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在亲信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决定效法太宗皇帝(即成祖朱棣,这时候还没改庙号),率大军出塞征伐因“朝贡”(其实是互市)不成而悍然入寇内地的蒙古瓦剌部。
但让明军始料不及的是,在擅权开衅、逢君作奸的王振干涉和作祟下,英宗不采用张辅、朱勇、邝埜、王佐等元勋重臣的意见和计策,一味纵容王振插手军政,掌握军事及后勤大权,导致明军自出兵之始就因行军混乱、粮草短缺、组织失当等因素而自相惊乱,人心惶惶。军士和随军民夫多有逃亡,军心显露不稳前兆。
大军在八月初一抵达大同后,王振先是因为瓦剌故布疑阵、主动撤退而欣喜若狂,连连奏请英宗出兵,追击瓦剌军。之后在大同镇守太监的密奏下,得知瓦剌此次入寇的真实情况后,王振又惊慌失措、生怕遭到围攻,一反常态急奏英宗,请求自大同撤军。军令朝令夕改,明军前线一片混乱,无法继续展开作战,英宗只得命令撤军。
在王振一次次的胡乱指挥下,明军多次丧失撤军良机,终于被瓦剌追兵赶上,惶恐不已的英宗和王振接连派出后卫军队阻击追兵,都被瓦剌击败并消灭,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宿将先后阵亡。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四,疲惫不堪的明军大队被瓦剌军包围在怀来县土木堡。之后瓦剌首领也先谎称议和,麻痹明军。英宗见瓦刺军后撤,于是轻易相信议和,命极度缺水的明军出营到河边取水。早有准备的瓦剌伏兵趁势直冲入明军大阵,大肆砍杀,并高呼“解甲者免死”。混乱不堪的场面下,明军大部溃逃而散,小部分解甲投降,大军覆灭。
在瓦剌军队的追杀中,随军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名大臣纷纷战死,英宗则在混乱中和亲卫失去联系,被瓦剌军俘获。而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愤恨的护卫将领樊能以锤打死。此役明军大败,大明社稷因此几乎倾覆。这就是后世史书上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留守京师的监国郕王朱祁钰和满朝文武就得到了明军在土木堡大败、全军覆灭,勋臣宿将几乎全部战死、连英宗也被瓦剌俘虏的惊天噩耗!消息迅速传遍了京师内外,全城军民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有富户开始准备向城外转移财产,甚至个别官员偷偷把家眷子女往南京遣送。
八月十八,依旧在惶恐中的大明朝廷举行朝会,由孙太后(宣宗皇后、英宗生母、郕王嫡母)主持,命监国郕王招集在京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这危难局面,以及接下来必将面对瓦剌大军来袭的战守之策。
会议伊始,以翰林院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弃守京师,立即迁都南京,这个意见在朝会上居然应者不少,可见诸臣们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想以迁都来避祸。
关键时刻,兵部尚书于谦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徐珵说:
“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
然后对孙太后、郕王及在场的大臣们慷慨陈词:
“不能迁都!京师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大明的宗庙、社稷,太宗、仁宗、宣宗的陵墓都在此,怎么能够轻易舍弃。皇帝北迤,天下臣民都在观望京师如何应对,如果现在迁都,则国家根基动摇,大事去矣。难道要让晋、宋南渡的故事重现吗?!”
于谦的激烈陈词打动了孙太后和郕王,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户部尚书陈循等人也出言表态支持,而徐珵等人遭受呵斥,情绪沮丧,不敢再提迁都之事。于是孙太后下达懿旨,委托郕王代摄朝政,协同于谦等主战大臣筹划京师防御决策,坚决守卫京师,并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原兵部尚书邝埜已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于谦就任后,立即向郕王奏请,调南北直隶及河南等地的备操军、山东班军、南方沿海各地的备倭军、临近运河各府的漕军立即集中,汇集精锐后马上奔赴京师,增加京师守卫力量。再依据京师现有力量经营筹画,部署九门守卫,派兵士巡查城内各处,平息骚乱。京师人心逐渐开始安定。
八月二十三,例行的五日一朝,郕王摄朝主持朝议。在朝会中,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诛王振全族,并痛哭流涕说:
“振倾危宗社,请灭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诏,群臣死不敢退。”
深受王振当年荼毒之害的朝臣们纷纷响应。郕王缺少执政经验,一时无法决定,于是决定以后再议。朝臣们情绪激动,大声哭号,不听从郕王旨意。
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是王振余党,此时依仗有郕王的令旨,于是出面厉声斥责诸臣,让他们立即出宫。户科给事中王竑非常愤怒,于是起身指着马顺大骂:“马顺!汝往时助王振为恶,今日至此,尚不知惧吗!”带头用自己的笏板猛击马顺头脸,之后仍不解气,还张口咬下马顺脸上一块肉。
在王竑带头下,群臣纷纷跟随、刻蜂拥而上,拳脚相加,马顺猝不及防,被当场打死。之后诸臣们又把王振的亲信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搜出,殴打致死,一时间局面大乱,血溅朝堂。
看到如此混乱场景,毫无经验的郕王心中大惧,于是起身准备避回宫中。在场的于谦担忧郕王时候会因此降罪群臣,于是奋力挤到郕王身边,拉住他的衣袖诚恳的说:
“殿下!王振罪魁祸首,不降罪不能泄群臣之愤。马顺等人依附王振,罪也当死。群臣此举是心为社稷,无他想。还请殿下不要降罪群臣!”
郕王随即同意了于谦的请求,发布令旨,晓谕群臣各归官署理事,众人打死马顺一事不再追究。诸臣也觉得在郕王驾前公然斗殴太过无礼,心中惭愧,于是拜谢郕王后依次离开皇宫。
事后郕王奏请孙太后,降令旨把王振及其党羽彭德清籍没全家,族人全部斩首,其侄王山凌迟处死。王振的党羽至此被从权力中枢中清除,诸臣得以齐心协力、展开京师保卫战,人心也因此得以凝聚。
局面平息后,和于谦一同出席朝议、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的吏部尚书王直在和于谦一起退出皇宫左掖门时,激动地握着于谦的手,望着他因为不顾安危奋力劝慰郕王、在混乱场面下被扯得破碎的袖袍,感慨地说:“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于谦不顾自身,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此。
虽然处置罪魁的事情圆满结束,但是京师形势依旧严峻。皇帝英宗亲征被俘,皇位空缺,皇太子时年不过两岁,无法承担起社稷重任。而郕王虽然有监国的名号,但一没有实际经验,二也是为了避嫌,并不愿意过多的主持国事,大明朝廷实际上是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这对于即将面对的瓦剌入侵,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八,例行朝会中,左都御史王文首先上奏,以国家危难、不可一日无君的理由,请监国郕王以大明江山、祖宗社稷为重,早日承继大统,以应对危急时刻。郕王惶恐不已,坚决拒绝,并立即奏报孙太后,请她决断。
虽然郕王和英宗都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儿子,是亲兄弟,但毕竟同父异母,郕王只是宣宗的贤妃吴氏所生,并不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在孙太后的心中,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庶子继承皇位、导致亲儿子英宗一系失去皇位的。
孙太后拥有决定大明皇位归属的最终决定权,而郕王朱祁钰其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英宗“北迤”后,大明皇位有以下几位有资格承袭的人可以选择。
一、天然的第一继承人——皇太子朱见濬。
在英宗亲征前,皇长子朱见濬就被立为皇太子,是大明毫无争议的皇位继承人。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英宗出征被俘、国家陷入危机,而是英宗在自然情况下驾崩的话,时年三岁(实际一岁半)的朱见濬毫无疑问会凭借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成为大明第七代皇帝。
二、特殊时期的代理——监国郕王朱祁钰。
郕王是皇帝唯一的兄弟,在皇太子年幼、皇帝亲征在外时,按照制度,担任监国责无旁贷。当然,在英宗乃至郕王自己看来,这个监国其实就是个招牌,名义上作为英宗出外后朝廷的象征而已,军政大事自然由英宗在行在处理。即使在京师中,各留守大臣们也可以自行处理庶务,不需要(也不必要)向监国奏报。郕王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只不过坐在这个位子上,向天下臣民表示大明社稷稳定无忧。恐怕他自己都没想过可以凭借监国名头去搞些什么冒犯皇权的事情。
三、更幼小的皇子——皇次子朱朱见潾、皇三子朱见湜。
朱见潾生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时年两岁(实际一岁);朱见湜更是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前的三天,这时候刚满月。这两个皇子都是庶子,而且比皇太子还要幼小,自然不会具有承袭皇位的优先权。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备选,如果瓦剌入侵,真的攻破了京师,皇太子和监国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情况下出了意外,那么这两个皇子,就是大明江山社稷的承袭者。所以,他们也有资格被选为新帝。
四、潜在的长君人选——襄王朱瞻墡。
襄王是宣宗的弟弟,而且是同母弟,同为诚孝张太后所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宣宗的弟弟只有郑王朱瞻埈和襄王朱瞻墡在世。郑王是庶子,自然不可能被考虑,而襄王是张太后嫡子,宣宗的同母弟,时年四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襄王素有贤名,在朝野中风评很好。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突然驾崩,皇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只有八岁,年幼不能理政,大明社稷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于是宫中有传言太皇太后(即张太后)想要让自己的亲儿子襄王来京师承袭大统。后来张太后亲自出面解释,直接让皇太子登基称帝,这才消除群臣和天下臣民的疑惑。
这次英宗“北迤”,孙太后考虑到如果郕王登基,必然尊崇生母(吴贤妃尚在世),从而冷落自己这个嫡母,所以曾经考虑过是否让襄王赴京即位。在八月二十八朝会之前,孙太后就命人取襄国金符入宫,颇有立襄王为帝的意思。
但是接到消息的襄王心里十分清楚,这复杂的局面不是自己能够参与的,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立即上表,以皇太子是英宗的亲儿子、郕王是英宗的亲弟弟为由,请皇太后在二人中选择一位承袭大统,或者直接让皇太子登基,以郕王为监国。襄藩所在地襄阳距离京师路途遥远,等到襄王的奏表抵达京师时,郕王已经登基几天了。
在英宗“北迤”、朝廷无主的时候,大明社稷一共有以上几位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而在孙太后看来,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重金和割让土地向瓦剌赎回英宗,这样一切事情都完美解决。
但是想要身为皇帝的英宗平安返回,大明将被迫和瓦剌议和,同时必将遭到无休止的勒索和恐吓,所付出的金帛财物、土地版籍都将无法估算。而且一旦议和,所遭受地屈辱和轻侮也将使大明朝廷威信荡然无存,对于国家安稳危害极大,最终这一方式被断然排除。
情势危急之下,不能再过多考虑,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群臣联合向孙太后上奏,陈述了皇帝英宗“北迤”在外、皇太子年幼不能理政,而敌寇旦夕将至。为避免主少国疑、社稷不稳情况发生,特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监国郕王为新帝,以稳定人心、凝聚士气,保卫京师,同时挫败瓦剌以俘获的英宗来要挟大明朝廷的阴谋。
孙太后接到奏报后依旧在考虑,而同时得到消息的郕王却惶恐不安,再三向皇太后和群臣推辞、不敢即位。僵持时刻,还是于谦挺身而出,向郕王当面请求:
“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人计。请殿下以祖宗社稷为念,担此重任!”
在以于谦为首的文武诸臣强烈要求下,孙太后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群臣的请求,正式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郕王朱祁钰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即是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
在孙太后的坚持下,代宗在登基的时候,也同时宣布了皇太子朱见濬继续担任储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另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也是孙太后、代宗以及群臣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折中办法,不至于在大敌来临之前大明内部还产生权力斗争的内讧(当然,为了此事,日后皇室内部还是发生了激烈斗争,这都是后话了。)
在新即位的代宗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策划和指挥下,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开始的抵抗瓦剌入侵的作战中,大明朝野上下齐心协力、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多次挫败了瓦剌军队的进攻,终于在十月二十迫使瓦剌军队主动后撤,并遣使到京师向大明要求议和。
代宗和于谦等大臣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重任,挺身而出,带领百官军民坚决抵抗,最终获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从而使大明度过了这场立国以来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这表明,在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被拥立为新帝,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再多说一句,代宗得以登基,并不是于谦拥立、或者说于谦有能力能够拥立的。他是在社稷危急时刻,由群臣奏请、并最终在具有最后决定权的皇太后孙氏同意下,依照正常流程在众望所归的境地下登基称帝的。)
综上所述,在土木之变后,在大明一时间无主的混乱局面下,虽然郕王朱祁钰并不是唯一的新帝人选,但他确实是最佳的人选。之后的历史也表明,登基后的代宗(朱祁钰)没有辜负那些寄希望在他身上的大臣们,很好的承担起了护卫江山社稷的责任,并逐渐整顿改革大明吏治、推动朝政发展、中兴大明。虽然在关于皇储更替的事情上、以及对待归来的太上皇英宗态度上,确实存在私心,并因此举措不当,但是究其在位功业,笃任贤能,励精政治,面对强寇能保宗社安宁,对社稷有再造之绩,明君的称号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