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康之时更是刑措不用凡40余年，所以中国古代以“亲亲”、“亲贤”治国，就此形成了人情社会，都是炎黄一系，名号不同而已，即使是改朝换代也没有对前朝贵族斩尽杀绝。
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是话语权的保障，对权力的分化和争夺，会使得事情远没有是非黑白这么简单明显，一些人稀里糊涂的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然后稀里糊涂地死了。汉武帝时的大行令王恢就是如此，只是他要好一些，因为他的政治觉悟，使得在他临死前悟到了他被判罪的真正原因，可算是死的明白了。
（没错，你就是王恢）
王恢究竟有没有可能免于一死？是有可能的。然而王恢却自己堵死了生路，可谓是不作不死。如果王恢在狱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积极走动关系，兴许还有生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对匈作战背后，是汉王朝的权力的再分配，里面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王恢的大行令职务，只是一个“外交部长”，平时只负责处与四周蛮夷的交往事物，昧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朝廷的政治态势。
汉高祖刘邦开国，是诛除暴秦，底定天下，以不世之功被众多诸侯王共同推举为帝的。这种推举意味着汉朝在高祖时代不具备实现封建专制帝制的可能，汉朝与其他诸侯国处于宾客之礼的关系。所以刘邦据关守河，守内虚外，把关中平原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并在诛灭异姓诸侯王后，分封同姓诸侯王往各地镇守。在朝廷里，汉高祖刘邦设计了三权制衡的权力方案：外戚（皇权扶持起来）、功臣集团互相制衡，双方谁都难以做大，都必须依靠皇权来扳倒对方；为避免斗争失衡，形成权臣架空皇权的局面，再设置外藩宗室使之投鼠忌器。功臣集团与外藩没有利益关系，只能依托于皇权与外藩再形成权力制衡。
（汉代分封图）
这一体系运转了60多年，在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然而，汉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借平乱胜利改弦更张，走中央集权的道路，依然在权力制衡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这样的权力局面依然没有改观。
这种“三权制衡”的政治局面，使得汉朝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也使得皇权被限制，形成了类似后世“小政府、大社会”的治国思想路线，即是崇黄老之道，与民休息。这种治国策略使得汉朝初年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日渐富庶。然而，中央政府的乏力，使得社会资源的组织和调度的效率很低，不利于政府进行重大的决策，比如对外战争。
汉朝皇帝的权利被限制，使得汉武帝在登基后的7年时间里，只能在上林苑打猎，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虚君”。中央权力集中在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手中，有过一段时间，汉武帝的太子位都不稳固，在梁王去世后才得到了窦氏的支持。窦太后去世后，原有的外戚集团一时群龙无首，汉武帝趁机让自己的娘舅田蚡上位，压制原窦氏势力，初步收回了部分皇权。然而，让汉武帝始料不及的是窦氏的权势被遏制，王太后周围又再次形成了新的外戚集团。
两个集团都掌握着财富和势力，都能对当时的汉武帝的皇权造成威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中央最容易把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
答案是：以大义的名义发动战争。
（占领道义制高点）
大义所在，是为权力基础。皇帝是战争的总负责人，在大义面前，外戚都要服从皇帝的意志，不然就会被设计为叛国罪、贻误军机等罪名削除职爵；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财政、吏治、军事、粮草等各个方面，只要皇帝不假手于人，这些物资和人员调度的权力就都会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也就达到了借发动战争以实权的目的。
（汉武帝即位时疆域）
所以，汉武帝一开始先大造舆论，拿出半个世纪前匈奴单于写给吕太后的侮辱信入手，在民族大义上把阻挠战争的言论压下去，占住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令大行令王恢设伏于马邑，调大兵30万云集前线。相应的，不管是丞相、太尉还是朝廷其他官员，都要直接向皇帝汇报。在战争结束后，这些因为战争而设置的机构和汇报关系不会立刻解除，国家政治体制就会在无声无息中转向到中央集权。
如果马邑之谋一战成功，汉武帝就将取得前线军事、后方政治两个战场的胜利，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汉武帝不想做“虚君”，因此对此事十分重视。
虽然有汉朝前期60多年的隐忍蛰伏，还做了很多诱敌之计，但毕竟是30万人马，难免百密一疏，在最后关头，匈奴单于察觉异样，即刻退军，仓皇撤退。在伏击战中王恢负责军事部分是攻击匈奴人的辎重，可是匈奴全军未损，10多万骑兵大队整建制通过王恢防区，已有戒备。从伏击战的角度看，已经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意义。
（马邑之谋）
后世的李定国在磨盘山设伏，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在最后关头泄密，吴三桂大队人马即刻撤出埋伏圈，并扫荡明军埋伏地域。李定国左右没有等到吴三桂清军，见到前方火起，情知不妙，只好就地发起攻击，把一场伏击战打成了攻坚战，吴军和明军都伤亡惨重。
如果王恢此时率军袭击匈奴，也会面临与李定国磨盘山之战同样的局面。王恢为稳妥起见，担心一下子折损太多兵士，会影响皇帝对匈奴作战的意志，因此在犹豫中错过了战机。前前后后筹备了经年之久，30万大军劳而无功。回师后，王恢被下狱。
此时，之前因皇帝发动战争被削除权力的外戚集团就此拥有了反对战争的理由，所谓“与匈奴打仗就是跟自己的影子作战”之类，其真实目的，是将皇帝借战争收去的权力再夺回来，他们甚至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同盟军，向皇帝施加压力。
汉武帝十分清楚他们的意图，他们反对战争是假，反对汉武帝集权是真。他们否定战争决策的正确性，是要在发动战争的权力上要挟汉武帝，使之不能再借战争之名行削权之实。汉武帝没有跟着这些权臣们的思路走，他揽下战争决策的责任，并力保发动战争的道义不失，与权臣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汉武帝自己为马邑之谋代言，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群臣要是再敢反对，就等同于与汉武帝摊牌。也即是说，马邑之谋失败的那一刻，朝堂上政治斗争就开始了。
（汉武帝在政治战场上纵横捭阖）
在王恢被羁押期间，汉武帝连行改钱法、疏通河道法等三项决议都在廷议中被否决了，汉王朝在权力斗争中再次朝向黄老之道转向了。黄老之道的意思是，汉武帝就要再回上林苑打猎，将国政悉数委托给这些朝臣。
如果此时王恢在狱中与汉武帝同声连气，坚定对匈作战的正义性、必要性，写奏折申明自己的贻误战机的罪过，深刻检讨自己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给那些反战争的群臣上课），帮着汉武帝把想说而不能说的话都给递出去，如此会让汉武帝赤膊上阵时，不至于这些孤单。如此，汉武帝出于保存政治盟友的考量，会将他树立起一个汉朝人畏战、怯战，却知耻而后勇的榜样，容他戴罪立功。
可是，王恢却行贿于田蚡等人，使得外戚集团有充足的口实来攻击汉武帝的对匈战争的决策。如果王恢在此时被释放，那么今后汉武帝就再难有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因为权臣会说：当年马邑之谋，空费大兵30万毫无所得，圣上不知兵，自取败之道也。这等于是绝了今后汉武帝再借战争之名集权的路，怎么能够容忍？在政治角度上，王恢这种做法，等同于投敌叛变，性质相当恶劣。可以说，王恢先输在了战场没有亮剑，又输在政治上立场不够坚定。所以，当他想明白这一层后，自语说：自己花钱买了个死。是夜，王恢自尽于狱中。
（廷议舆论纷纷）
王恢之死，确立了汉武帝对维护发动战争权力的坚强意志，此后汉武帝行借力打力之法，最终得以集权。汉武帝后期的丞相的权力已经被限制到很小，朝政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在藩国问题上，汉武帝再“推恩令”，打击地方豪强，使得中央的能量远远大于地方。经济上，重用桑弘羊实行国进民退的经济措施，大行搜刮之法，充实国库。执政理念实为法家，然而法家的棱角过于鲜明，外以儒家饰之。此后，汉朝贯彻的“外儒内法”的政治道路为历代所模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