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秤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堪称“国粹”。杆秤由几个部件组成:一是秤杆,它粗的一端上有秤毫并且整个秤杆上镶有秤星;二是秤砣;三是秤盘。
秤砣也叫“权”,它是按轩辕星座表意制作,属星宿,是主雷雨的神。秤杆称作“衡”,象征紫薇星座,“权衡轻重”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
中国传统的木杆秤是鲁班运用杠杆原理发明的,他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秤杆上刻制13颗星花,每颗小星代表1两,每颗大星则表示1斤,定为13两一斤。其实这是用勾股定理来确定杆秤称量时的垂直度,以提高称量的精确度,这也是勾股的名称由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秤杆上又添加了“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为16两一斤,进一步提高了杆称精确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为计算方便,国家才把秤统一改为10两一斤)。
在做买卖时,商人手提着秤毫,提醒商人要明察秋毫,秤一提起来首先看到的是定盘星,提醒商人要权衡一下良心。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缺斤短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福禄寿星直接影响人的福气、财禄和寿命,旧时商业道德讲究诚信为本,出售货物克扣一两,减福;克扣二两,福、禄俱损;克扣三两,福、禄、寿全无。藉此警告商家一定要买卖公平。所以过去民间流传有“秤上亏心损阳寿,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告诫我们,要买卖公平,生财有道。因此秤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象征。三国时期诸葛亮曾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人低昂”,而这个说法已经超越了商市买卖,升华到了人格、品德的高度。
一十六两的含义为: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星三台司命,相加起来刚好是一十六两。据《抱朴子》《太上感应篇》等经典记载,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且“算尽则死”。道教在《解结科》法事中,解除人生种种过咎一切冤结,特意有一科解“交易不平”之结。交易之事,既受上天监管,也代表古人公平交易的信念和原则。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古人发明的杆秤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⒈作为中国独立发明的传统衡器,杆秤并不比电子秤“科学”性差,它在中国应用了数千年,其社会价值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难以言表。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杆秤携带方便,山里的农户也会为了防止买卖被骗而携带一根杆秤。这证明杆秤还是存在其应用价值,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还是保留着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衡量工具。
⒉ 杆秤比起电子秤更具人情味,买卖中,卖家满脸笑容喊一声“您看,秤高高的”,买家看着那高高翘起的秤杆也觉得确实得了很大实惠,更是满心欢喜的付钱。它具有人文性格,用杆秤做出的生意也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中国人讲究的是一定原则下的往来人情,不同于西方硬性原则下的精准计算,于是在生意中也不为硬邦邦的金钱来往,更像是一次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⒊它的兴衰沉浮记录了社会生活变迁史。在大工业文明向手工艺文明挑战的全球大背景下,中国曾以“科学化、现代化、合作化”等理念指导,对传统杆秤及其生产,从意识形态、工艺方式及产业制度上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限制、批评、改造、打击。仅管如此,在电子秤已广泛应用于商业计量的今天,传统杆秤仍有一定的群众市场。
⒋中国传统手工做秤的工艺起源于几千年前,其中集中了东方人重直观和崇尚简洁实用的高度智慧,也凝结了大量的精巧工艺技术,蕴藏着丰富的专门知识,至今仍然具有特殊的科学工艺、历史人文和社会学研究价值,也必然有其未来存活发展的地位。
古人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神灵有知。人不能做昧良心的事。现在学习西方进制,把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其实也破坏了传统文化,使人不受心法的约束,道德滑坡,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的奸商也逐渐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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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是在长沙附近左家公山上战国时期楚墓中。古代,秤锤称为“权”,如《论语.尧曰》集解︰“权,称也。”又《广雅.释器》︰“锤,谓之权。”及《论语.子罕》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宋
朝朱熹集注︰“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
另古人称秤杆、秤为“衡”,如《前汉.律历志》曰︰“衡,平也。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另《礼记.经解》曰︰“犹衡之于轻重也。”注:“衡,称也。”因此,秤锤称“权”,秤杆称“衡”,寓意人们做事之前要衡量、评估事物得失轻重。除此还有另一层涵义如《礼记.深衣》上载︰“规矩取其无私,绳
取其直,权衡取其平。”这段记载大意是说,符合圆规、曲尺是取其象征公正无私,垂直如墨线是取其象征正直,齐平如秤锤、秤杆是取其象征公平。由此可知,古人视杆秤为公平、公正的象征。
古代的秤是一斤十六两,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一两都
用一颗星来表示,叫作“秤星”。秤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不可用黑色,表示用秤做生意的人,心地要纯洁,不能昧着良心(黑心)。相传,秤杆上刻的秤星是根据天上的星宿演化而来,前六颗代表南斗六星,象征四方和上下;再往后数七颗则代表北斗七星,象征用秤者立于天地间,心要中立,要像北斗七星指示方向一样公正不偏颇。秤杆的尾端是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信用、不欺骗,否则,少一两无福,短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另外,秤杆上的第一颗星又叫做“定盘星”,其位置是秤锤与秤钩成平衡时秤锤的悬点。做杆秤的关键是能选准定盘星,只要确定好定盘星,就是一把好秤。因此,人们往往把定盘星用来比喻事物的准绳。如宋朝朱熹〈水调歌头.雪月雨相映〉词︰“记取渊冰语,莫错定盘星。”
秤杆上的十六颗星,其作用不只是衡量物重,更是用来度量人心。无论是做秤、用秤的人,都要公正、公平、公道。因此,杆秤秤的不仅是良心,还秤出人的诚信、正义,这也正是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负责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是丞相李斯。李斯很顺利地制定了钱币、长度等方面的标准,但在重量方面没了主意,他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比较好,于是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写下了四个字的批示:“天下公平”,并加盖了皇印,算是给出了制定的标准,但并没有确切的数目。李斯为了避免以后在实行中出问题而遭到罪责,决定把“天下公平”这四个字的笔画数及公平要求作为标准,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并把秦权作为秤铊形状,并加上铭文印章,谁知这一标准在此后两千多年一直被沿用。
还有一个说法(上面已介绍过)是,十六两秤叫十六金星秤,是由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福禄寿三星组成十六两的秤星,告诫做买卖的人要诚实信用,不欺不瞒,否则,短一两无福,少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从秦始皇制定统一度量衡,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直沿用一斤十六两的计量方法。南宋数学家杨辉在他的《日用算法》(1262年)中编造了 “斤价求两价” 的歌诀:
“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三求,一八七五记;四求,改曰二十五。五求,三一二五是;六求,两价三七五;七求,四三七五置;八求,转身变做五。”
意思就是一两等于0.0625斤,二两等于0.125斤……到了元朝,伟大数学家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年)书中。推进成下列的十五句:
“一退六二五,二留一二五,三留一八七五,四留二五,五留三一二五,六留三七五,七留四三七五,八留单五,九留五六二五,十留六二五,十一留六八七五,十二留七五,十三留八一二五,十四留八七五,十五留九三七五。”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度量衡变动很多,又需要根据当时一斤等于多少克来换算,请查看《历代度量衡简表》。如:秦代至西汉1斤相当于258.24克,隋代初期1斤相当于668.19克,隋末1斤相当于222.73克等。
另外,根据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的嘉佑铜则,自记重一百斤,实重64公斤。那么每斤相当于640克(《历代度量衡简表》的标准是596.82克),跟汉代258.24克相去甚远。
1959年开始 一斤等于十两:1959年6月25曰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单位,在全国推广使用,保留市制, “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 中药计量仍袭旧制不变。
从1979年1月1曰起,中药计量单位也改用了米制,用 “克、毫克、升、毫升” ,不用 “两、钱、分” 等。 “钱”换算为“克” 。
近代以来普遍采用的换算方式是:500克(1斤)÷16(旧制十六两为一斤)÷10(旧制十钱为一两)=3.125克(1钱),一些中医院校教材中也是这样的算的(此换算方法实际上并不正确)。
中国古代量制历经多次变革,明代以后才大体稳定,变化较小,一斤基本在595克左右。直至1929年推行计量改革,将旧制595克一斤改为500克一市斤。
还应特别指出,1929年和 1959年的改制中,均将中药计量作为例外对待,仍袭旧制不变。这样,从明代到1979年,钱换算为克的正确公式应为595÷16÷10,1钱约等于 3.72克(3.7187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