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用瘟疫作为开篇，三国演义是用地震作为开篇的。作品以斗转星移之手法，叙述天象灾情而先入，能吸引人的眼球。文似看山喜不平，先做铺垫，后写社会之大变动，更能使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施耐庵和罗贯中，是文坛圣手，写下两部不朽的巨著，影响深远。题主所问之事，乃作者惯用之手法特点也！

《水浒传》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是从嘉祐三年三月开始的，但其实真实历史上的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根本就没有发生书中所谓的瘟疫，反而是天下太平，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疑问，作者施耐庵为何要杜撰一个瘟疫作为水浒传的开头呢？

这个原因如果我们从作者施耐庵身上来寻找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施耐庵生活的元末明初年代曾经爆发过一场可怕的瘟疫。

13世纪初，东南亚一带爆发了大瘟疫，因为当时元朝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频繁，所以不仅瘟疫就传播到了临安（今杭州）。在古代对瘟疫没有科学的控制下，其传播速度非常快，元大都（今北京）很快也被瘟疫传染。史载这次瘟疫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瘟疫，它造成的恶果也是非常恐怖，不仅老百姓死亡无数，即使是元朝的皇帝都染病死了两位，皇子病死了十六位。

古代对瘟疫的认识比较浅薄，有些人甚至迷信的认为这是天罚。所以这次瘟疫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可以是这场瘟疫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而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肯定对这场大瘟疫印象深刻，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时，把这场瘟疫放在书的开篇，不仅体现了乱世出英雄这个俗语说法，更体现了作者施耐庵忧国忧民，为天下苍生谋盛世的朴素思想。

综上所述，《水浒传》用瘟疫作开篇的用意正体现了作者施耐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思想。

本文参考文献：《水浒传》、《中国通史》《元史》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马上删除！

《水浒传》为什么用瘟疫作为开篇？目的就是一个，表明作者的立场——说明社会动乱是“乱自上作”、根在朝廷，而不是朝廷所说的“作乱犯上”，指出梁山起义是符合天道民心的！

首先，为什么会有瘟疫？

古代认为，自然界出现重大异像或者出现天灾人祸，都是皇上施政除了问题，是上天对执政者的警示，所谓“天灾降戾”。

《论衡》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人君失政，天为异;不改，灾其人民;不改，乃灾其身也。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当政者（皇帝）施政不当，上天就会出现奇怪的现象给予警示；如果施政者没有改变，那么人民就会遭受天灾人祸；如果施政者仍然不改，那么最终将会有灾难降临到人君（皇帝）身上。

那么，《水浒传》一上来就从讲到，仁宗嘉右三年，瘟疫盛行。按照自古以来《论衡》中的这种论调，说明就是当政者执政出现了重大问题，不施仁政，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所以上天降下灾难。

其次，洪太尉放走妖魔有何暗示？

在瘟疫控制不力，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皇上听从了范仲淹等名臣的劝告，请道士出山。洪太尉奉皇帝命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朝禳疫。

洪太尉代表朝廷权臣，但是办事不力。不仅办事不力，而且不顾众道士劝阻，打开“伏魔之殿”，放出妖魔（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遂致大祸。而洪太尉典型的欺下瞒上，报喜不报忧，吩咐从人，隐瞒走妖魔一节，假报天师除尽瘟疫，得到仁宗赏赐。

这一节暗示，不是皇上不作为，是下面的奸臣引起的民怨沸腾、社会动荡。

最后，问题总结

洪太尉放走妖魔一节，实际上是一则神话寓言，又一次暗示作者的用意——真正朝廷里造成仁政得不到实施的不是皇上，而是一些欺下瞒上的奸臣——施耐庵用预言的形式说清楚，正是洪太尉这样的奸臣，酿成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后来演变成梁山108将），最后发展成为梁山起义。

作者的真实意图就是表明立场——说明当时社会动乱是“乱自上作”、根在朝廷，而不是朝廷所说的“作乱犯上”，指出梁山起义是符合天道民心的，梁山不是反皇上，而是反奸臣！

（更多水浒精彩解读，欢迎关注【麓风轩】）

要回答这个问题目，就必须了解《水浒传》的版本问题。现在比较通行的版本，确实是以瘟疫开篇的。这个版本开篇第一句，便是“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佑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这次御前会议讨论的问题，就是题主所说的“瘟疫”。这样的“水浒传”无疑就是以“瘟疫”作为开篇，揭开了《水浒传》大故事。

但是，这样的“水浒传”却是被“斩首”的“水浒传”。绿野老道仔细算了一下，除去“致语（诗词）”，在“瘟疫”开篇之前，有847字被删去了。既然如此，《水浒传》就不是从“瘟疫”开篇，这个情节，不过是施耐庵原文版本的一个大关节，甚至是大转折。

那么，《水浒传》究竟是怎样开篇的，施耐庵为何要写“瘟疫”这个故事呢？

《水浒传》从五代开篇，讲述北宋帝王故事

早些年出版的《水浒传》或“水浒传”，几乎在开篇前，都有一首开篇词。这首开篇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九州，七雄绕绕乱春秋。……

开篇词之后，就是“楔子”回目“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接着，又引用了经过修改的邵雍七律诗。邵康节的这首诗，大概意思是五代战乱不止，北宋开国结束了乱世，迎来了“天下太平无事日”。

因此，施耐庵以一首五绝开篇：“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简要的概述了五代十国的状况。那么，又是谁结束了五代战乱，建立了北宋王朝呢？施耐庵说，因为天道循环，赵匡胤出世了。

赵匡胤的出世描述，施耐庵大概取材于《大宋宣和遗事》，且基本上照搬了《宋史·本纪第一·太祖》的原文。这两个依据综合起来，赵匡胤便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

施耐庵写《水浒传》基本上与历史相符，一开篇就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这是一部基于历史背景而创作的大书。

赵匡胤之后，便传位于太宗，太宗传位于真宗，真宗又传位给了仁宗，“瘟疫”就发生在宋仁宗朝。但是，在“嘉佑三年三月初三”之前，宋仁宗自登基以来，连续二十七年五谷丰登。每九年为“一登”，所以，施耐庵说，宋仁宗这一代也是太平盛世，迎来了“三登”之世。当时的北宋王朝，“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

讲完这一段，施耐庵笔锋一转，便写道：“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证。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这个时候，施耐庵才写到“瘟疫”。

瘟疫降临，开封府主持包拯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尽管包大人如此爱民，但“哪里救治得了”。于是，宋仁宗便于“嘉佑三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召集百官，商量如何救治瘟疫中的百姓。

真的不明白，现在的通行本为何大多数版本都将这一大段文字删除。

洪太尉误走妖魔之后，道众恐吓他惹了大祸。洪太尉回朝，也不敢声张此事。所以，施耐庵继续写，仁宗传位给英宗，英宗传位给神宗，神宗又传位给哲宗……，“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在贯华堂本的“楔子”中，施耐庵让北宋前面七代皇帝都出场亮相。接下来的正文中，便开始写北宋第八代、第九代皇帝宋徽宗、宋钦宗。这部书，其实就是一部北宋兴亡史。

假如以“瘟疫”为开篇，就完全删掉了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评议前王并后帝”的主题。腰斩、斩首，都是对《水浒传》的肢解，使之成了一部无头无尾的残书。施耐庵的反皇帝的“曲笔深意”被砍去，“水浒传”就成了一部反面教材。

施耐庵为何要写“瘟疫”

前文讲了，北宋王朝自五代开国以来，一直到嘉佑二年，都是“太平盛世”。嘉佑三年时，却忽然出现了瘟疫。这就意味着这个王朝上升到鼎盛时期之后，便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查《宋史·仁宗本纪》，嘉佑三年这一年只有一次危害面很小的洪灾，并无《水浒传》中写到的瘟疫。因而，“瘟疫”在书中应当另有寓意。

施耐庵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移植故事，把赵匡胤写成“霹雳大仙”。又以赵祯小时候爱赤脚在宫中乱跑，宫人便叫他“赤脚仙人”的传说为依据，说宋仁宗是天上“赤脚大仙”下界。赤脚大仙能够为民做事，也很有治理能力，所以，这一朝便出现了“三登”盛世。但是，按照道家传说，霹雳大仙才是雷部正神，为九天玄女所管。赤脚大仙则是玉皇大帝敕封的道家散仙，不在道家“体制”之内。因而，施耐庵寓意北宋王朝在宋仁宗这里，就开始脱离道家“正道”了。这就是《水浒传》中替天行道所讲的“道”。

施耐庵之“道”，也在被“斩首”、“腰斩”的文字中讲得非常明白，其实就是“天下太平”。

后来出场的宋徽宗，以上帝（玉帝）长子自居，自己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施耐庵说，此时，宋徽宗已经明目张胆的背离了赵匡胤雷部之“道”。这就是“瘟疫”。

这样分析，大概还显得很抽象。《水浒传》中的“瘟疫”，实际上还隐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且说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三月初三五更三点，宋仁宗召开御前会议，当时，就出现了三个历史名人：宋仁宗赵祯、范仲淹、文彦博。宋仁宗、文彦博在嘉佑三年的时候，确实是同一时期的人物，而范仲淹却不是。范文正公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就去世了。那么，施耐庵为何要让范仲淹穿越而来呢？

范文正公穿越而来，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误走”妖魔。书中写道，三月初三的朝会，是文彦博出了主意，建议宋仁宗“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救万民。过了一段时间，文彦博的这个措施非但没有控制住瘟疫，反倒越来越厉害。于是，宋仁宗再次开会，与大臣们商议。这回，范仲淹奏请去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嗣汉张天师来京师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瘟疫。于是，宋仁宗派洪信前往。这就导致了“误”走妖魔的结果。

为什么施耐庵要“请”范仲淹出来误走妖魔呢？因为，范文正公当年曾经主持“庆历新政”，是非常著名的改革派。

这一年，宋仁宗诏王安石进京述职，并委任他为度支通判（相当于财政部长）。王安石立即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痛陈改革变法。因而，《宋史·文彦博传》说，王安石后来在神宗事情主持的“熙宁变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文彦博曾经力荐王安石，但在后来的变法中，说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彦博由王安石的伯乐，变成了“熙宁新政”最坚定的反对者。正是《水浒传》中嘉佑三年三月两次朝会上的两派意见的历史真实，范仲淹是改革派，文彦博则寓意反对派。

以范仲淹、文彦博为象征隐喻，施耐庵在这个细节中，主要是揭示北宋走向衰落直至亡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变法而引起的“党争”。新旧两党无休止的争斗，新法时废时立，导致朝野无所适从，北宋由此失去方向，人心分崩离析。同时，“妖魔”出世，民众纷纷造反，水泊梁山不过是其中一股。

梁山好汉如何演绎“瘟疫”故事

金圣叹先生把《水浒传》的结构理得十分清楚，“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是故事的开篇，为全书立意、张目，并非故事的主体。讲完这个故事，便列出《水浒传》七十回书目，然后才正式演绎梁山好汉大聚义。那么，正文故事又是如何承接“楔子”的，“瘟疫”真的爆发了吗？

前文讲到，“楔子”故事列出了北宋七代皇帝，按照金圣叹批注的贯华堂本《水浒传》的结构，这是一大段故事，接下来便要讲到第八代、第九代皇帝了。

新的故事是从高俅讲起的，此人因为宋徽宗的登基而青云直上，做到了殿帅府太尉。做了太尉，高俅便报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因为王进私走延安府，便引出了九纹龙史进，而且，还教了史进十八般武艺。史进是《水浒传》中第一个出场的梁山好汉，又由此人引出了早就在龙虎山及伏魔大殿中出场的朱武、陈达、杨春（并非以具体形象出场）。这四个人其实都是当年洪太尉“误走”的妖魔。

历史上的高俅，并没有《水浒传》写的那么坏，历史评价他“大节不亏”。之所以遭到施耐庵的抹黑，是因为要承接“楔子”瘟疫这件事。用“太尉”这个符号，把楔子与正文契合了起来，使之浑然一体。

因为报复王进，便引出了当年被“误走”的妖魔。高俅故意公报私仇，难道不是“有意走”了妖魔吗？

王进、史进的身上都有帝王信息，王进的父亲是王升，八十万禁军都军教头。王升，暗指赵佶由宁郡王升为端王（亲王），“王进”则是由端王“进”为皇帝。施耐庵的表述十分准确，做皇帝的人不叫“升”，而叫“进”。金圣叹先生说，王进、史进是施耐庵先生在写历史，虽然是稗史，但毕竟进入了历史。其实，如本回答上文所言，施耐庵写《水浒传》肯定参考了《宋史》。

《水浒传》写了北宋九代皇帝，难道不是“九纹龙”吗？所以，高太尉与洪太尉一样，都是在皇帝的旨意下，让妖魔逃走、出世的。宋仁宗时期是“误走”，所以，此后也是“天下太平”。宋徽宗则是故意。此太尉即彼太尉，此太尉非彼太尉。因而，施耐庵正版《水浒传》必定要写到北宋王朝的灭亡。

这个推测是绝对有文本依据的，此处只讲一个隐喻，就是书中多次出现的“二龙”这个符码。

与“二龙”相关的人物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鲁智深。花和尚第二次大闹五台山之前，到铁匠铺定制了一条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禅杖的重量是“待诏”确定的，“待诏”是翰林院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民间的手艺人应当是“待招”。因而，《水浒传》中的这条禅杖就与皇帝有关了。六十二斤其实说的是时间，也就是说，误走妖魔是在嘉佑三年，六十二年之后，就是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058年。这一年，宋江起义。

宋江曾经在九天玄女庙中，顺着两个青衣女童所指，看到了“二龙相戏”、“二龙戏水”的场景。这两个细节上有差别的场景，说的就是北宋亡国之前、之后的事情。“二龙相戏”指的是宋徽宗在金兵大举进攻之时，甩锅给宋钦宗，然后，又试图拿回皇权，便在镇江复辟。父子皇帝之争，导致金兵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年就灭掉了北宋，两个皇帝都被押到五国城坐井观天，一同“戏水”了。

“楔子”中讲到七个皇帝，加上宋徽宗、宋钦宗，“九纹龙”悉数粉墨登场。

宋徽宗镇江复辟，是童贯联合蔡京的儿子们裹挟和策划的，北宋党争终于上升为帝争。施耐庵照应“楔子”故事，摆明了讲，“瘟疫”其实就是赵宋王朝自己。

鲁智深夺下的二龙山，实际上也是寓意梁山好汉造反，其目标就是要占据二龙山。但是，鲁智深所为，仅仅是夺下“宝珠寺”。在鲁智深的故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赵员外。这个人物很神秘，但却是宋徽宗的隐喻。这个赵员外有一个庄园叫“七宝村”，指的是佛家七宝都在赵员外手上。这是写宋徽宗宣和元年下“革佛诏”，抑制佛教，甚至毁灭佛教，控制了佛门珍宝。鲁智深打下宝珠寺，不过是为佛教争回地位，恢复佛教的合法性。

施耐庵抨击宋徽宗宗教失策，也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一大根由。寺院和尚，以及依附于寺院的民众（以菜园子张青为代表）相继揭竿而起。

北宋王朝是“瘟疫”的始作俑者，尤其是自宋仁宗嘉佑三年之后，这个王朝由盛转衰，直至灭亡。这就是施耐庵写“瘟疫”，以“瘟疫”反转故事的缘故，虽然写得很隐涩，但却非常符合历史真实。《水浒传》中关于“瘟疫”的情节、隐喻还有很多，本回答仅说这几点，不再多举例。

《水浒传》是一部隐藏着历史的大书，七十回书之后便被腰斩，这些隐伏的线索，尤其是施耐庵所要表达的主题都已经看不到了。这是一种非常遗憾的事情。然而，我们不应当在我们的手上再将其斩首，制造一部无头无尾的“水浒传”。

关于瘟疫描述的这篇文章并不在水浒传120回书里面，而是在楔子，即引言里面，开篇即《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作者之所以写瘟疫开篇，并不是说当年真的有这么大的瘟疫，而是为了引出故事的起源。

由于瘟疫在古代是常见的疾病，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瘟疫、虫灾、旱灾、兵灾等多发多难，而由于科技不发达，出现这些事情，人们一般都是求神拜佛，问仙访道，祈求上天保佑。所以在听了汇报之后，宋仁宗派人前往龙虎山邀请张天师“宣请嗣汉夭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

这就引出前往送信的洪太尉大耍官微，不听劝阻，放出了在龙虎山封印的一帮天罡地煞，就是后来的108将转世。文中说到：洪太尉掀开石板看时，“百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 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 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那真人言不过数句，话不过一席，说出这个缘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下稳，昼食忘餐。直使宛予城中藏猛虎，萝儿洼内聚神蚊。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朱元璋屡次征用他他都不去，这样的一个文学大师心中肯定有很多他自己独特的想法，小说的故事开篇，一开始写就是 “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个事情发生在北宋嘉佑三年，就是公元1058年。北宋嘉佑三年的时候，开封这个地方是当时的首都，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当时的宰相们就上奏，上奏书希望仁宗皇帝“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所以仁宗皇帝就专门派遣了殿前太尉洪信这么一个人，到江西的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到朝廷来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了贵溪县，游览上清宫伏魔殿，擅自打开了伏魔殿的殿门，掀开伏魔殿的那块大石碑、大石龟压着的那块青石板，把它打开来，小说描写到：“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很深很深，万丈深浅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据说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一共一百单八个魔君”的来历。这“一百单八个魔君”就是梁山一百单八位的好汉。

叙事者对这件事情，用了一首七律来加以评论，这么写到：“千古幽局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核。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专门讲了“洪信从今酿祸胎”。

从这么一段评论咱们可以看出来，天灾引起人祸，是因为天灾引起的人祸，“本为禳灾却惹灾”么，是天灾引起的人祸。所以梁山起义的故事，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叙事这样一种寓意性的描写，一方面由天意注定的；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又是人为的。你想，如果宋仁宗不派洪信到伏魔殿，不到信州伏魔殿这个地方来的话，他能去掀开那个青石板么？没有掀开那个青石板不就没有梁山好汉的故事么！这里不仅仅由天意造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由人操作而成的，而这个人恰恰是洪信，由仁宗皇帝派下来的。咱们知道仁宗朝是北宋的盛世，小说显然隐含着一种很深层的寓意，就是“从盛世里去寻求乱世的根源”，究竟这个盛世所隐含的乱世的根源是什么，他没有说，没有做出很准确的叙述，但是引导人们去思考。

这种写法和《三国演义》的写法，是非常相近的。《三国演义》写三国鼎立这样一段历史，但是它却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写起，从那来慢慢地娓娓道来，看看诸侯争霸，三国鼎立这样一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水浒传》也是，它从仁宗时期开始，宋仁宗时期开始写起，然后就讲到了从宋仁宗到宋徽宗时期，历史经过若干年的变迁以后引起的乱世的一种局面，所以这里头有着深刻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也好，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对重大的重要的历史事件总是要追溯它的根源的，那么对这种根源，对这种历史根源的解释，咱们可以说是一种终极性的解释，因为解释到了天意、天命，那是终极性的解释。这种终极性的解释里既包括着某种超越性的思考，也包括着对现实的深刻的思考。

还有就是这样的开篇也是文学的一种手法，带有恢弘的气势，传奇的色彩，引人注目，让人一读而爱不释手。

小说，之所以叫小说，就是要有特殊的失控背景为前提，从而架自己的主题思想。

而《水浒传》第一回讲的是：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那么，作者用瘟疫作为开篇的原因有哪些呢？

【1】渲染气氛

我们知道，《水浒传》主要讲的是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通过农民阶层反对朝廷的统治势力最终失败的悲惨故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因此，作者在作品的开篇就着重一瘟疫打头。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表明，北宋当时百姓疾苦不堪，才走向反动。

每逢乱世，总会是群雄并起的局面。瘟疫加速了朝廷统治势力的颓败，让百姓的生活贫困潦倒，这为百姓揭竿而起走向反动埋下了伏笔。

【2】表达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生于元末明初，这个时间段，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了一场的瘟疫，这场瘟疫，不但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更让元末的老百姓深处水深火热之中。

正是因为作者的亲身感触，才促使他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对百姓民生的痛惜。

这也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小结：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体现，总会留下作者的思想和灵魂。这样的开篇，就好比一场电影的大荧幕，首先铺垫，渲染气氛，可谓布局合理。

《水浒传》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组织从聚义、全盛、招安到衰败的整个过程，成功塑造了一批家喻户晓的英雄形象。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小说开篇并没有直接介绍各路英雄豪杰，而是另辟蹊径的描写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其实，如果我们通读全书后再来分析，就会发现作者这样安排大有深意。

第一，暗示梁山聚义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瘟疫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传染病那么简单。在许多老百姓看来，瘟疫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惩罚，暗示了帝国统治出现了重大问题而触怒了天威。《水浒传》以瘟疫开篇并由此引出了108个妖魔，即108名梁山好汉，揭示了梁山聚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末年黑暗的政治统治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当时，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聚义反抗。

第二，预示梁山聚义的失败

从统治者角度来看，这场轰轰烈烈、惊动全国的梁山聚义对自己的地位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动摇了自己的统治根基，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瘟疫”。小说中将108名好汉的前世写成是108个犯上作乱、被压地下的妖魔，实际上就预示了他们将被镇压的结局。因为妖魔最终被消灭符合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书中第二回也交代，大宋皇帝依靠张天师“普施符箓，禳救灾病”，最终让“瘟疫尽消”。

第三，营造宏大神秘的氛围

了解明清小说写作手法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体会，那就是大部分作品在开头都会描写一些宏大神秘的事件为小说造势，以达到提高作品“逼格”、吸引读者、促进销售的目的，也算是古代文人一种营销的手段。例如《西游记》开篇描写了盘古开辟天地，《三国演义》介绍了东汉皇宫的一系列神秘事件，《金瓶梅词话》开篇引用了项羽乌江自刎，而《红楼梦》则以女娲补天开卷，凡此种种。《水浒传》作者选择以古人谈之色变的瘟疫开篇其实也有这种因素的考虑。

综上，《水浒传》以瘟疫开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安排，既暗示了梁山聚义的原因，也预示着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同时也是明清小说的一种惯用手法，以达到增加小说吸引力的目的。

作者其实是为了交待故事背景作铺垫，一般古代瘟疫引起的灾荒，最后都会引起民变。而《水浒传》正是以盗寇、农民起义为主人公的小说。以瘟疫开篇也是为主人公的出现作铺垫。

瘟疫伴随着灾荒

古代的医疗条件和防疫条件是非常落后的，一旦发生了瘟疫，只能任其自生自灭。而且后果多是比较悲惨的，十户九死，饿殍遍野。本就赋税比较重的农民，更加雪上加霜。脆弱的农业生产就不能支持，粮食减产，恶性循环。

灾荒引起民变

瘟疫引起灾荒的连锁反应，就是民不聊生，食不果腹，朝廷救灾不力失去公信力。最终民变频发，匪寇四起。

这梁山一百零八将，也正是一伙占山为王的落草盗寇，作者为他们的出场交待好了背景。正常好汉是不愿落草为寇的，也为他们的身份找到了一个借口。

序言：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千百年来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水浒的成功，不单单因为它是一本“男人书”，更多的还是其中蕴藏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人说，这么好的一本书，为什么要用瘟疫当做开篇呢？既然是讲述梁山招安的故事，那就设定几个反面的题材，然后引出梁山好汉不就得了，瘟疫当开头多不爽利。

然而，大家有没有想过，《水浒传》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封建王朝皇权至上，在那个时代，想要发行小说，也是需要朝廷专业部门审核的。虽然文章写得都是北宋时期的故事，可在皇权至上的年代，水浒也不能太过的露骨，否则先不提封不封杀的事，要是真判定为反书，没准作者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因此只能用瘟疫开头。

而瘟疫开头的好处，其实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歌颂朝廷君主明德。水浒中也提到了，天下闹瘟疫，于是当朝皇帝开始大赦天下，并差遣当朝权臣洪太尉，前去请道法高人前来施法，以拯救万民。而后来的剧情也是，经过皇帝的不断努力和付出，天下风调雨顺，赤裸裸的拍了一顿皇帝的马屁。但终归是一部起义招安的书，所以得需要引子，而洪太尉便是最佳人物。

由洪太尉的手，揭开了封印的大门，也就是说之前天下太平，后来之所以超纲混乱，是因为洪太尉放出了妖魔，而皇帝之所以会昏庸，是妖魔作祟，迷惑了宋徽宗。只有这么写，才能合理的阐述，为什么北宋会灭亡。那是因为有妖魔下凡，试问普通人怎么能与天上的神仙抗争呢？这样一引述，所有的不和谐就全部顺其自然了。

所以说水浒用瘟疫做开篇，也是万不得已。要是放在当下，估计也就是用穿越的手法了，但是放在古代，尤其是封建社会，倘若不考虑皇权的看法，会死的很难看，清朝的文字狱，秦朝的焚书坑儒，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