、《左传》等很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个词。唐虞在时间上也是与夏朝比较接近的。考古学上差不多就是“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最典型的器物就是蛋壳黑陶。
没有否认“唐虞”的存在,只是现代史学研究没有把他纳入正统王朝的范畴,而是以夏朝为第一个朝代。《史记》中也是将夏朝放在第一个朝代。
如果更广一点来看,现在将夏朝之前的文明归为“史前时代”,大家熟悉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都是属于史前文明。史前文明的探索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然后结合《史记》等文献来作研究。但关于史前文明的记录都太虚幻了,很多内容更像是神话传说。记载也没后世那么详细。我感觉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吧。
1)目前来看,商朝才有了甲骨文,之前没有文字,只能口口相传,一代代下去,很难传承,也很难不走样。
2)时间距离我们太久远了。正统的历史传记是从《史记》开始的,之前的记录并没有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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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是为夏朝,而后,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那么,夏朝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追本溯源,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在漫长的时空历程中夏朝之前的中国是怎样的吧。
夏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统称为“上古时代”。或称“远古时代”、“三皇五帝时代”、“神话时代”。
在中国上古时代一般指夏以前的时代。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一般指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因为上古时代没有当时直接的文字记载,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或人物一般无法直接考证。这些事件和人物也往往带有神话色彩。
自公元前3000至前21世纪,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已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就约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早的代表。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她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姓姬(或云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原居于西北,后迁徙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一带。炎帝传为神农氏,姜姓,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时南方强悍的九黎族,在其首领蚩尤率领之下,和炎帝争夺黄河下游地区,炎帝失败,向北逃窜,向黄帝求救,并结为联盟。黄帝统帅炎、黄二部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大败蚩尤,结果蚩尤被杀。涿鹿之战后,炎黄两部落发生战争,黄帝击败了炎帝。从此,中原各部落咸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中华民族素自承为『黄帝后裔』,又因炎、黄两部落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也称为“炎黄子孙”。
黄帝之后,最著名的共主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相传尧的末年,洪水泛滥,禹父奉命治水,花了九年时间而一事无成,而被尧处死。及舜即位,禹奉命继其父治理洪水。禹用疏导的方法,广修沟渠,终于根治了水患,从此成了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大禹”。
大禹之后就是夏朝了。禹死后,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其击败后继位,成为夏朝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宣告原始社会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华帝国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我们先听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妙动的旋律在耳边回响,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而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方文山先生为这首歌的作词。
夏朝(约公元前2049年)之前的文明在中华大地上仅仅存在传说,民国史学家张荫麟这样说过“三皇五帝形象存在的功用就是把中国古代史大大简化”。还是这首歌词“当古文明只剩下难解的语言,传说就成了永垂不朽的诗篇”,所以说这种象征的精神对中华名族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此刻,让我们的目光洒向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去寻找人类最早的文明。公元前6000年到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已经开始人工灌溉,粮食的产出大大的超出了需求,进一步催生出了手工业,考古发现那时的亚麻纺织技术甚至超过了现代。公元前2270年,闪米特人萨尔贡在那片土地上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阿卡德帝国,将苏美尔文明推向高潮,而这首歌词就是对这个灿烂文明的最好诠释!
古埃及文明出现于公元前约5000年,那位拥有史上最早调色板(化妆之用)的国王那尔迈在公元前3100年前统一了全部尼罗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与此同时,公元前2700年,印度也出现了“河谷文明”,摩亨佐·达罗遗址的考古发现,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房子里都有带喷头的浴室和卫生间。脑洞一下,现在的印度到底是“进步”了吗?
千年时光一晃而过,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传说。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进行了青铜的冶炼,建造出了大量的城市,辉煌的文明毋庸置疑。埃及人计算出了365天的太阳历,坐上了有帆的船,建造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屹立世界数千年。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史诗》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最早的浪漫情书,现存的古埃及《亡灵书》更是见证了人性的善恶。
这也许就是人类文明最初的记忆。
我曾在今日头条上发过一个名为《中国上古王年新考》的系列文章,给出了自尧舜到西周的年代框架,其中也包括了一篇名为《夏朝存在的四大铁证:五星聚合、尧典、喇家洪水和二里头等遗址》(https://www.toutiao.com/i6791376647971930636/)的文章,解决了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虽然提问者对夏朝是否存在没有表示怀疑,但客观上夏朝的存在与否确实是有疑问的,所以不回答这个问题直接讨论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那就是在耍流氓。
在确定了夏朝确实存在之后,我们可以来探讨夏朝之前是什么文明。
1,五帝时代
从文献来看,目前记载这段历史最有权威性的是今文《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注意,一些初学者容易把《尚书》当伪书,但被证伪的只是古文《尚书》,而今文《尚书》大家公认是真的),另外大家对古本《竹书纪年》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左传》等著作也有不少记载了这段历史。
1)如果按《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那夏朝之前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五帝时代”(在五帝时代之前一般认为还有一个三皇时代,但司马迁认为不可靠,所以没有写进《史记》,后来有唐朝人司马贞补写了《三皇本纪》,收了伏羲、女娲和神农三位皇者的事迹),主要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五位先后延续的帝王。
2)今文《尚书》的历史比《史记》早,其中《尧典》记载了尧舜禹的事迹,这篇著作孔子应该是看到过的,所以《论语》谈到过尧舜禹,比尧更早的人间帝王,《尧典》和《论语》都没提过。《尚书-吕刑》是一篇非常值得研究的文章,里面记载了皇帝(也有写作黄帝的)、蚩尤和禹的事迹,但皇帝和禹在这篇文章中实际更接近于神,所以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当作人间帝王来对待。
古本《竹书纪年》已残缺,在夏代之前只记载了黄帝、颛顼和尧的事迹。今本《竹书纪年》则记载了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等六位帝王的事迹。所以晋代出土的该书的原本是否已有五帝这种提法是需要存疑的。
3)另外也有文献认为在夏朝之前有一个虞朝。《论语·泰伯》有:“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唐虞一般认为指的是尧和舜,但也与可能指的是陶唐氏和有虞氏。我们读《尧典》和《史记》,就会发现一件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尧舜禹三位圣王都活了百岁以上。如果是一位活了百岁,还可以特例来对待,但三位都活到百岁或以上,这在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的上古时代,那就肯定另有内幕。所以很多人猜想尧或舜可能是一个家族或部族几代人共用的帝号,类似凯撒,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目前在学术界公认为尧都的陶寺遗址就发现了六座大墓,似乎也为这一猜想提供了一个证据。
《左传》等著作都曾“虞夏商周”并提,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周内史过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是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载:“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韩非子·显学》载:“虞夏二千余岁”。《礼记·祭义》:“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 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於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孔颖达 疏:“未有遗年者,言 虞、夏、殷、周,虽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遗弃其年者。《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
根据《国语》、《左传》等史料记载,可以列出有虞氏的世系有:幕、穷蝉、敬康、句芒、虫乔牛、瞽瞍、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等15个名号。所以有人认为,有虞氏的世系既可考定,则不能不承认有虞氏是一个朝代。
这种结论能否成立呢?我认为这种判定其实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写作《左传》的战国早期的古人对朝代的判定是很随意的,他们的判定很难拿到今天作为证据。而根据考古文化,我们知道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陶寺文化其实仍是一种地方性文化,其影响力不大,远不能称为一个王朝。王朝,用今天的“古文化-古国-王国-帝国”的标准来衡量,起码要到王国阶段,合乎标准的是二里头文化;而与虞对应的陶寺文化只相当于古国阶段,是不能称为王朝的。陶寺那个时代,在考古学上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年代,还不合适把陶寺文化称为某朝。
其他古代文献和新出台的简帛资料也提到了很多上古帝王,这些上古帝王多半就是一些部族首领,但真要对这个时代进行命名,还是只能选得到认可的五帝。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夏朝之前是五帝时代,不过五帝生前可能是没有五帝称号的,就像春秋五霸也是后来大家总结出来的一样。五帝称号的来源应该来自战国时秦等国祭祀的五方上帝,被祭祀的五方上帝应该是: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和黄帝,他们对应太昊、炎帝、少昊、颛顼和黄帝。这五方上帝的名号在战国晚期被用在了人间帝王身上,大概率是后世追封的(《帝系》等就是这样的总结)。当然,五帝的名号虽然是追封的,但这些人是实际存在国的,而不是纯粹的神或传说中的人物。被挑出来的五帝是否同时,是独立一方还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目前其实还无法给出答案。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黄帝到禹三十世。对一世究竟是20年、25年还是30年,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我们知道黄帝到禹至少有600年,就可知黄帝到禹之间肯定不止《史记》记载那么几位帝王。所以五帝实际可能只是某些王者共同使用的名号,或者是后代对其中几位杰出帝王追封的称号。
当然,用五帝时代来指代从黄帝到禹之前的这个时代是没有问题的,
传说中的帝尧时期城门
2,龙山时代
从考古上看,夏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朝后期文化;在此之前,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新砦期,此一时期对应的是后羿、寒浞代夏的时期;而在新砦期之前,是禹、启、太康和仲康生活的时期,按照我的考证,属于王湾三期后段。我个人的观点,夏朝是从公元前1953年开始的,这一年有五星聚合天象,《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此时的典型遗址是禹州瓦店,我认为就是禹所居的阳城。(所以,如果按我的夏商周年代框架,则夏朝是完全在龙山时代之外的,其消亡时间在二里头四期之后。而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时间,则龙山文化存在的时间延续到了夏朝。)
当然,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不是王湾三期后段文化,而是它之前的龙山时代。在龙山时代,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城址增多了。古代的一座城就相当于一国,所以这时期是有不少古国的,个人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良渚、庙底沟二期文化、两城镇、石家河、石峁、陶寺和宝墩等。这些是我们今天通过考古发现的,而没发现的或已经被毁掉的肯定还有,而且不少。
良渚古城遗址
龙山时代,可以认为是中国的城邦时代,它对应的就是我们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的城邦时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到秦始皇才完成真正的统一,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我认为中国至少到西周时期已经完成大体的统一了。西周时期的周王对诸侯是有生杀大权的,那时候的大臣虽有封地,但主要人物还是呆在京城协助周王处理国事的;如果西周没有统一,你就无法理解周昭王为什么会南征江汉、周夷王怎么有权力烹杀齐哀公而齐国没有起来造反。
西方很多汉学家的汉语水平是比较差的,他们很少读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对新的考古成果也不重视,仍把《古史辩》当成真理,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就仍停留在那个时代。
说龙山时代已经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的城邦时代,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证据是,我们的良渚等古国已经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时代,在尧舜时代我们的人口可能已经有1000万了,有人估计是1300万。禹举行涂山之会时,有记载称有万国,以一国有1000人口算,就是人口有1000万了。当然我这里是简单估算,在一些人口学著作和《夏商社会生活史》等著作中,有根据具体的城邦面积和坟墓数量等来估算单位面积人口的,那些更专业一些,但大体数据如此。
从人口来判定,说中国龙山时代已经进入文明时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扯什么城市、礼仪建筑、青铜和文字,都很难说是合适的,比如我这里就是没有金属矿,但我的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了,你凭什么说我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比较典型的如印加帝国和蒙古初期就是没有文字的,你能说他们没能进入文明时代?
被公认为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苏美尔城邦的总人口不好估算,我们估算一下希腊城邦时代的人口:
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总人口39万,其中男女奴隶就占了25万。男性公民4万左右。马拉松战争时尚未崛起的雅典,出动了一万步兵。西薛斯入侵时,22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拥兵12万。亚历山大东征带了5万的军队。
按照军队与人口一般1:10的比例估算,则希腊在希波战争时的人口数量大约在120万左右,这与我们尧舜时代的人口是相去甚远的,所以,说我国的龙山时代已经相当于苏美尔和希腊城邦时代的文明水平是没问题的。当然,由于希腊是后发文明,它继承了古埃及和波斯等文明的很多文化,它实际文明水平比我们的龙山时代高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不是本质的区别,双方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一样的。现代人类学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把各国各民族分为文明和野蛮之类的分法,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没必要去分一个高下。
所以,从考古角度回答,在夏朝之前,中国处于龙山时代,其文明程度与希腊城邦时代相当。
3,至于说五帝时代或龙山时代为什么很少被记载,这个答案就简单了:当时没有文字,只有口传历史,而口传历史传到后世,只有在被后人提及的时候才会留下点记载;当然,也有像《尧典》这样的口传著作,较为完整地传到了后世,其中关于尧舜的部分,可以认为就是记载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当然,对于黄帝等的记载还是很缺乏。而有考古遗址补充,中国的五帝时代的真实存在是不用怀疑的。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制的奴隶制王朝,而在夏朝之前则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之所以要加上“传说”二字,则是因为当时的年代不详细可考,只是根据故老传说的记载流传而已。
三皇有多种说法,有说天皇、地皇、人皇,也有指伏羲、燧人与神农,三皇时期社会还处于松散的氏族形式,其中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最为强盛。
到了五帝时期,部落之间的交流开始多了,开始形成了部落联盟,炎帝部落开始与黄帝部落发生了阪泉之战,最终掌握农耕技术的炎帝部落战败,掌握了驯养马匹的黄帝部落成为胜利者,两大部落联合成为新的炎黄部落联盟。
而炎帝部落有一部分人拒不承认黄帝部落的权威,他们与东夷联合起来反抗炎黄部落的统治,他们已经开始冶炼金属,在装备上已经超过炎黄部落的水准,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攻击力有所不足,于是在涿鹿之战他们的首领蚩尤被杀,部落被迫南迁与南方的九黎融合成为苗族的祖先。
五帝以轩辕黄帝为首,其次分别是颛顼、帝喾、尧和舜,其中颛顼是黄帝的次子昌意的儿子,帝喾是黄帝的长子玄嚣的孙子,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黄帝的八世孙,所以五帝虽然号称是天下推举有德者居之,但是推举人是有资格限制的,不是黄帝血脉后裔是不能够被推举的,包括后来的大禹都是有黄帝血统的贵族。
黄帝时期其实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了,只不过还没有建立国家,到了尧帝时期,尧正式建立国家,国号为唐,所以尧帝人们也称他为唐尧,后来尧的儿子丹朱没有能力,帝位被女婿舜取得,舜建立虞朝人称虞舜。
尧帝晚年天下暴发了大洪水,开始是崇伯鲧受命前去治水结果失败被杀,后来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的使命,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历经十三年时间终于治水成功,禹也因此在天下威望极高,被推举为帝位的继承人,舜后来果然传位于禹。
禹年迈时,众人推举皋陶为继承人,结果皋陶还没继位就去世了,众人又推举伯益为继承人,结果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启出兵讨伐伯益,自己继承帝位,从此开始了奴隶制王朝家天下的时代。
根据近期的考古发掘来看,夏朝以前的历史是以分散部族或者部族联盟为主的分散的多点式文明模式,比如浙江良渚文明,山西陶寺文明,陕西石茆文明。但是他们之间绝对不是毫无关联的。根据发掘来看,他们中间存在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在陶寺文明后期墓葬中发现了石茆文明的器具。由此考古学家推断,陶寺文明最终可能毁于石茆文明的入侵。之所以很少有记载,主要原因当时文明尚不发达,没有长时期记载留存所用的载体。
下面我从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部族”则为本土所自出的旧名词,植根于历史积淀的“集体性记忆”,特别是其中“族”一字(即家族、氏族、宗族的“族”,这是中国历史的“根”)尤为关键。以血缘结合者曰氏,亦曰氏族。以地缘结合日部,亦日部落。二者兼有抑其结合之原因不明者,则曰部族。远古氏族部落不断扩展,进至拥有相对固定的地域范围,自成一共同体者则曰部族。
根据考古发掘来看,河姆渡遗址有“干栏”式排房遗址;长江中游,丰县9000年前的城头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壕沟和围墙圈定的聚落,并收集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稻谷稻米,距今8000-100年,并发现迄今为止国内最早大型祭坛,清理出数十个形状特殊遗存丰富的祭祀坑。
可惜目前尚未见有对其聚落内部情形的详细报道。稍后,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农业先民的人口、聚落结构已有眉目,可大致推断出其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以距今7500—7000年内蒙古东部敖汉旗的兴隆洼期遗址和距7000~6000年的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村落遗址(有一百座左右房址)最为典型。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又新发现一处更大的兴隆洼文化遗址,称“北城子遗址”,总面积为六万余平方米,为兴隆洼遗址的两倍。该聚落三面环濠,面临河,发现房址214座,均南北向成排分布,共11排,通常每排十几座到二十几座不等,最短的一排仅有4座,最长的一排共有31座(每排房子数不一,值得注意)。可以预计,随着全国新聚落遗址的不断发现,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还会有更大的突破现在才刚刚开始。
从上述两处典型聚落结合其他遗址材料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1、以一对夫妇及其后代组成的小家庭已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
这一时期各地(包括北首岭、大地湾等)发现的聚落,面积不等的小房子都占绝对多数。兴隆洼比姜寨大,大抵也只能容纳三四口左右的小家庭居住。目前仍以姜寨发现情况最详。屋内既有成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狩猎、捕鱼工具),又有火塘、炊具、饮器等生活用品。特别是普遍分布于小房子附近一至二个不等的窖穴,表明他们平时独立消费,也有自已的“小仓库"。“小家庭”基本单元远在六七千年前即已出现,对历史学界很可能是一个“新闻”。而且出人意外的是他们之间房屋面积与窖穴也不是绝对“平均”,略有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值得深思。这是聚落结构的第一层面,聚落组织的基本细胞。
2、中型房屋居住者的身份。
在姜寨,我看更像是五个大家族族长家庭的居所(比小房子最小的也大3-5倍)其屋前的窖穴各有三四个,为小家庭窖穴数的4倍。这与其说是大家族的公有财产,不如说是族长家庭的,更合理些。分布在五座大房子前后左右的窖穴,其中最多的有6个,才是属于大家族的公共财产。这里显示出聚落组织结构的第二层面,家族长家庭比小家庭略富裕些。
3、大房子是五个大家族群体的象征,它证实了“二元社会结构"(个体家庭与家族群体)的存在。
姜寨的大房子里有大型连通灶和灶台,有可容20~30人住的土床,但未发现或罕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学者推测土床是供未婚男女谈情说爱和夜宿用的。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家族未婚男子的住所(“完全雄性群体”的遗迹。平均每家有1-2个男孩子住在这里,也合情理),也可供接待外来女子谈情说爱用(“野合”则在别处)。应该注意的是按人类学志推测家族内的未婚女子和未成年子女则随父母住。无论男女,未婚成年男子平时还是回自家吃饭(故没有生活用具),不构成独立消费单元。大型连通灶表明当时有节日大家族“共食”的仪式,这是目前可以看得到的以大家族为单位的群体性公共活动的唯一证据。
4、在姜寨,为五个大群落所围绕的1400多平方米的广场,是这族群体的共同体象征,显示这种共同体内敛向心的格局。
各处遗址,有的是广场(如姜赛北首岭大地湾),有的可能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大房子(如半坡、兴隆洼)。现在我们看到的聚落格局,既有围绕广场的圆形模式,也有成排的横列模式(如兴隆洼,后来成为我国农村村落最具普遍性的格局),何以不同,尚不能解释。
与此稍不同,壕沟或围沟是普遍具有的,标志群体内外世界的一道“边界”。虽然在围沟之外,还有他们的田地或工场,但这围墙与壕沟,既是防卫猛兽袭击与别的群体侵犯的“防御工程”,又是心理上的群体界限的象征,是显而易见的。学者说,姜寨壕沟内侧有用篱笆或栅栏做成的寨门、瞭望的哨所,更证明了围 沟是聚落群体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表示。奇怪的是,在姜寨没有发现群 体最高一级“首领"的居所,因为木房子根本不像家庭居处,这颇费猜测。
5、与整个群体相关的还有:姜赛有相当数量的窖穴密集在一起,分 布在聚落的四隅周边,已发掘多的一处集中17座,少的也有6座;以及分 在五座大房子前后左右的窖穴,其中最多的有6个。
那时的窖穴很像是现代的“银行账号”,标志着财富属谁占有。学者认为这些都归 属为大家族所有。我认为,后一类确像是五个大家族各有的公共财产 (因位于大房子周围),由此更证明了族长居所屋前的客穴为族长家庭所有。前一类窖穴所有权:它们密集地放在聚落四隅周边:包括 靠近东边壕沟(有11座),这说明与大房子关系不大,更像是属于聚落共同体所有。我们不能专门着眼于房子的所有者,也别忘了还有一个140平 方米的广场,这是全聚落(氏族)公共集会的场所,它也应该有相应的领导者和相应的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聚落共同体内敛向心的格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它虽不是种绝对平均的“共产制社会”,但微小的家庭家族间的财富差异(墓葬也佐了这一点),还不足遮掩浓厚的血缘亲情,何况家族氏族级的共有财产还能起恤贫济困的调节作用。这也是文明的初始状态。
二、宗族、部族与“方邦”
1、部族到宗族演变
前述新石器时代单个的早期聚落,我们既可以把它们当做目前所知的最早“村落”,也可以看做为以后相当长时期社会组织具有基层性质的——“元组织”。也就是说此后社会往前发展,即使演化出更高一层的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只是它空间上的不断复制、增多以及日趋复杂化(产生各种等级结构)的过程。
人类为群居动物,最早必以血缘为纽带。这种单个的血缘群体也势必要扩大与分化促成演进的因素主要的有:
(一)人口的增长,不断由“母群”滋生出越来越多的“子群”导致空间分布的扩散;(二)生态的压力,或是自然灾害或是疾病瘟疫,迫使群体流动,向四处自觅生计;(三)外来的掠夺,遭外来群体的侵迫,流散或远走他方,等等。
2、三级渐进模式
考古学者将群体组织的发展演绎为三级渐进的模式,即从平等内聚式聚落形态,发展为初步发展与分化了的原始宗邑与村落相结合的中心聚落,再转而变为都邑聚落,最后达到都邑国家文明的出现,并强调宗邑聚落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亦即氏族——宗族组织的演变和发展,是最早中国历史特点的关键。
所确定的时间顺序大致为:距今6000年前为第一阶段;距今6000~5000年前这段为中心聚落形成和发展时期,其中以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为最典型;距今5000~4000年前为都邑聚落和都邑国家出现时期,以山西陶寺、山东尹家城、浙江余杭反山等遗址为代表。
3、宗族与部族的关系
那么“宗族”与“部族”之间是什么关系?遗址、遗物都不能张口说话,因此这类情形(即人际关系)就不可能完全由考古学来给予确认。而且,到现在为止讨论还仅限于农业定居者。
据一种不成熟看法“宗族“和“部族”从发生学上说,最初意义应该是相近的,即都出于同宗(持续多少代无法确定),只是后来才使部族的内涵变得复杂起来。例如九、十世纪之交,蒙古人称出自同一祖先的由父系传嗣的子孙后裔为“同骨”的族人,汉译“斡孛黑”、“牙孙”都被称为“骨头”(氏族)。较小的为部落,再大的称部族。
总之,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新石器考古发现的巨大进步,中国文明起源与演进的轮廓正在逐步揭开,日益清晰起来。
现在大致可以确定由聚落而城堡(中心聚落)而都城(方邦)是中国文明起源最初演进的一条主线。顾颉刚先生如泉下有知,当会欣喜地看到当年他凭着历史直觉而大胆预言的“四个打破”,正逐一地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不但中华民族非出于一元,中国亦并非向来一统。由苏秉琦先生率先提出的中国新石器文化“满天星斗“多中心起源论,已经可以坐实。不断传来各地关于城堡的发现,更证实文献所保存下来关于古有“万国"的集体无意识记忆,绝不是子虚乌有。
关于古有“万国”的记忆,目前所见最早只存留在春秋战国典籍里。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协和万国”和舜“班瑞于群后”《战国策?齐策》,“古大禹之时,天下万国"《战国策?赵策》,“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荀子》,“古有万国”《易?比?象辞》“先王以建万国”等等。
很明显,这里已有后人增饰的成分特别是“先王建万国”、“万国归入”这类的观念显然属于后来附加上去的,但“天下万国”的远古记忆却由此而得保存,仍弥足珍贵。
亲爱的问主,别说夏朝之前的历史,就算是夏朝的历史,目前也没有发现什么文字记载,全是口口相传的历史。而商朝,才形成了较为简单的甲骨文,能够记载一些商朝期间祭祀、祭天和打仗的事情,其他事情,商朝的文字,还是无法记录,因为文字不完整,不发达。一直到周朝建立时,文字才能够真正完整记录历史。
第一,夏朝是介于原始部落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朝代,这个朝代,必然经历了茫长的时间演化。目前国内较为公认的是,夏朝是指公元前1600年前及之前的朝代。至于到公元前多前,这个就无法定论了。
也有说是几百年的,也有说是上万年了。大家普遍认可,夏朝存在的历史,大概也就是1500年左右。
这才有了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说法。
第二,夏朝之前,那就是完全的原始部落社会形态了,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尧舜禹,不应该是仅仅是三个人,而是三个强大的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的较长时间的称谓。理论上讲,这种原始部落社会形态的状态,存在的时期,往往是几万年之久。
第三,再往上,就是三皇五帝时代。很多人把尧舜禹放到三皇五帝中,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客观的,三皇燧人、伏羲、女娲,五帝指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这就是神话时代了,原始部落联盟尚未形成时期,各个小部落争斗的时代。显然,三皇五帝,都是争斗中的大胜利者。
夏朝之前的历史是什么文明?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打破抛弃这几个观点:(一)先入为主,(二)模式束缚,(三)西方认知。
可以说正是以上这三个观点,才让对夏朝之前历史的研究探索进入误区,甚至连一些国人都怀疑自己是舶来品了。
其实夏朝之前的历史非常久远,如果上溯到盘古时期,则有两百万年之久,虽然跨度长达两百万年,但是那时,以及经过夏朝到了商朝中期,那时的中华文明是巡狩文明。
所谓的巡狩文明,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这句的具体实践。
其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古风之什·北山》,可见在《诗经》之前,就已经对巡狩文明作了简洁明了的总结了。
既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夏朝之前的中华领袖,就不会建城池,因为领袖们为了证明王土所至之处,领袖都要莅临,所以中华先夏的领袖们,终生都在莅临王土的路上,这就是巡狩文明。
中国各地都有中华先夏领袖们的足迹,比如黄帝陵,比如炎帝陵,比如大禹,等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分布,因此也给今天的后人留下了傍名人争抢的资本。
说真的,同一个领袖,也确实在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事迹,所以各地不要一窝蜂的抢一个传说,而应该结合本地的特征,来证明先夏领袖们确实巡狩此处,并在这里倡导了什么,才留下了影响千古的遗风。
领袖们在巡狩的路上,所以领袖们不会大建城池,毕竟建造了城池,就会在自己巡狩走之后,成了叛乱的资本,所以商之前,在中华大地上发掘不到城池遗址,这也就是西方连夏朝存在都怀疑的原因。
文明是什么?可以说,城池只是表象,根植于民众思想里的概念才是文明:所以追求发掘城池证明文明本来就是错误的方向。
比如西方发掘出古城池不少,但是西方根本就没有对应的文明流传下来,原因就是建了城池,并没有根植于民众思想,所以西方不算文明,充其量只是证明当时那里出现过人。
而我们先夏领袖们,从来不做表面功,而是通过从不断的巡狩,奠定了愈久弥坚的中华文明。
科学是严谨求实的,不可以信口开河,脑洞大开,
夏朝之前的历史,地球人不知道!地球人真的没有一个知道的,只有不是人才知道,
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只有3700年历史,从商朝开始,目前没有发现夏朝文字,夏朝的任何一件考古发现实物都没有,所有说夏朝遗址都是骗子,所有夏朝文物都是假的!
地球人正努力考古,努力找到夏朝,更努力挖掘发现夏朝以前的中华文明,这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是一百年以上。
所有历史考古真正乡学者专家,都会告诉你他不确定夏朝有没有什么样,但是他猜测夏朝可能存在可能是什么样子,
肯定说夏朝存在的一定是骗子不是学者,是不学无术造假骗子。至于夏朝之前,我们更不知道了,不过很可能存在一个虞朝,高辛尧舜很可能是虞朝的王,但仅仅是假设猜测,我们真没有足够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