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原姓拓跋，后改姓元，名宏，鲜卑人。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六月，不满两周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由祖母冯太后抚养。皇兴五年（471年）八月，年仅5岁的他继皇帝位，由冯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将一应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她也在因忤逆而“禅位”的献文帝身上汲取教训，将年幼的孝文帝按照她心中想象的模式加以引导、塑造和培养。
拓跋宏的血管里流着的虽然是鲜卑族拓跋氏的血液，但他从小受到的却是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围绕在他身边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他自幼爱好读书，手不释卷，天分极高。《魏书·高祖纪》说他“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冯太后还亲自创作《劝诫歌》、《皇诰》等文章督促他阅读、背诵，将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等封建道德思想传授给拓跋宏，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影响他。比如冯太后生活节俭，“不好华饰”，对待下人比较宽慈，拓跋宏也依样仿行。儿时的生活积淀在拓跋宏内心深处，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此后，拓跋宏一辈子爱好诗文，并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文章（约40卷）；他为政勤奋，励精图治，个人生活相当节俭；他提倡封建伦理道德，讲究孝悌、仁义、忠信，不仅身体力行，也要求臣民如此。这些，都是他日后推行全盘汉化政策的内在基础与指导思想。冯太后一方面继续培养教育年幼的皇帝；另一方面对北魏进行了许多改革，如推行均田制、新租调制、三长制等，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这些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孝文帝开始处理国事。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开始亲政。孝文帝亲政之后，则是将冯太后的改革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全面汉化，并且谋划迁都中原，更好地控制全国。从冯太后到孝文帝，他们在太和年间的这一系列改革被统称为“太和改制”，也称“孝文帝改革”。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皇太后去世，孝文帝拓跋宏亲政，那年他二十四岁。对于这个年纪还轻，但已在祖母身边实习了十九年的皇帝而言，自己终于能实际掌控政治权力，大展鸿图的机会来了。当时他所面对的环境是：
第一，北魏到孝文帝时，南方国境在淮河一线，长城以南约占全国疆域的一半，而且农业发达，人口密集，成为帝国的重要部分。从山西北部的首都平城发号施令，统治这片以汉人为主的土地，虽然并非不可能，但终究有其不便。
过去建都平城在战略上的理由，是此地接近草原，以此为基地，随时可以抵御新兴草原民族的侵扰。拓跋部南下时，原居住地空虚，后起的柔然部趁机填补其空缺，转趋强大。同属鲜卑族的柔然在北魏建国时强盛，屡次威胁北魏的北方边疆，北魏不得不将军事与政治中心放在平城，随时出兵对付。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北魏屡次击败柔然，到孝文帝时，柔然已经不构成严重问题。北方边疆大致平定后，北魏对外战争的焦点改为南方边疆，国家的重心也变成长城以地区，平城的战略地位大不如前，其不便之处则渐渐显著。这种状况必须因应。
第二，北魏南方的国界已经拓展到淮河岸边，深入南方后，战场的地理环境是江河纵横，城池林立，北魏面对南朝的战争型态，变成不再是大草原上两军以骑兵对决，而是攻城与守城之争。这种战争型态旷日持久，攻方必须不断投入粮食、武器与补充兵源，守方则城内坚守待援，后方另派军队解围，以求内外夹击致胜，故不论攻守，都是后勤基地与战场间的距离越短越有利。
北魏的主要粮食产地与人口密集区在今日的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到河南北部一带，可以就近向南支援淮河战场；然而北魏的首都在山西北部的平城，距离淮河前线遥远，战场情势随时可能改变，指挥官与第一线之间、前线指挥官与中央领袖之间的联系沟通甚为重要，在当时讯息传递仍然很原始的状况下，中央与前线沟通所需的时间越短越有利。交通不便，讯息传递需时甚长，皇帝如果希望迅速掌握战争状况，随时适切调动后勤支援，只有御驾亲征，太武帝拓跋焘就是如此。所以北魏假使只想与南朝隔著淮河并立，则建都平城尚可，要是想消灭南朝，统一天下，则应该将后勤基地与决策中心合而为一，作战效率必然大增。这点必须考虑。
第三，孝文帝时首都平城仍是政治中心，有大量非生产人口聚集，如皇家成员、宫女、宦官、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驻防军队等。
平城附近气候寒冷，平地不多，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好，还常发生自然灾害，无法充分供应首都粮食与日用品的需求，只有从山东至河南的产地向北输送，其运输成本很高。尤其在与南朝作战时，军情紧急之下，首都的供应也不能停止，变成必须同时向南、向北两线输送，会造成运输成本大增，运输工具与人力调度困难。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四，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势如破竹，却在长江边自动北返，表示单凭鲜卑族的骑兵，并不足以消灭南朝，一统天下。那么，联合其他胡族共同出征如何？前秦苻坚曾尝试组成五胡联军攻打东晋，结果非但失败，其他四胡的军队趁机调转枪口，还成为他的掘墓人。
由此看来，若欲做整个中国的主人，只有使用汉人的方法，才能征服汉人的土地，更深远、更全面的汉化遂成为必须。然而平城接近塞外，作为北魏这个鲜卑国家的首都，城内及周遭住有大批鲜卑贵族，对于过去北魏政府提拔汉官、推展汉化的政策，许多鲜卑人早就不以为然，深恐因此失掉权势地位，常伺机反扑，崔浩之死就是他们反扑的结果。全面汉化的做法必然损及鲜卑贵族的自尊心与既得利益，在平城那个鲜卑保守气氛浓厚的地方进行，不但反对者众，事倍功半，困难无比，甚至保守派还可能谋划出弑君的阴谋。北魏历史中不乏弑君的先例，有心人再干一次，也不是不可思议。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
分析至此，一个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迁都。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
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
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武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武帝才停止南征。
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变成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
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要选择洛阳或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
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总计迁都的布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著极大危险的举动。
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
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都该记忆犹存。太平天国革命时，1853年攻下南京，天王洪秀全下令悬赏杀满人，果然南京城的满人无路可逃，很快全部被杀光，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金、元、清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定都北京，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在中原地区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处于绝对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致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实际发生作用。当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抵达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后妃、家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内蒙古。至此明朝虽然推翻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失去一旦汉人全面反叛，可随时撤往塞外的弹性。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于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极端汉化、迅速汉化。
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极端，采取无条件、无退路的孤注一掷全盘汉化政策。
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十分罕见，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文化。
十九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採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致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裡兼该」等，在奥图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所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
邺城（今河南临漳）位居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
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高超，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做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
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
这应该也是孝文帝最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迁都后没几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岁。继任皇帝宣武帝也英年早逝，于是冒出个想要学习冯太后的胡太后，但胡太后没有冯太后的才能，一通乱搞，于是六镇官兵发生暴动，北魏王朝也就很快土崩瓦解。有人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儒化、消极的汉化，只学到了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腐朽的因子，丢掉了拓跋部勇武质朴之长，他的改革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之效，反而导致了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事实的真相是，即使没有孝文帝的改革，拓跋部也已经或正在失去祖辈的勇武与刚健。而北魏的衰亡也并非全由拓跋宏所为。如果没有当初的迁都洛阳，加强南部势力，也许南齐早就北伐成功，收复了中原失土也未可知。要说拓跋宏改革的失误，恐怕主要还在于忽略了代北边境之地。迁都洛阳后，政治军事重心南移，孝文帝的改革主要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进行，对过去的发迹之地——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也许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许是因为鞭长莫及，也许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南朝，反正是没有顾及。南部全盘汉化，而北部则保持着强烈的鲜卑化倾向，鲜卑语、鲜卑服……鲜卑习俗依然如故，而门阀世族制又将代北边镇的贵族排斥在外，使他们变为处于底层的庶姓，导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时间一长，北魏就慢慢地分裂为以洛阳为中心和以平城为中心的两大集团，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而北魏迅速衰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孝文帝后继无人。中国封建统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兴衰得失，往往与当权者密不可分。明君使得国力强盛，而昏君、暴君、庸君则导致国势衰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一条铁定的规律。孝文帝死后，继任者或是平庸无能，或是昏聩暴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很快就将一个好端端的北魏给彻底葬送了。
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是人类整体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由此而言，孝文帝拓跋宏在1500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撇开道德层面的善恶判断与功利性的成败得失不论，至少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自觉之举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贵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