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鸿章支不支持维新派根本不重要。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的罪人,维新派根本不屑于李鸿章。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有个片段,维新派募集资金,朝廷很多大员都出了一笔钱,可偏偏李鸿章派人送的钱,康有为不接受,甚至把李鸿章派的人羞辱一番。这个片段可以说明李鸿章当时的处境,基层百姓基本可以忽略,维新派视李鸿章为罪人,朝廷里面还有把李鸿章视为仇敌的翁同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检举翁同龢兄长)李鸿章的淮系在朝廷内也难免狐假虎威,仗着李鸿章作威作福,所以,当时朝廷之内对李鸿章可以说是骂声一片。如果不是慈禧力保李鸿章,李鸿章只能被杀以平众怒。

李鸿章是慈禧太后一手提拔的,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后党。所以光绪皇帝对李鸿章是厌恶的,最起码不倚重,觉得有他没他是一样的。维新派当时是想邀请伊藤博文为清廷改革顾问即外相,而伊藤博文是甲午战争的罪人,又是李鸿章的死对头,而光绪维新派真的把伊藤博文邀请到北京,慈禧太后对此是很不爽的,因为清朝立国开始,就有满汉相防的祖训,慈禧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铭传这样的汉人都是掂量着用的,忠诚与否是慈禧考量的很大一部分。而光绪竟然想用伊藤博文。其实在慈禧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何况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

李鸿章见到德国首相俾斯麦,问了其两个问题,道尽了李鸿章的无奈。

李鸿章;“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

李鸿章;“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一个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

李鸿章心里是希望维新派能成功的,没有人愿意去签订不平等条约,他也希望国家强大起来,然而他无法去改变什么,李鸿章真的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敢于任事,勇于任事。但维新派在清廷这艘破船上一番折腾,只能加速这艘船的灭亡,随便一番折腾多少贵族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慈禧怕丧失权利、贵族怕没了铁饭碗、而且很多人只是看着维新派要掌权,才依附过来。等到慈禧要废维新派时,马上和维新派划清界限。

最佳贡献者
2

个人认为,李鸿章支持维新,但与维新派保持一定距离。

李鸿章一生办洋务,绝非守旧派,在接触洋务、交接洋人的过程中,眼界逐渐开阔,深知变法自强的必要性,他曾对慈禧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可见,他对变法是赞同的。

但他对维新派却保持一定距离,这是因为:

一、派系鸿沟。慈禧主政期间,李鸿章深受慈禧赏识,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70年至1895年),可谓大权在握,朝廷柱石。他身上早已打上了“后党”的烙印。因此,他不可能投靠身为“帝党”的维新派。一方面,政治上首鼠两端一向是取祸之道;另一方面,以他的地位和资历,也不愿厚颜投靠维新派这些骤登高位的年轻新贵,仅提供一些赞助或以其他方式表示有限支持。

二、不看好维新派团队。就像天使投资者筛选投资项目一样,不仅要看项目本身的前景,更重要的是考察创业团队,因为团队不佳,再好的项目也会失败。而维新派这个团队完全不能给人信任感。

改革是在现有框架下进行的重大调整,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者不仅需要激情,更重要的是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娴熟的政治手腕,需要稳重的心态和高明的谋略,有明确的纲领和路线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减少对立面,避免社会的动荡,确保改革成功。

然而,维新派的团队极不成熟。其领袖康有为善于鼓动而无政治经验,亦无耐心和包容团结他人的人格魅力。同为“帝党”的翁同龢曾评价他“狂甚”、“志大言夸”,康有为甚至拒绝李鸿章入“强学会”的意愿,可谓无端树敌。

其余维新派骨干谭嗣同、林旭、王照、杨深秀、杨锐、康广仁等也多是年轻急切之辈。

最重要的是,维新派效忠的对象光绪也是急躁操切,急于求治:1、冒然打破既有权力格局,大量提拔毫无资历的维新派官员,架空其他资深军机大臣,无谓壮大了反对势力。2、变法毫无规划和步骤,一百天内发出一百多份变法诏书,杂乱无章,毫无系统,让人无法相信有成熟的路线图和成功的可能性。3、在变法引发慈禧不满后,未能努力消除误会,徐徐图之,而是冒然召见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导致帝、后矛盾空前激化,再也无法挽回。

三、变法根基不足。变法是帝党主导,后党初期观望,后期反对。慈禧掌权近三十年,根基深厚,亲信遍布朝野。因此,变法想要成功,不取得多数后党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是不可能的。

但维新派一开始就没有努力取得后党势力支持,而是试图架空后党,抢夺权力,这必然遭到后党的警觉和反对。

因此,变法的根基薄弱,成功可能性很小。以李鸿章的政治眼光,不可能看不出。因此他必然保持一定距离。

3

自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被举国谩骂,此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堵住天下悠悠之口,自然不敢再用李鸿章,政治上的失势已经让李鸿章无法参与之后的改革。


这时的大清国内部对于改革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保守派,他们提倡“中体西用”,另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希望进行一场剧烈的制度性变革


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一直闲赋在家,原本总理衙门的虚职也被光绪皇帝给罢免了,李鸿章对于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能力都持观望的态度,老谋深算的他一直躲在北京贤良寺中。

李鸿章的内心其实希望大清国可以迈出变法这一步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如他所料,维新只坚持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彻底推翻,此时的李鸿章一方面不参加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另一方面也不发表自己的维新失败的看法,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


此时的慈禧太后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和拉拢洋人,决心再次启用李鸿章,她把弹劾李鸿章为康党的奏折扔给了这位老臣,但是她却没有想到李鸿章会如此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首先李鸿章明确表示自己是康党,已经算顶撞了慈禧,但是之后他给足了慈禧面子,表示自己不会插手光绪的废立问题,这也体现了李鸿章的政治智慧,慈禧太后被李鸿章这么一说,有点不知所措,默然不语。


这时的李鸿章对于清廷的腐败不堪其实已经感到深深的失望,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他也是伤透了心,其实李鸿章对于康、梁二人除了改革有所分歧外,还是十分欣赏的,他希望为中国改革留下火种,对于流亡国外的康、梁二人,李鸿章也曾写下书信勉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

虽然你可以说李鸿章这是在两头下注,但是此时这么做确实需要勇气和魄力。就像《走向共和》中李鸿章这一角色说的,“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鸿章希望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摸索,力挽狂澜,最终富国强兵。

4

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李鸿章是很支持维新派的,当时康有为组织维新派,李鸿章还送来经费,要求加入,但是由于李签订马关条约,名气太臭,被康有为拒绝。而张之洞等都和维新派有一定的联系。无奈顽固派势力太大,又有慈禧太后加持,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尴尬,造成了戊戌六君子的血案,令人唏嘘。

5

李鸿章是支持维新派的。

李鸿章本来就是洋务派,是整个晚清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他对维新运动的参与者是同情的。

在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慈禧太后下令捉拿维新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被迫逃到了日本。在这种时刻,李鸿章却写信勉励他们不要灰心,要好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能力,为国所用,报效祖国。

李鸿章后来还曾和日本大使伊藤博文说过康和梁的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急了,和用人不当。

李鸿章在有一次被慈禧问到是不是康有为一伙的?李鸿章很气愤的说:“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在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个人威信在慈禧哪里已经微不足道了,慈禧怎么会听他的呢。

维新运动的目的和李鸿章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一样,都是为了中国能富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图一李鸿章。图二康有为。图三梁启超




6

录像回答

{!-- PGC_VIDEO:{\"thumb_height\": 288, \"vposter\": \"http://p0.pstatp.com/origin/tos-cn-i-0022/c127e0ced5044702b46cbfc200cbe03d\

7

李鸿章见风使舵,谁赢听谁的,当初清廷势大就听清廷的,后来外国势大就搞所谓的“东南互保”,卖了清廷。最后死了留下数千万两白银,宰相合肥天下瘦。

8

支持,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1898年9月,光绪的一个雷霆动作引发了轩然大波。

9月初,礼部一个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六品主事王照看到皇帝与太后关系微妙,大胆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光绪母子二人出访外国,并以日本为出访的第一站。礼部尚书怀塔布认为奏折太出格,便将奏折扣下。光绪知道这件事后,大发雷霆,认为礼部尚书无端阻挠言路,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与另外四个侍郎一同革职,让王照连升三级,官至三品,以示激励。紧接着,光绪又下了一道更令人惊骇的圣旨:任命四位新军机章京,他们是: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来的王公大臣和军机处之军机大臣,被搁置一边。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虽然表示了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但明显暴露出光绪在处理事务上的草率和鲁莽。毕竟,名不正而言不顺,以区区四品,怎么指挥那些一品二品大臣呢?朝廷老臣顿时不满,他们纷纷跑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

没过几天,事情轮到在家赋闲的李鸿章了,光绪突然下诏:罢免李鸿章总署大臣之职,令其勿在总理衙门行走。

接到圣旨的李鸿章不由得啼笑皆非,此时,李鸿章已基本赋闲在家了。在此之后的局面更不可收拾了。大约是光绪自感压力很大,维新政策推不动,整日在宫中大发雷霆,弄得手下大臣和太监惶惶不可终日。朝廷老臣们不敢怪罪于光绪皇帝,于是,便迁怒于那些变法的维新党人。时间到了9月下旬,北京的政局变得更加微妙了。慈禧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感到维新局面的渐渐失控,感到了威胁的阴影。而这时候,光绪方寸大乱,不知要做些什么,并且,一意孤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更让人觉得鬼使神差的,可能是光绪预先知道危险信号了,他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到了下旬,一件事情让颐和园的慈禧觉得非常震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光绪安排20日在宫中接见他,外界传闻光绪拟聘伊藤博文为清国维新顾问;同时拟邀担任清国顾问的,还有美国人李提摩太。这样的说法让慈禧很生气,毕竟,伊藤和日本是清国的仇人,旧恨未消,皇上却私下有这样的打算,实在有伤体统!慈禧一直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在她看来,面子是做人最根本的,更让慈禧感到危险的是,有人报告,光绪召见了驻扎在天津小站的新军首领袁世凯!

9月20日这一天在一种微妙无比的气氛中度过: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上午,康有为离开了生活数年的南海会馆,悄然“奉旨出京”;中午,袁世凯乘火车回到天津;下午,光绪接见了伊藤博文,会见的同时,慈禧在屏风那边聆听。21日,慈禧宣布重新训政,下令捉拿“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24日,朝廷宣布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治罪。26日,上谕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此案。28日,军机大臣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6人一起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的6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维新的结果真的被李鸿章预料到了。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在贤良寺,李鸿章在第一时间里听到了这样的变故,惊诧之余,李鸿章也颇为难过。对于维新改革,李鸿章的内心一直很复杂。毕竟,戊戌变法是应该迈出的一步,而这第一步刚刚迈出,就输得一塌糊涂。

那段时间里,李鸿章一直把自己紧闭在贤良寺中,他既没有参与慈禧幽禁光绪的行动,也没有发表同情光绪维新的言语。他与这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只是暗中设法保护一些“新党”人士。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酒过三巡之后,谈起康梁变法。李鸿章先是试探伊藤博文的态度,然后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对于朝廷重责的罪人,李鸿章的看法还是与他们不一样,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并且预言:康梁日后必大有作为!

不过老辣而狡猾的李鸿章还是借助于维新变法的失败让自己东山再起了。政治就是一种多人围坐的扑克牌局,即使是同仁身败名裂,自己仍可以从中获利。李鸿章是深谙政治牌道的。1898年11月,朝廷在平息了戊戌变法之后,打算废立光绪,慈禧最担心的是洋人们集体干涉,于是派荣禄来李鸿章这里,想让李鸿章打探消息,安抚洋人。李鸿章就汤下面说:“洋人直接的态度可能难以直接问起,不如任命自己为两广总督,这样,各国领事就会来祝贺,到那时,就好跟洋人们沟通了。”荣禄回去后向慈禧转达了李鸿章的意思。平息了维新变法的风波之后,慈禧此时正想借助于老臣们的力量稳定政局。这种情况下,上谕很快就下了,李鸿章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这样的任命。

冬日的阳光下,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同时,窦纳乐死死地盯着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温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如果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在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后,77岁的李鸿章已觉得无所谓了,他看透了清国腐朽而顽固的做派,

也对这个风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在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康有为们遭到的下场,不免让李鸿章伤透了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冒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怪了。

不仅如此,在对待康梁问题上,李鸿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对于康梁,李鸿章确实是有“私爱”的,不管是对维新党人的同情也好,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也好,李鸿章最起码表现了自己的勇气和主见。中国的确需要关键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1900年1月,在贤良寺居住了5年之久的李鸿章离开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仅10天,李鸿章就带着他的三眼花翎,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去了南方。




9

首先,我们看个片段: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官僚纷纷捐资加入,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并且捐款2000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入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1000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至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分歧

李鸿章对于维新运动,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甲午战败,李鸿章开始反思,渴望清国强大起来的想法也愈来愈强烈。李鸿章知道日本是通过变法才壮大起来的,他也研究了很多关于西方社会制度的资料。他曾在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公天下之局”。 1898 年,光绪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五大臣约见康有为。李鸿章问起康有为:如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撤掉了,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回答说: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能够撤去,即使一时间不能完全撤去,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 李鸿章听后,没有说话,事后他对别人说:我不如康有为,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他却可以,我感觉到深深的惭愧。 6 月 11 日,光绪帝下决心全面变法,荣禄一直阻挠提拔康有为,并向慈禧太后告状。李鸿章得知后,曾经两次透露给康有为,要他小心。后来,听说有人要杀康有为,李鸿章又派人告诉了康有为。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策安全。光绪帝为了保护康有为,让他出京,李鸿章派人送行。李鸿章终于明白了:大清国前途茫茫,只有变法一条路了。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逃到日本。此际,李鸿章刚好被派任两广总督。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亲戚,刨平他们的祖坟。李鸿章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一直拖着没有办理。李鸿章回复朝廷说:新党在香港定做战袍和勇衣,提出要“勤王”,现在平坟,恐怕为他们找到生事的借口。我看还是缓些时候再办理。后来,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太后拿着厚厚一摞弹劾李鸿章的奏折问李鸿章:现在有人揭发你为康党,你怎么说?李鸿章回答说:臣的确是康党。我认为六部都可以废掉,如果旧的政策能够让中国富强,那么中国早就强大了,还用等到今天?如果说主张变法的都是康党,那么我无可逃避,臣就是康党。慈禧听了李鸿章的话,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李鸿章委托伊藤博文等向康有为和梁启超捎去口信,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西学,将来报效国家。有一次,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这次康、梁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10

支持,梁启超拜访在广州做总督的李鸿章时自称自己是维新派,但是他对的态度确是以旁观和同情为主,维新失败后对其总结觉得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所致,鼓励康梁努力学习西学,报效国家。

你的回答

单击“发布您的答案”,即表示您同意我们的服务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