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是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欧洲国家力图打破穆斯林国家对旧航道垄断的行为，从这一方面讲，同时期的明清并无此需求。而放眼历史进程，古代中国并不是没有航海活动，只不过中国的航海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大航海时代中的表现让人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与此无关！
地理因素
回到14至17世纪，客观印象中除欧洲之外，旧大陆的其他文明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在这个时期里，欧洲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美洲大陆，继而进行了美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活动，这就意味着航海只是过程，殖民才是结果。先且不论这个殖民的意图，单从地里因素来看为何西欧国家会成为大航海时代的主角，中国为什么不能引领大航海时代。
航海是需要技术支撑的，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很自信，航海史上有句名言，称中国的指南针如果早些传入摩尔帝国，伊斯兰文明会将航海时代提前7个世纪。但远洋航海不是一个指南针就能解决技术问题的，西欧国家的航海技术得益于地中海的优良环境。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只能在太平洋沿岸进行实验，因此中国古代的航海多表现为“下南洋”。这项活动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已经实现了，到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近海岸线航行的升级版，即使船支技术堪称世界第一，但也只是将近海航行的技术空前加强，并未升级远航技术。
而地中海相比大洋，航行条件没那么复杂，沿地中海国家的航海技术可以说是围绕地中海进行升级的。近海岸线航行与穿越大洋航行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就拿补给来说，郑和的船队可以承载大量士兵，因为陆地上有足够的补给等待郑和靠岸；哥伦布的船队由于深处大洋，无法靠岸补给，所以他的船队是物资多人员少，安全性就远不如郑和船队，且因跨洋作业，水手的至病率高，补给解决往往是寻找荒岛，攻杀野人部落的方式。
欧洲大陆又是山脉、河流分割成若干板块，因此形成了国家割据的版图划分。然而在东欧大平原上，游牧民族同样是强悍的存在，他们压缩了西欧国家的发展空间，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求向海上的突破，这也是欧洲国家航海技术较为发达的另一个原因。
当时远洋航海的动力主要依靠风力和洋流，全球的季风与洋流对欧洲向西航行提供了很大帮助。出海时，东北信风、加那利洋流、北赤道暖流，都是他们顺利到达中、南美洲的有力支撑；西风、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漂流又是他们回航的助推器。古代打仗还将就个天时地利呢，更不用说对自然条件要求高的航海了，哥伦布就是出海走西南、回航向东北，一路算是顺风顺水。
我国海域附近的洋流呈北上和南下两种，渤海、黄海、东海的海流主要是由黑潮暖流和沿岸流两个流系组成。其中黑潮流系是由黑潮主干及其分支的台湾暖流、对马暖流、黄海暖流组成，这个洋流是远海岸线的，方向由南至东北，在日本东海岸与亲潮寒流汇集为北太平洋洋流，这是我国有可能达成访问北美大陆的一条航线。
沿岸流系自北向南主要包括辽南沿岸流、辽东沿岸流、渤海沿岸流、苏北沿岸流和闽浙沿岸流。这个洋流是贴近海岸线的，由北至南穿越台湾海峡，与台湾东岸分支出来的黑潮支流汇集后折向正西。这也是我国古代航海的主要方向，由海岸线一路向南，顺着大陆架到访东南亚各国。
在南海海域，因位于热带季风区，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东北风，季风方向与海区长轴一致，所以有利于稳定流系的发展。南海表面环流在风的作用下，具有季风漂流的特性，西南季风期间，南海为东北流，东北季风期间则大部分区域为西南流，郑和下西洋的时间选择上就是根据这个季风特点来的。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航海向东南亚、印度方向推进较为容易一些，绕过印度之后又可以借助印度洋的近海岸洋流直达非洲东海岸，这也是我国古代航海的极限。
上面又说到北太平洋洋流为我国发现北美大陆提供了可能，但我国利用黑潮暖流向东北行驶时，并非依靠其主线，因为其主线是在日本东海岸。古代日本虽然多次向中原王朝称臣，但大航海时代的前期，大致与日本的战国时代重合，此时的日本对中原王朝是不友好的，丰臣秀吉侵朝事件就发生在明万历年间。中国航海若走东北方向，只能通过日本海峡一面，借助对马暖流的动力和朝鲜的地上补给，但这个方向成功错过了北太平洋洋流，直接将船队带往严寒的远东地区，这里的航行条件就不再那么容易征服。
即便是克服艰难险阻，船队能从北太平洋抵达北美大陆西岸，上岸之后也会面临高耸的洛矶山脉，船队一定不会选择登陆这种地方。这并非胡言乱语，因为郑和的船队曾经误打误撞到了澳洲大陆，由于是在澳洲大陆西北方向登陆的，面对的是澳洲最广阔的沙漠，所以并未停留，后来英国的库克船长从巴西绕过合恩角才抵达澳大利亚，他的登陆面是东南面，这里就是澳洲土著聚集的风水宝地，所以英国人才希望在此进行殖民活动，并取名“澳大利亚”，意思就是南方土地。由此看来，在哪里登陆也决定了航海的结果。
政治经济因素
- 政治方面
古代的国家形式大概就分为王朝模式和帝国模式两种。帝国模式的表现为：以一点为中心向外扩张，每征服一个地区就执行殖民统治，形成中心区和殖民地的双重格局。帝国的殖民地无论多大，中心区才是其真正的领土，殖民地失去了或独立了，帝国还在，中心区沦亡了，帝国则彻底覆灭。
王朝模式的表现为：对外扩张后，并不实行殖民统治，而是将征服区并入原统治版图，或分封诸侯管辖，或设置机构委派官员管理。王朝的征服区属于“王土”，除此之外的归附区域属于藩属。王朝模式下首都被攻占了可以在“王土”上任意迁都，所以韧性比帝国模式强，比如宋王朝，而帝国模式下，各殖民地攻击的对象就是帝国中心，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奴隶起义的唯一目标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区。
我国古代主要是以王朝模式存在的，相对于帝国模式的扩张性、寄生性，我国地处亚洲大陆的核心区域，中原文明迅速崛起后，形成了领土规模庞大的统一政权，相对于欧洲被分割开来的小国来说，我国是无扩张需求的。这是就客观资源方面来说的，若就主观因素来看，我国封建社会的主题就是中央集权，皇帝的控制欲不断加强，所以才极其反对“孤悬海外，拥兵自重”的政治力量。在历史的线索中，我国古代从分封诸侯王，到给予食邑但无藩地，这就提现了帝王的控制欲，因此也就不允许中央无法控制的海外扩张，诺大的本土管理好就行，即使是扩张，也是陆地性质。
我国古代真正能称为帝国模式的只有元清两个朝代，倘若忽必烈征日本成功了，或许还真有可能开启向太平洋的探索。但由于民族特性以及战略优势等因素，蒙古人从大蒙古国时期就首选了陆地扩张，海洋是他们不屑于、不愿意开发的方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海洋，因为宋朝留下的海关贸易制度，是一个财政增收的优质资源。不过由于蒙古人打通了欧洲大陆，宋朝留下的海外贸易模板，似乎又没有陆路贸易方便、暴利。
- 经济方面
我国古代一直存在“重农抑商”的经济主线，因为地主阶级掌握了土地，这个生产资料是地主阶级永恒的钱袋子，与土地税相辅相成的就是人头税，这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一旦人口脱离了土地，转移至工商业，政府和大地主就会损失惨重，明朝的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抑制沿海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工商业。美国的南北战争表面是废奴运动，其实质是城市工商资本家与农场主的经济之争。
其实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中，扮演的角色是目的地，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错过大航海时代。新航路的开辟，本质上是葡萄牙、西班牙为打破穆斯林和意大利诸国对旧航路的垄断贸易。葡萄牙人的航海，绕过非洲，接上阿拉伯海、印度洋的航线，这条航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其实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大航海时代的前期，欧洲的航海技术也是贴近海岸线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路线）
大航海时代前期就是与我国明朝重合，明朝在经济上的优越性也使海外贸易变得扭曲，在朱元璋时代，对外贸易是以“朝贡”形式存在。即外商来华做贸易，不是通过贸易港口进入市场体系，而是要进京上供给朝廷，朝廷则以数倍或者十数倍的赏赐作为补偿。这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财政负担，所以明朝后来就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受伤害”最深的就是陆上的瓦剌和海外的日本。瓦剌人的回馈是边境骚扰，后带来了土木堡之变；日本人的回馈是东南沿海的骚扰走私，后演化成倭患，这也是海禁的另一个因素。
（倭寇进攻线路与明朝海禁线）
“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利玛窦
由明朝的贸易政策来看，其经济上并无开拓海外市场的需求，更无引进资本，开采资源的意愿，以至于郑和下西洋都被看作是宣扬国威。所以即使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洲通往欧非航道的稳定，也并没有被认为是属于大航海时代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没有浓墨重彩的结果。到了清朝，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为乾隆皇帝祝寿，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展开交流的一次良好机遇，但乾隆皇帝并未与英国使团达成签约，历史上多评价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坐井观天，其实乾隆帝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海外的军事威胁，并开始准备了沿边布防。但这至少反应了乾隆以前的皇帝，都还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这对航海的参与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综上，大航海时代，中国并非置身于事外，郑和下西洋当属大航海时代的一部分，而且欧洲国家的航海探索，也带有从东方进口香料的目的，中国属于新航线开辟的目的地。但纵观整个大航海时代，帝王的志向、政权模式、经济需求、地理因素，都注定了中国很难像西欧国家那样，寻求对新大陆的发现，所以这也让人产生了错觉——没有发现新大陆就等于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