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学术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至于“玄武门之变”，虽然说是李世民的先发制人，但不管怎么讲，“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玄武门之变”，就不会有贞观之治及大唐盛世。正是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李世民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並颂扬备至。我十分推崇台湾现代作家李敖对李世民的评价：“唐太宗是历史上最有奇情气质的英雄人物，柔情侠骨，一应俱全。在打天下的政治斗争中，当然他有和人一样的霹雳手段，但在这些政治性的俗情之外，他有许多奇情，使江山多彩，为人类增辉。”
确有其事，并非谣言，原因在于：现有的证据（史书记载）证明，李世民确实篡改了史书，但没改干净，留下了很多矛盾的记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 对政敌进行污名化 这体现在，李世民把自己的老爹李渊、大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都刻意塑造成无能的人。实际上这些动脑子想想都不可能，在隋末那个动乱的年代，能够起事，说明大家都非等闲之辈，无论是李渊起兵，还是李建成攻打长安，抑或是李元吉伏击王世充，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史书记载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李渊却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还非要赖于李世民明察秋毫地上奏，这事儿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以至于在《资治通鉴》里说“宫禁深秘，莫能明也”。 2 对自己进行美化 李世民把晋阳起兵、攻打洛阳等军功都算在自己头上，认为自己作为次子并没有的篡位之心，而是他两个兄弟心怀不轨，把他逼上了自卫的道路，这是其一。其二，《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一直想看史官对他言行记载的“起居注”，史官不给他看他偏要看，而且有删削动作，做的如此明显。而且开了很坏的传统，那就是皇帝干涉史官修史！ 3 对“玄武门之变”的百般修饰 李世民费劲心机，想对这场兄弟阋墙进行美化，比如这是被逼无奈之举云云。但是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李世民对这场政变是精心策划的，而不是被迫自卫，比如，安排在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在“玄武门之变”时关闭玄武门，使护卫李建成的东宫精兵不能入内；收买王晊作为线人，提前告诉李世民有兵变等等，如此可证，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绝非浑然无知，而是有精密的对策和计划的。 另外，一些笔记小说如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也侧面证明，李渊、李建成非等闲之辈，而温大雅是晋阳起兵的亲历者，他的书自然比后来篡改过的“实录”“国史”等可靠的多。总之，李世民确实篡改了历史，这事也证明，不管一个人怎么掩盖自己的所为，历史终将透过层层迷雾，将真相还于世人。
你可以说“改了”也可以说“没改”，因为这个事件根本没那么简单，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分不清“起居注”、“实录”和史书三者的区别。只有弄明白了这些问题，才能对所谓“篡改历史”有个正确的理解。
先看“唐太宗篡改历史”这件事的出处。出自《资治通鉴》，原文如下：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这里其实写的很清楚了，唐太宗李世民要看起居注，不听劝。最后没办法，房玄龄和许敬宗删减《起居注》写成了李渊、李世民两朝的《实录》。给李世民看了以后，李世民让“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其实整件事情前面都没有什么疑问，关键争议就出在最后一句“削去浮词，直书其事”。所以，很多唐太宗的铁粉就说，没有改，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的。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并不是。
其实，李世民要看的是“起居注”。什么是起居注？就是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最原始资料。而后来房玄龄、许敬宗给李世民看得是什么？实录！实录就是根据起居注重新编辑形成的整理稿。起居注就好比会议记录，保留原汁原味，不能改动；实录就好比会议纪要，删去繁琐内容，修改不当内容，整理而成。后来李世民看完以后要“削去浮词，直书其事”的还是实录，是把浮夸的实录变成相对切合实际一点的实录，并不是说就变回“起居注”了。从李世民开始，后代继位皇帝给前任皇帝修《实录》就成为了一种惯例。于是，我们就几乎看不到最原始的起居注了。
那就说一下，究竟后来留下来的那个实录跟起居注相差大吗？可以说很大。因为后世宋代修的史书《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是参照李世民那时候修的实录编撰的。而后来又发现了最早李渊身边的书佐温大雅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两者相差非常大。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李建成，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李建成在李渊起兵过程中做的所有事在《新旧唐书》中几乎被尽数删除，即使李渊本人很多决断是他自己下的，但到了《新旧唐书》中则变成了完全听李世民的建议，似乎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可以说，《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内容还是比后世史书更为可信，《实录》的改动是相当大的。所以说，为什么可以讲他有“篡改历史”？因为实录跟起居注差好多。为什么可以讲他没有“篡改历史”？因为起居注还是那个起居注，并没有直接改起居注，所以可以说没有改。我觉得准确一点的说法是，“重新编了一段历史”……毕竟，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也没什么丢人的。
唐太宗当然是篡改过国史的了，而且目前还有证据证实他真改过。
按史书的记载，李世民曾经问褚遂良要国史翻看，还让他们公允的评价李建成，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长期以来，大家都怀疑李世民篡改了跟李建成有关的史料，从事理上看是很可能的，但没有够直接的证据。
前些年考古出土了唐初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对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功绩有很客观的描写，拿这本书对照目前流传的唐史来看，李世民在夺天下的过程中有意矮化的兄长李建成的功绩和表现，并且把父亲李渊的许多决策拿过来加在自己头上，对自己的形象有明显的拔高。
当然，即便去除这些李世民歪曲的部分，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功劳也大过李渊和李建成，这一点不宜矫枉过正。但李世民篡改国史的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应予批判，不能因为他是明君就放过。
历史永远都是胜利者所写。玄武门之变让李世民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杀死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老皇帝李渊退位，自己做皇帝，还好李世民不是个昏庸的帝王开创了大唐盛世。不然就凭李世民上位的所作所为就够后人唾骂千年的。
唐朝建立后，李渊封长子建成为太子，协助处理军国大事，实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双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两大势力。太子建成联合四弟元吉，准备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被高祖李渊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联合同样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宫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之后，唐高祖宣布立秦王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当年，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做“玄武门之变”。
现在流传的历史记载是太子李建成昏庸无德，嫉贤妒能，并且再三陷害李世民，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是说李建成曾在酒中投毒，李世民便吐血数升。其中未免有诈。第一，当时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已经势同水火，李世民又怎会去喝李建成的毒酒。第二，李建成如果真想毒死李世民，李世民吐血数升又怎会不死。这些说法难免是李世民为自己开脱，不想为后人诟病，万幸，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无德昏君，大唐在他的手中也走向了辉煌，他宣武门夺权之事也成了他杀伐果断的有力证据。
李世民修改国史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但是“篡”字用的不恰当，挺高雅的事情不能搞的像是做贼似的。其实李世民只是粉饰了一下自己，也可以说往脸上贴了块金，远没改到了颠倒黑白、面目全非的程度。人嘛，都有虚荣心，做事要求尽善尽美，万众瞩目的皇帝更是看重自己的声誉，因为他们需要后人的歌功颂德。所以修撰国史这点事儿，也不用大惊小怪，毕竟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李世民的丰功伟绩也是有目共睹。
李世民是第一位为前朝修史的皇帝，他本人善于总结并吸取前朝，特别是隋朝的灭亡教训，能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更能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需。所以，唐太宗在位的短短二十三年，唐朝就出现了闻名遐迩的贞观盛世。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同年闰十二月，李世民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从此以后，原著作局不再具有修史职责，史馆成为直接由皇帝控制的一个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
这样一来，在李世民眼皮底下修撰的历史肯定有个人的主观意识，比如对隋朝的评价，以及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还有晋阳起兵的策略谋划。
一、前朝历史
贬低前朝皇帝，是后承王朝的惯用手法。李世民大书特书隋炀帝的暴政，就是要重点说明隋朝的灭亡，是由当权者的荒淫腐败造成，所以李氏家族推翻隋朝的统治，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事实上，虽然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古代整个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是相当有作为的君王。隋朝的灭亡既有无法回避的现实原因，更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二、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远比我们相像中复杂许多，自古权力的争斗角逐就是一场血腥的杀戮，而玄武门之变犹甚，因为其中牵连太多许多无辜的生命。这场政变也成了李世民久久不能释怀的梦魇。所以，李世民要洗白自己，办法就是抹黑大哥和三弟。其实，真正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并不是两草包，也不完全是荒淫无耻的纨绔子弟。虽然没有李世民的精明强干，但也不是李世民授意唐史中描述只会勾心斗角的碌碌之辈。
三、晋阳起兵
李世民把自己塑造成唐王朝的真正奠基者，李渊只是扮演一个刘老太公的角色，而自己就是开疆辟土的汉高祖刘邦。李渊宽厚仁慈、深谋远虑，很早就有了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并不是一个遇事没主见，处处让儿子牵着走的无能父亲。
总结，可以让李世民做文章也就这几件事情，扯不上关系的事情也没有管的必要，所以李世民修撰国史，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显然是篡改过的。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千古明君，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不是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退位，而是后来为了凸显自己政变的合理性对史书进行干预，这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据《资治通鉴·第197卷》记载，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心了。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以上这段话就是讲述李世民怎么篡改史书的，他先是试探房玄龄，想让房玄龄支持他翻看国史，房玄龄隐晦地说了“不”，李世民不放弃，谏议大夫朱子奢也劝，李世民却不依不饶，最后终于得逞了。
房玄龄和许敬宗等人把起居录删删改改，改成后呈给李世民看。李世民看到那难忘的一天（玄武门之变），认为房玄龄说的遮遮掩掩，所以下达指示：不用避讳的，我干了就是干了，像周公诛管蔡（平叛）这种事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乎，政变的发起者成了正义的一方。
可以肯定地说，李世民打破了继承人看前代皇帝实录的规矩，自己看了自己的实录，而且不止一次，他让人改过，其中的某些人物，当然要和谐掉，某些事，也要隐晦或者干脆删掉。
比如玄武门之变，外面打得热火朝天，大唐王朝的建立者、当朝的皇帝竟然在皇宫的湖里和宰相们泛舟，等着儿子们当面对质昨天李世民汇报给他的太子淫乱后宫的事情。
玄武门之变闹得动静如此之大，李渊竟然一无所知？李世民皇戎马多年，不知道搞政变要迅速控制住皇帝？这改的也忒离谱了。
当然，李世民即便是皇帝也无通天之能，他能给玄武门之变定下性质基调和政治定位，但不可能改变所有历史。
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功臣去世，他们的墓志上依然刻有当时的历史，李世民不可能把墓志挖出来把墓志上的记载删掉，还有其他人私下修史，他也做不到完全封禁。
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战功是不可能转到李世民身上的，所以李世民选择了隐藏，比如只记部下，隐去要和谐的人物。像首先攻破长安的是李建成部，但只记载他部下军头雷永吉，隐去李建成。南下关中时，李建成为左三军元帅，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都只记载左军统领刘弘基。
正是由于李世民做不到完全篡改历史，所以我们才能够从那段历史的各种记载推断出他修改了历史，要是他做得天衣无缝，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显然是谣言。
一、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显示李世民篡改了史书
翻遍所有史书，有一部算一部，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记载了李世民篡改历史。
史书只是记载，李世民曾想看一看起居注，但是被宰相们坚决拒绝了，后来宰相们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根据起居注，编成了实录，具体包括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把实录给李世民看了。
李世民看了实录以后，只是就玄武门之变部分提出了意见，当时，实录对玄武门之变写的非常隐晦，李世民提出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资治通鉴》）。
这就成了某些人脑补李世民篡改历史的依据。实际上，李世民的这个要求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因为李世民的这一要求，我们才能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比较详细的记载。李世民的这一要求，当时也得到了魏征的大力支持，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说：
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二、目前流传下来的主要依据实录编写的《旧唐书》与其他史书基本无矛盾之处。
我举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那就是关于李建成的军功。现在网上很多人说，李世民授意史官修改历史，抹杀了李建成的军功。但是，我比对过某些人很推崇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与《旧唐书》的记载，发现《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内容，《旧唐书》都有，二者只有记录侧重点和详略的不同，无史料的矛盾冲突。李建成的军功，诸如平西河、战霍邑、从平京师、征讨洛阳等军功，《旧唐书》一个不落，全都记载了。
前些年出土的武德年间的《窦师干墓志》，记录的李建成后期的军功，《旧唐书》也全都有记载。
三、实录修成后，李世民主动进行了传播，不禁人抄录。
《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最终在贞观十七年（643）七月修成，修成后，李世民下令太子和诸王人手一部，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员，如果想抄录，允许其自行抄录。据《唐会要》记载：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元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可见，实录修成后，是进行了传播的，当时玄武门之变的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官居高位，试想，如果李世民篡改了史书，那么，他进行如此规模的传播，岂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综合以上情况分析可知，李世民根本没有篡改历史，贞观史官就是在据实直书其事而已。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
李世民——大唐最具争议的帝王之一，玄武门前射杀兄弟，残忍无情的是他，贞观年间开创太平盛世，功在千秋的也是他；纳隋炀帝之女为妃，风流多情的是他，怀念早逝的长孙皇后，深情念旧的也是他……纷纷扰扰，关于李世民的话题千年热度不减，除了政治和感情，李世民篡改历书也一直广受热议。
那么，他究竟修改过历史吗？如果有，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李世民篡改史实一事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推测，《资治通鉴》曾有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也就是说，李世民登基之后，曾经违反历朝历代，天子不得翻阅当代史书的规定，而且，他不仅违反了，还在翻阅之后，对史书提出了修改。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这么做呢？答案藏在史书里，一个人越是突出什么，越是想要掩饰什么。
阅读唐代历史，唐朝从李渊始，到李治止的阶段，最出彩的人物是李世民——英雄出少年，在沙场上冲锋陷阵，无比英勇，单枪匹马救过隋炀帝，公元616年，平定山西内突厥人的入侵，公元617年，以右元帅身份，率兵攻打隋朝首都洛阳成功，他打下了李唐半壁江山，可饶是如此，他也从未因为功勋卓著，心生不轨之心，忠孝两全，为人谦逊，从未居功自傲。这样一个人，因为过于优秀，被兄长嫉妒，为求自保，他不得已射杀弟兄。之后，他立为皇太子，再后来登基为帝，励精图治，“贞观之治”名流千古。自此，李世民在隋唐历史里，以他励志的经历，完美的个性，树立起千古明君的形象。
分析至此，李世民为什么要篡改史书，答案呼之欲出，他想要扬名立万，想要掩盖他不顾血脉亲情，为了皇位不择手段的事实。可是，这仅仅只是其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在惧怕，他惧怕什么呢？
他在惧怕一个人，即使他已经死去，那个人就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并不是一个昏君，这一点，天下人不知，可是李世民知。隋炀帝在位期间，征战四方，平定天下，开凿运河，改革科举制，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谋福祉，只不过他的这些举措，为百姓带去的福利不是立竿见影能看到的，需要时间。只可惜，隋炀帝没有等到那一天，在他三征高丽之际，起义军已成气候，隋朝昙花一现。李世民继位以后，他心里很明白，李家不过是钻了一个空子，百姓看到的前朝年年征战，尸骨累累背后，其实是隋炀帝还没有来得及证明的功绩，太多人还不懂，开凿运河，疏通南北交通，促进经济繁荣，战事也好，大兴土木也罢，只有如此才能发展国家，而李家却利用大多数人的不懂，来借口起兵。可时间终究会证明一切，到时候，天下悠悠之口，李家不过是一个窃国贼。这样的恐惧催始着李世民篡改唐史，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隋炀帝开始被抹黑——杨广为了看琼花，要开凿运河；杨广性情惨烈，所以战争四起；而后宫情事，更是传的不堪，甚至杜撰出杨广奸淫母妃宣华夫人……
李世民在政治上，其实也当的起大有作为四个字，只可惜，他糊涂了，历史的真相并不是人为篡改就能被掩盖的，发生过的事情，终究会留下擦不掉的痕迹，有心人会从蛛丝马迹中一点点还原真相，而他篡改历史，抹黑他人，夸大自己的行径也终究会昭告天下，这才是，他一生最为人诟病之处啊。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邦邦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词，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