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早期的黄埔军校就是“士官学校”的性质，尽管它的校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因为黄埔一期生仅仅在校学习和训练了七个月就毕业了，这样的时间根本不足以完成军官的系统养成教育，也直接造成在抗日战场上，我方中下级军官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质偏低，战术级战斗经常处于下风，打鬼子光靠一腔热血也是不行的。
（粟裕将军毕业于教导大队）
从两次东征到北伐战争，再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许多黄埔一期生在抗战爆发前已经是少将甚至中将，期间不过一十三载。晋升最快的胡宗南，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时已经是第1军中将军长、后升第17军团长，实战经验恐怕还可以，大兵团战役理论干脆就是门外汉。及至日本人赶跑以后，胡宗南军事科班底子薄的缺陷显露无遗，西北战场的仗，打的完全莫名其妙。
以创办于1912年的保定军官学校为例，报考学生必须是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毕业后，再到部队中锻练半年以上（这就是所谓的“入伍生”），才有资格经过考试迈进军官学校大门，期间还要经过三年学制的系统学习。保定军校早期就建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五科，不仅有文化课、军事专业课，还有操场、野外、劈刺、体操等训练和野外实战演练等等。
（黄埔一期胡宗南）
所以在民国各类军校、讲武堂中，还真就是保定军校的教育比较正规，毕业学员的军事理论、参谋和图上作业能力较强，抗日军队的各集团军、军、师级参谋长，多出自保定系统。整个抗战期间，若干重要战区的司令长官中，薛岳、陈诚、顾祝同、刘峙、傅作义等莫不是保定军校生，抗战初期编成的23个集团军中，出身保定系的总司令为14名；在35个军团中，出身保定系的为14名；90个步兵军中，保定系军长37名，可见一斑。
而“士官学校”顾名思义，是专门担负士官培养任务的学校，主要承担士官和技术兵种骨干士兵的培训任务，毕业生是“士官”而非“军官”，这是本质的差别。直白点说，出来的基本都是下士、中士、上士、军士长或者专业军士身份，是军队中的职业士兵、骨干士兵，民国时期并没有开办专门的步兵“士官学校”，这也是抗日军队的一个薄弱环节。
（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
但是，大抵以黄埔七期为临界点，在黄埔军校迁到南京成为“中央军校”以后，其学制学科就比较正规了，学员要经过三年教育才能毕业，变成了正儿八经的军官学校。而与此同时又开设了一批特种兵学校：炮兵学校、交辎学校、通讯兵学校、工兵学校等等（校长一概由蒋某人兼），这里面就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军士，学制差不多一年，所以军事教育的时间长短，也是军官学校和士官学校的重要区别。
另外一个重要的“士官训练”方式和途径，则是各军阀集团、各部队自建的“教导队”、“士官队”、“集训队”等名目繁多的单位，中心任务也是在没有士官学校的情况下，选拔老兵进行士官培训，毕业后成为部队中的士兵骨干。这是在战争动荡环境下，各派系军队普遍使用的方法，在军事教育和体系并不完善的民国时期，士官也是有机会被提拔为下级军官的，跟现在不太一样。
（黄埔军校）
所以你在军事历史文献中，经常会发现某某部队“教导营”、“军士队”等番号，这些单位就是在部队中用来培训士官所用，受训后是各部带兵的骨干，担任班长、副排长等职务，而排长以上绝大多数就是军校毕业的“军官”了。我们的粟裕大将就没有读过什么军校，他最初的军事教育是在北伐军第24师（叶挺部队）的“教导大队”完成的，那就是培养“士官”或者称为军士的常见单位。
容易混淆和比较例外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旧日本军制中，把所有的将官、佐官和尉官等军官统称为“士官”，准尉单独称为“准士官”，而曹长、军曹和伍长三级传统意义上的士官则被称为“下士官”。所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正确含义其实是“军官学校”，它的毕业生当过“入伍生”后，将直接授予少尉和中尉军衔，是货真价实的军官。
（南京中央军校）
而日军中真正的军士（我们这么称谓以免混乱），则是从部队中上过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中央陆军幼年军校、或者表现良好作战勇敢的大头兵中选拔出来的，军事基础训练和作战经验是有的，缺乏的则是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指挥学理论，这也是军官学校高于士官学校之处。
一般而来，没有陆士毕业的履历，一个大头兵再怎么努力，升到准尉（准士官）也就到头了，想成为真正的军官几乎没有可能。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