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和平
条约规定 2.3 亿两白银赔款
我们最后付了 6 亿-8 亿两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的打击是世纪性的。从近代中国的历程中处处可见甲午失败的影响。为了换取和平，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苦心经营的台湾模范省一举被日本攫走，按照条约规定，清政府被迫付出2 亿 3 千万两白银战争赔款，三年还清，还清以前日军驻在山东威海卫。
更耻辱的是，我们还要承担日军在威海的三年军费 150 万两白银。 我算了一下，清政府平均每年需付出 8000 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一年全部的财政收入了。
这是清政府无法承担的。结果只得忍痛向法俄英德银行团发起三次大借款，共借得约 3 亿两白银，扣除折扣、佣金，实得 2.6 亿两白银。
此银交给日本后，所剩无几。
三次大借款，中国除忍受苛刻的政治条件外，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这之后的几十年内，中国付出本息远远超过 3 亿两白银的数额， 可能在 6 亿-8 亿两白银之间。
加上几年后《辛丑条约》 赔款， 本息差不多一共有 10 亿两白银赔款，中国从此被牢牢捆绑在欧美和日本债务单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国家的贫穷落后已是不可解开的结。
失败的伏笔
犹豫不决的战争准备
艰涩掣肘的国家机器
日本战前对朝鲜一系列渗透、介入和挑衅，只不过是征朝、征清，进而征服亚洲的前奏，侵略扩张早已成为其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
反观清朝政府，首先，在决策中枢就存在着帝、后两股势力的较劲。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清政府在总体上是战是和、在战略上是攻是防，就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意见。
直到战争打起来都未建立统一的战争领导机构。 再看在海军的指挥系统上，日本在战前迅速撤换了主张守势的海军军令部长，改由激烈主战的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主任。此人的战略目标十分清楚，即集中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通过与中国海军决战来消灭中国海军的主力，一举夺取东海的制海权。
而在中国，李鸿章表面上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在他上面还有个“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即李鸿章并不是“海军部”的最高和最终的决策人，充其量只能算权力枢纽中的“边缘角色”。
还有，李鸿章虽然“会办”海军事务，可以称之为战争的前敌指挥官，但他又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长官。他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来过问外交、洋务和海军等事务，都不过是清廷赋予的若干“临时兼差”而已。
每一种事务对于他来说，都是“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 如此，他就不能调动“北洋战区”内的陆军部队。以至于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前后，他深知“荣、威之间百余里，山谷丛杂可设法截伏”，但他须层层奏报朝廷才能让山东巡抚李秉衡出兵；同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所能管辖的，仅为各艘军舰及舰队官兵。其余为战事所需要的后勤支援、弹药军械的供给、 军舰燃煤的调用乃至作战时需要统一使用的旅顺鱼雷营皆无权调用。靠这样颇具中国特色人事关系来进行战争决策和指挥战争，未开打就先输一着。
这和日本的举国一致、将士用命的一元化垂直管理体制相比，其决策和指挥效率是可想而知的了。无怪乎英国人泰莱在甲午战争后这样评价：甲午之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这应该是说到中日两国战争表现的本质上了。李鸿章也自言是以 “北洋一隅之力，捕倭人全国之师”。处于衰败垂死状态下的清朝政府，在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的运作上，早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
山寨的舰队
一个买来的军事现代化
是脆弱的和不堪一击的
:北洋舰队到 1888 年这支舰队正式成军时，开局就达到了它的巅峰。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 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 当时，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 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 “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 14 寸，“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 9.5 寸。 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然而，表面优势下的种种先天性不足，早已深藏于其辉煌的镜像之中。
第一，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几乎是“买出来的”。 在中国并没有强大而配套的近代工业体系来支撑造船工业时，转向西方购买军舰，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战前发生长崎事件的契因之一，便是李鸿章让丁汝昌率舰到人家长崎的船坞去维修自己的军舰———没有本国大工业这个母体滋养的舰队，犹如不能“断奶”的婴儿，而不能断奶的婴儿是永远长不大的。同样，不能割断与制造国之间“脐带”的舰队，也是不能运行自如的。
第二，海军是高科技兵种，是海洋文明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产物， 是同时代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充满海洋文明特征的果实嫁接到中国典型农业文明的枝杆上，到底效果如何呢？ 首先，几千年来浸淫于“经史子集”这一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对那些闻所未闻的“电学算学化学技术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吸收消化，需要一个过程。 以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要用“八股文风”来翻译西方的技术专门术语，实在是大大增加了“科技转移”的难度。在对待西方的自然科学的态度上，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无事则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为变怪鬼神，以为不能学。 这种近代自然科学心理上的本能排斥，则更是大大延缓了这一吸收消化的过程。 乃至于李鸿章亦十分担忧，他说：“铁舰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其机件之繁重，理法之精深，行陈之变化”—— 我们肤浅地学几下就真正能掌握并经受得起考验吗？
没落的制度
朝野上下颟顸无能
贪污腐败民气不扬
事实上，中国闭关 120 年，日本则达长 220 年，比中国多出整整一个世纪。
日本“门户” 开放也比中国晚了 11 年。中国搞洋务运动也比较早，在中法战争中我们还勉强和法国打了个平手，按理说已经为富国强兵赢得了时间，但事实上我们在各方面都仍然是虚弱和没落的。
在甲午战争前，我们大部分人还死抱着日本不过是“蕞尔跳梁小国”的心态。 其实，在战前，日本人看得就很清楚，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亭在写给他的对手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说：“您知道，三十年前日本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 您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 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 如果这样，这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 ”
在交手前，敌人就将方法和结论都告诉了你，而我们事实上没有什么反应。
当时的清政府采用的是“中体西用”，希望用“以夷制夷”的实用主义去学西学的微枝末节，不可能也从未想去触动社会的本质。无论内部发展还是对外交往上，都是注定要走进死胡同的。 一个了无活力的国度，已经经不起任何外部力量磕碰了，甲午战争的惨 败事实上在情理之中。 近代以来我们落后挨打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学习的惰性
我们需要踏实学习
不能总是想走捷径
正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日本海军的将军们，跟中国北洋海军的将领，很多都是留学英的的同学。 但是，我们的学习，学到 90%左右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再学了。这些留洋的学生，既然能够率领舰队远航各大洲，演习打靶，也能打中目标，练舰队的行列式，也操练得很好。
那么我们什么不会呢？ 于是，老师就可以不请了，省钱是一回事，尊严更重要。 所以，甲午开战之前，我们就把英国老师赶走了，后来有些人还夸那些赶走老师的学生。
反过来，日本人却一板一眼地学，直到甲午开打，英国老师，还在他们的舰队中。
对于海军，日本人也许能学到 98%，但我们连 90%都学不到。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如果才学了 90%就等于精髓还没有掌握。 急于国产化的根子，不是强化自主性，而是老大帝国的自尊以及当时整个国家上下总是浮夸想走捷径的民族心理在作怪。
当时我们形式主义毛病根深蒂固。 无论西洋的武器怎样好，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都是重点在操演上下功夫。操演是给皇帝或者亲王看的，讲究的就是玩得怎样好看，玩得越是花哨，皇帝看了越是高兴。于是，军队的演练，就成了表演，而平时的训练，就是为了表演而进行的准备。 而军队建设的细节，包括当时的士兵素养、后勤供给、武器和舰船的保养，都日趋马虎，流于形式。
客观地说，西方的东西，肯定也有不怎么样的成分，有不符合东方国情的内容。 但学的时候，却只能老老实实去学，不可能一上手，还不会走，就练习跑。 真正本土化的时刻，得等到我们都学会了，不仅会做作业，而且能写研究论文的时候。
我觉得，在当时，一个老大的民族，在学习西方的历程中，不管有多少痛苦，都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习性。 表面上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惰性，一种总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 这样的惰性不消解，当时的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是表面文章，无济于事，注定会走向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