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天下为之震动有些夸张,但卢象升的阵亡引起了明庭震动是确有其事,为此崇祯斩了包括心腹太监、全国兵马总监军的高起潜等36名高官。之所以引起如此轰动,首先因为卢象升确实是内可平叛、外可攘夷的国之柱石,他内定高迎祥,外御皇太极,他的阵亡甚至比孙承宗被俘杀更令崇祯心痛;其次因为朝内主战派对于杨嗣昌的议和行为本就痛恨,而卢象升阵亡与杨嗣昌的“指挥不利”脱不开干系,这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弹劾潮,崇祯为了保住这个称心的智囊,不得不大动干戈以安朝臣之心。
内平叛乱,外御夷狄
卢象升崭露头角的开端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该年十月,皇太极率军避开了袁崇焕坚守的宁锦防线,借道内蒙入关直逼京师,崇祯帝招全国总兵进京勤王,时为大名知府的卢象升本不在招勤范围之内,但他却招募了一万兵马进京协助防卫,令崇祯帝感动不已。于是在次年卓升卢象升为右参政兼副使,外出整顿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兵备,这便有了大明王朝末期的一支精锐“天雄军”,虽然此军大多由残兵、乡勇组建而成,但在卢象升的带领下成为战斗力极佳的军事力量。卢象升就是带着这支队伍转战各地平定流寇,从崇祯四年至崇祯八年间,卢象升因战功赫赫,被提拔至右副都御史,并接替了湖广巡抚唐暉。
“帝闻变大惊,素服避殿,哭,亲告太庙”——《明纪.卷五十四》
崇祯皇帝在崇祯八年(1635年)之前,一直对国内农民军的态度摇摆不定,或剿或抚。直到该年中都凤阳被张献忠攻下,才令崇祯下定决心要剿灭起义军,因为朱元璋父母坟陵、当初出家的皇觉寺都在凤阳,张献忠此举乃占人祖坟,断其龙脉之意,带来的政治影响极大。在下定剿匪的决心后,就面临用人问题,崇祯在此时表现出识人任贤的能力,他选定了两个剿匪总指挥,一是洪承畴、二是卢象升。洪承畴是于崇祯二年带着几百伙夫、杂役战胜了王左桂的万余流寇,从而解了韩城之围,从此一直深耕西北剿匪事业,到了崇祯下定决心后,被任命为五省总督兼陕西三边总督,坐镇西北主要对付李自成;卢象升则被提拔为五省总理坐镇东南主要对付高迎祥,两个五省重复交错,这也多少反应了崇祯帝的用人思想,即相互节制,说白了就是不放心洪承畴,此乃皇帝驭臣之术。
(洪承畴剧照)
就这样两位剿匪大将开始了大规模剿匪作战,但在剿匪的过程中,洪承畴刚从陕西进入信阳地区,信阳地区的流寇便趁陕西空虚溜进了陕西地区,这也体现了当时农民军流动作战的风格,他们具有较高的流串性,往往是打一座城掠夺一番就跑,不会驻扎城内。针对这种局面,崇祯帝提出指示,要求各地巡抚负责自己辖区的剿匪,洪卢二人就只追着全国农民军盟主高迎祥打。上述了农民军的作战特点,那么明军针对这一特点,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城池坚守拖住农民军,集结周围主力再合围至城池处聚歼。这个战术在崇祯九年应验,高迎祥在合肥久攻不下时选择转移目标向滁州围攻,滁州守军坚守不出等来了卢象升的主力,这一战将高迎祥骑兵主力消耗殆净,最终率残兵向西北突围至楚豫边界。
正当这个时候,皇太极令阿济格率十万清军从长城喜峰口入关,直逼京师。此时朝内本有人建议调卢象升进京统领各路勤王兵马,但时任兵部尚书的张凤翼以卢象升肩负剿匪重任为由提出反对,并主动请缨做这个总指挥。就后事看来,这个张凤翼无非就是害怕自己会像崇祯二年清军入京时的兵部尚书王洽一样,受到崇祯皇帝的处罚。由于张凤翼怯战,阿济格在北京周围大小46战皆胜,攻下16城,俘虏十余万,在押送俘虏回国时,明军一路跟随却不敢交战,阿济格出关时留下木牌树于关口,上边写到“各官免送”,对明朝羞辱极大。张凤翼害怕崇祯治罪,服大黄自杀,崇祯顾不上高迎祥残余,将卢象升调往北疆,担任宣大总督,在其到任的两年内,边防得以修整,军队得以重振,期间皇太极再想寇边时,见到宣化到大同一线的防御布置,即刻打消了进兵的念头。
崇祯的续命稻草——杨嗣昌
在外敌退去以后,明庭的重心又放在了平定内乱上,穷途末路的高迎祥也在卢象升调离后突出重围,进入了汉中地区,这一下就使洪承畴的压力斗升,他正忙于对付陕北的李自成,高迎祥进入汉中之后,就和李自成形成南北双线夹击西安的可能。这期间另一位名将孙传庭被洪承畴挖掘出来,孙传庭带着几千人马开往关中地区剿匪,并负责截击可能由汉中往北攻击西安的高迎祥。高迎祥由于没能攻下汉中府,在粮草匮乏之时只能往北攻打,而汉中府控制着陈仓线、古栈道线,迫使他只能走子午谷,也就是三国时期魏延想奇袭长安的那条路,孙传庭便用有限的人马于子午谷谷口设伏,守株待兔的活捉了高迎祥,这就令明朝廷上下振奋不已,崇祯帝亲自下令将高迎祥押回京城凌迟处死,致使全国农民军的士气大衰。
(高迎祥行军路线
图)
正在这个形势下,一个人物的出现更加坚定了崇祯帝的剿匪信念,此人就是当年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在上一位兵部尚书张凤翼自杀以后,这个位置一直空缺,当高迎祥被活捉后,杨嗣昌给崇祯帝提出了“明亡必亡流寇”的概念,他比喻边疆为人的胳膊,中原为人的心脏,外敌来了最多是断了胳膊,而流寇则是坏了心脏,这才是致命的。杨嗣昌的这个概念正好迎合了崇祯帝剿匪的决心和信心,于是顺理成章的将兵部尚书的位置给了杨嗣昌。随后杨嗣昌又为崇祯规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匪总战略,即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主战场,称四正,此战场内以攻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外围战场,称六隅,此战场内以防为主。也就是说以六隅抵挡外围的流寇进来,以及里边的流寇流串出去,再以四正剿灭包围圈里农民军的有生力量。
杨嗣昌的战略阻止了农民军的流串与汇合,是针对农民军作战特点制定的计划。在这个规划之下就需要有人来执行,由于卢象升被调往北疆,所以五省总理空缺,因此杨嗣昌向崇祯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这个熊文灿为何被挑中呢?就是因为他对付流寇有一套招抚的本领,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在福建招抚了走私集团头目郑芝龙,就是郑成功他爹。熊文灿本想做个土皇帝,突然被召来剿匪自然是两眼一抹黑,好在他会笼络人,自己身为五省总理,对左良玉这种匪气十足的将领毕恭毕敬,最终也是通过左良玉将张献忠打服,张献忠走投无路时又暂时性的选择投降,寄居于谷城县陈洪范处帐下留用,这算明朝廷剿匪的又一大胜利。
(李自成行军路线图)
核心圈内的剿匪成果已现,李自成在陕西也被收拾的待不下去了,于是向南边一路逃到了四川,在四川接连攻下38座城,成都府被围。洪承畴令孙传庭于外围截击设伏,自己追着李自成打了一路,李自成则带着追兵沿成都、天水、西羌、关中、汉中这么转着圈跑,一路被消耗着,最终被赶进了孙传庭的埋伏圈,落得18骑逃入汉中的深山老林。要说全国性质的剿匪成果应当算是不错,这说明杨嗣昌的战略部署是明智的,这就使崇祯帝对其更加依赖和信任。
(杨嗣昌剧照)
而清国在这个时候又开始在蒙古大青山集结部队,这也体现了清国的战略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消耗明朝,不让明朝有一丝的喘息。在这个节骨眼上明朝确实也疲惫不堪,特别是常年内外战争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所以崇祯帝在这个关头向群臣问策,他心里无非就是想要得到两个对策,一是如何筹集军费,二是如何退敌。而当时筹集军费已经难以达成,面对满清铁骑确实也打不过,那么有一条出路虽然崇祯想走,但他却不能说,因为一旦说出来就相当打脸,那就是议和。当年崇祯杀袁崇焕时有一条罪名就是与皇太极私自议和,现在自己提出来不就证明自己是误杀忠臣的昏君?那么这个出路只能留给臣下来说,这个人恰好就是心领神会的杨嗣昌。
杨嗣昌不仅大胆的说出了议和的缓兵之计,还帮助崇祯帝秘密的推进,当然,在议和的过程中,崇祯帝保留了老朱家皇帝的传统,牢牢地把控着权力,这让负责议和的辽东巡抚方一藻成了传话人,根本无法推动议和进程。皇太极便放出狠话,称如果再不拿出诚意,那就在春夏之际发兵。这个议和本来是秘密进行,却不慎走漏风声,满朝文武开始对杨嗣昌这个叛徒大肆弹劾,崇祯帝为了支持杨嗣昌,将为首的太子太傅黄道周贬为七品芝麻官流放江西,并提拔杨嗣昌为内阁大学士,任兼兵部尚书。
卢象升回天乏术
“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明纪》
就在朝内弹劾杨嗣昌的这个阶段,皇太极再也等不住了,清国分兵两路攻明。一路从墙子岭进军,该处属于蓟辽总督辖区,当清兵到达时无人把守,蓟辽总督吴阿衡与总兵吴国峻都在密云县给监军太监祝寿,可见明朝这个监军太监制度是多么腐败,此路清军顺利爬上长城后拆除该地防御系统,一路攻打到密云县,吴阿衡当场被乱军砍死。另一路从青山口越过长城后深入迁安、丰润一线,两路清军在通州胜利会师,京师震动。崇祯这时候还在埋怨朝内弹劾耽误了议和进程,急令正在清剿农民军残余势力的洪承畴、孙传庭,以及各地总兵进京勤王,这也为李自成死灰复燃、张献忠复叛埋下祸根。
“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无亲,安有君。枢辅夺情,亦欲予变礼以分愆耶?处心若此,安可与事君。他日必面责之。”——《明史.卢象升传》
由于卢象升在宣大地区对清防御经验丰富,故被崇祯召入京城拜为全国兵马总指挥,并授兵部尚书衔,赐尚方宝剑,口谕“总督候代”,意思就是打完了这一仗就不再是虚衔,给你扶成兵部尚书,而此时的兵部尚书是杨嗣昌,所以杨嗣昌后来对卢象升的陷害都是崇祯亲自种下的种子。卢象升虽为进士出身,但却在行伍中历练许久,骨子里痛恨议和的做法,故而在觐见时,指着兵部尚书杨嗣昌、全国兵马总监军高起潜对崇祯说,我们三人都是带丧出征,不太吉利,这话明显就是不愿与此两位议和派一起共事,崇祯则安抚说议和都是辽东地方官的行为,与二位无关,定会协助你抗清。
(崇祯帝剧照)
安抚过后,卢象升便向崇祯指出清军有可能行军的路线轨迹,一是北京的皇陵、二是北京城、三是中都至北京的粮道;再概括完后再说出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与平定农民军时的办法相同,即抽调精英组建特种部队,趁机主动攻打清军营地。这个办法就是卢象升在崇祯十年所上的《选用奇兵疏》,这个策略在滁州对付高迎祥时已经获得试点成功,所以是一个很成熟的战术。崇祯帝二话没说,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拨出三万两军饷,御马100匹、宫廷用马1000匹,用于其特种部队的组建。
“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国榷》
卢象升进入昌平筹办特种部队组建,并颁布了一道恒古未有的严厉军令,报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备战。正当准备夜袭时,监军高起潜站出来反对奇袭计划,此时的高起潜可能也只是觉得天气晴朗,皓月当空,夜袭的时机不好。而卢象升觉得局面已经到了不得不扭转的时候,于是未听高起潜之言,带着前队人马就冲向了清军大营,一顿厮杀后清军反应过来,当清军开始反扑时,卢象升才发现后续部队未至,因此不敢念战撤回营地。回营后方知是高起潜将后续部队调走,偷袭之策宣告破产。
(高起潜剧照)
卢象升在此之后向崇祯帝提出重新分编军队,实际上就是要与高起潜分开,朝廷就决定将宣化、大同、山西三位总兵的部队划归卢象升指挥,山海关、宁远等各路部队归属于高起潜指挥,改任内阁首辅刘亮节为兵马总督。卢象升名义上统率全国各地的部队,实际上宣大以及山西总兵手里的兵员多为空响,所领之兵不到两万人,驻扎在保定。大战在即,由于保定巡抚张其不发军饷,又传闻云、晋有敌情,大同总兵王朴借机离开,卢象升手里只剩总兵杨国柱、虎大威两路人马可用。又因卢象升手下杨廷麟上书弹劾杨嗣昌,杨嗣昌认为此乃卢象升指使,于是将卢象升手下两路精壮人马调离他地,只给了他留下五千老弱残兵。
(卢象升戴孝上战场漫画)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1639年1月14日),卢象升进驻巨鹿贾庄,高起潜统领四万关宁铁骑驻鸡泽,两地相距不过50里。清军围至蒿水桥,卢象升派人向高起潜请援,可高起潜按兵不动,卢象升便只能带着五千老弱与三万清军鏖战,卢象升与清军对轰,炮弹打完后率众冲杀,毕竟实力相差悬殊,卢象升身中四箭三刀,壮烈殉国。杨嗣昌得知卢象升殉国后打死也不敢相信,他本来计划给卢象升定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哪知卢象升战死了。当巡逻兵回京禀报卢象升死亡消息时,杨嗣昌令巡逻兵谎称卢象升失踪了,可巡逻兵大义凛然,死不就范,结果活活被杨嗣昌打死,死前高喊“天道神明,无枉忠臣”。在杨嗣昌干扰下,卢象升战死80天后才入殓,卢象升家人申请抚恤两年无果。
卢象升战死之后,高起潜手下的四万关宁铁骑不战自溃,想想也是,士兵哪知道卢象升手下一群老弱残兵,他们心中的战神都打不赢,自己又何必要送死。随着战局的扩展,清军分八路横扫华北地区,最终入山东攻下济南府,城内城外死者十数万。此时由于洪承畴、孙传庭和祖大寿的兵马相继赶到,形成对清军的两翼包抄,致使清军撤出关内。明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清军不仅掠杀无数,多尔衮还在高阳处死了关宁锦辽东防线的创始人、前任内阁首辅孙承宗。战争结束后,崇祯皇帝下令处斩了高起潜在内的36名高官,但杨嗣昌成为漏网之鱼。此战过后,明庭继袁崇焕后再失去一名军事奇才,内外压力更加突出。
(崇祯自尽漫画)
综上可见,卢象升的去世不仅在当时引起了朝内轰动,还为朝廷的公信力造成影响,比如孙传庭在此后拒不就任崇祯的任命,崇祯帝气的将其下狱。而随后农民军再次兴起,成为大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一把利剑。卢象升战死的第一负责人理当是崇祯帝,他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有识人之明,却无驭人之道,杨嗣昌是位有才干的臣下,但崇祯帝驾驭无方,导致将相失和,最终惹来大患。
参考资料:《明史》、《明朝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