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能臣。
我先想说的是罪臣这个问题，何来罪臣之说，是因为签约的主要是李鸿章吗？那么请问，这些条款李鸿章不签约，也有千万个周鸿章，朱鸿章去签约。这些条约的背后是中国疲弱而不是李鸿章。就算签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的时候李鸿章也尽量为国挽回一下损失，例如马关条约时候，李利用自己遇刺的事情尽量减少了一些赔款。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到中国，兴办海军，这些本身符合中国近代化的实际需求，由于种种历史的局限性，虽然北洋海军最终覆灭了，但是这并不是李鸿章一人之过。在国际上李鸿章甚至与俾斯麦等强人并称十九世纪的伟人。
李鸿章既非大清朝的能臣，也非罪臣。
以为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比较公允，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是纯臣，是庸臣，而非权臣。他认为中国当时近四十年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
因为随着中国专制政体的发展，自雍正王朝以来，一直是军机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李鸿章虽然作为一个晚清重臣，但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作为与古代的霍光、曹操、张居正以及同时代欧洲、日本的执政大臣当然迥然不同，不可能成为所谓造时势的英雄。
李鸿章生存的年代，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虎视眈眈，魔爪逐渐伸向清政府的附属国和中国境内，是中国的外交关系最痛苦和艰难的时期。国内政治腐败僵化，贫富严重不均，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显示了他优异的军事才能，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帮助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延口残喘，被一步步地委以重任。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方面，设立外国语言文字馆，创建江南机器局，筹办铁甲兵船，开创北洋水师等等。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包括军事，商务、游学等。
1894年8月，中日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对甲午战争的失败结局，李鸿章难辞其咎。1895年4月，李鸿章作为和谈代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条约，日本侵占了台湾全岛和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等等。
李鸿章替代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获得声誉。但实际上并非李鸿章的名望和谋略之功，而是西方列强因普法战争，自顾不暇。他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是甲午战争的引线，《马关条约》是他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犯一系列错误的悲惨结果，李鸿章难逃误国之责。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开启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办法。列强竞相仿效，肆意瓜分中国，中国利益被出卖殆尽，主持外交的李鸿章实有无可辩白的罪责。但是，“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梁启超《李鸿章传》）。
面对当时广东的混乱局面，李鸿章执行严刑酷法，大肆杀戮。对于当地的赌博和盗窃之风，李鸿章竟然使出赌博承饷的办法，火上浇油。
晚清政府的顽固党据一己之私，利用义和团，实行所谓的“扶清灭洋”，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屠掠中国。李鸿章奉命与联军和谈，订立《辛丑和约》。俄国掀起所谓满洲问题，试图逼迫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署中俄满洲条约。1901年，李鸿章在积劳成疾中去世，彻底离开晚清政治舞台。
虽然李鸿章竭尽全力维护晚清政权，但是他的所谓努力和奋斗最后都于事无补。中国领土大量地被列强侵占或划分，战争赔款日益增加，国家财力损失待尽，国内局势危机四伏。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机，他虽然满怀极大地悲愤和忧虑，也只是在无谓的抗争后无奈地妥协与让步。
能臣，罪臣不恰当！
对于一个腐朽不堪的晚清政府来说，他也算是鞠躬尽瘁，尽忠尽职了，谈不上“能”，更谈不上“罪”。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他是一代民族悲雄，生不逢时罢了…要是活在当下，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他在经济领域或许能干出一番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