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安石变法，历朝历代的评价都极其一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脱离实际的变法
但是到了建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建国以后的30多年间，对王安石变法一直是极力推崇，极力褒扬，称其和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一样，都是富国强兵、推动历史进步的壮举。
文革时期，王安石更是被推到了绝对正确、无可置疑“法家”地位。80年代以后，他的“法家”名号取消了，但依然是正确的“改革家”的化身。中学课文有一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在“时代背景”里，都是王安石忧国忧民、锐意改革、冲破守旧、敢于担当;司马光则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代表官僚和地主阶级利益，云云。当时所有的大中专教材和各种书籍，都沿袭这种观点。
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长期把王安石当作“伟光正”的形象极力推崇，很可能是革命导师列宁曾赞扬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加上王安石的改革和我们的“革命”“改革”有相通之处。翻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书籍，王安石一直是不可撼动的正面形象，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到了现在，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史学家渐渐有了新的看法
历史通用的标准——看他的变法措施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否有利于国家长期繁荣稳定。
而王安石的变法却都起到了“不利于”的作用，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应当予以批判和否定。
既然王安石变法是革新进步之举，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利国利民，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失败?为什么会导致破坏生产力、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结果?
有人说，王安石的新法是好的，是利国利民的，只是章惇、蔡京等人将新法进行了篡改，弄得面目全非，才导致国家衰亡。有人说，变法之所以失败，是下面基层官吏从中作梗，把事情搞坏了。这话也是主观臆断。章、蔡等人是如何篡改新法的，史书未载;基层官吏是如何从中作梗，也未记载。那些如狼似虎侵害百姓的基层官吏，正是在坚定的执行新法。史书上分明记载，正是蔡京等人，把王安石及其新法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推行王安石新法雷厉风行，不遗余力!
还有一点令人深思：王安石变法为何容易被小人利用?变法的大旗下为何汇集了那么多祸国奸臣?极力推行新法的章惇被称为北宋第一奸臣，蔡京被称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吕惠卿被称为北宋最无耻的小人!这是为什么呢?
与之相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却是一大批千古传诵的忠臣良将、仁人志士、文人学士;这里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苏洵、苏轼、苏辙、程颐、程颢、黄庭坚、秦观……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万众仰慕、熠熠闪光的名字，
他们都极力反对变法。他们对王安石的诗词文章十分推崇，起初还多次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但是对他的变法却是异口同声强烈反对
，有的宁愿舍弃高官厚禄，甚至冒着身家性命，极力反对变法。
王安石的新法有：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等。论者都以为，这些“法”几乎全是为国聚财，却无一条是为民谋利，都是扰民、乱民、害民之策。
比如青苗法，规定农民播种青苗(插秧)时，由朝廷向农民发放贷款，秋收时，由农民偿还，加收利息20%至30%。“贷款于民”，好像是支持农民搞生产。但是
农民还款时竟要征收高达三分之一的利息。这不是政府在放高利贷，加重农民的负担、甚或是剥削农民吗?更何况遇到旱灾虫灾涝灾，农民种地连成本都不够，甚至会赔本、绝收，生活无着，要逃荒要饭，如何归还政府的巨额贷款和利息?
以现在理性的眼光看，如果真的是为国为民，就应当彻底废除青苗法，而在乡镇设置类似于“农业银行”的机构，广而告之：农民想贷款，就来贷款;不想贷款，就可以不贷;贷款利息要低于一般商业银行，不超过10%。遇到灾荒年，可以减免利息;个别地方个别农户遇到天灾人祸，可以减免贷款甚至予以救济。这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而王安石竟然要全国农民统统无条件地都接受政府的高利贷，说是这样可以避免地主(兼并之家)向农民发放更高利息的贷款，杜绝地主阶级剥削，利国利民而不利于地主。这完全是主观臆断的一厢情愿!
当王安石就“青苗法”向门下侍郎苏辙征求意见时，苏辙一眼就看穿了其中的问题，说：“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苏辙又说，唐朝刘晏治理国家甚好，就不曾有向农民发放贷款之事;无论丰年灾年，农民都不会耽误农时。如果哪里粮价贱，政府就大量买入;如果哪里粮价贵，政府就大量卖出。这样就可以平抑物价，互通有无，老百姓就不会因粮价贵贱而发生困难了。如果你这样做了，也可以收刘晏之功!
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去。此时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表示反对，王安石一概不听。新法实践的结果，果然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反对的意见也是沸沸扬扬。王安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为了钳人之口，派人在京城巡逻，发现有人批评新法，立刻抓起来投入监牢。在朝里，谁支持自己的变法，就提拔重用;谁反对新法，便予以打击排斥。一批官迷心窍、善于逢迎、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被擢为朝廷大员;一批敢提意见、老成守正之士受到了迫害，逐出朝门。
尽管如此，下面老百姓源源不断反馈上来的新法扰民害民的信息，仍然使一些忠直为民的官吏不屈不挠地向朝廷反映实情。除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不断上书外，最巧妙也最有效的，当属普通官吏郑侠的上书。
郑侠原为光州司法参军，是王安石一手提拔并看重的基层官吏，对王欲报知遇之恩，却是耿直之士。期满进京述职，当王安石问他下面新法实施情况时，他却实话实说，“各种新法让我感到忧虑。”王安石一不高兴，就贬他去看守安上门。一个地方官吏去看守城门，也无所谓，而让他震惊的是，天天在城门外看到的悲惨情景。
当时正值大饥荒，而政府的征收和聚敛如狼似虎。从东北涌来的逃荒要饭的流民成群结队，漫天风沙里，扶老携幼，塞满道路;他们一个个瘦弱不堪，满面愁苦，衣服破破烂烂，吃的是树叶、草根。有的可能是欠了官府的款还不起，竟然被衙役监视着，身披枷锁，背着从房上揭来的木材，卖了以后去还款。这样的情景接连不断，一阵阵刺痛了郑侠的心，决心上书皇帝，反映新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不用文字，而是画了一幅幅流民图，用“加急文书”的巧妙方式，终于送达至皇帝手中。
宋神宗看着这些流民图：有的流离失所，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啼饥号寒，有的卖儿卖女;官吏如狼似虎，流民奄毙道旁……，这让他受到强烈震撼，寝食难安，这才意识到变法带来的危害，果断地下诏罢免了几条新法，激起万民欢呼，农村很快有了生机。
然而，宋神宗一罢免新法，即遭到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多次以辞职相威胁，宋神宗在无奈中又同意继续实行新法。
一心要富国强兵而又优柔寡断的宋神宗，在外界的影响下，思想不断反复，王安石变法也就三起三落，时断时续。到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王安石的变法终于被彻底罢免。
假如王安石变法确实能利国利民，受到老百姓拥护，谁反对也无效，谁阻挠也挡不住!农民们会自发地执行和维护这种变法。北宋没有执行好，南宋会接着执行，元代、明代、清代都会接着实行。哪位统治者不想富国强兵?哪里的老百姓不想改善生活?北宋以来的历朝历代都将王安石变法视为畏途，视为魔鬼，都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从来无人实行过，就充分说明这种变法在实践中行不通，硬要实行必然误国害民!
还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说得好：“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这才是对王安石变法最为精当而又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