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翻看内容，发现里面写的是他的“五不解”和“十大过”。比如说他南巡花费大量民脂民膏，生活荒淫无度，到处寻找美色，因为金川战役滥杀官员等等，最后还列举了对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的种种质疑。
乾隆忽然觉得一阵眩晕。他自从即位以来，从来听到的都是台下大臣的一片阿谀奉承，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即使是对他不满，也是用包装过的话小心翼翼的提出来。像这种如此粗俗直接赤果果的辱骂，从来没有过。
震怒之后，他马上派人去查，结果更是惊得他连睡觉都无法安稳了。原本乾隆以为这只不过是极个别行为，但调查发现这份奏稿却在全国范围流传，传阅此稿的人从平民百姓到地方官员，从秀才到做生意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知道稿中的内容。
如果乾隆活在当下，就会有媒体专家给他科普，这就是经典的大众传播学。就像某企业关押员工251天一样，不管该企业之前工作如何勤奋，业绩如何出色，一旦出了丑闻，喜闻乐见的大众会将这样的劲爆内容一夜之间传开。
乾隆感到无比的冤枉委屈和愤怒，两年时间他把工作的重心都放在调查这份奏稿上，他发了无数圣旨，命各地无数官员找出幕后真凶。两年时间，全国一片草木皆兵，上千人被抓，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头绪越来越乱，却没有任何结果。
就在调查此案的同时，两江总督密报说湖北发生了聚众谋反，有个叫马朝柱的人，自称是吴三桂的子孙，能撒豆成兵，让大家跟着自己造反。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安徽、太湖、开封、南阳等地组织起信徒，并成立各地分部，设立将军职位，共同约定起义。当地方官兵清缴时查抄出武器三百多件，火药上百斤，单是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抓了二百多人。
这件事让乾隆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可能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就出来了。他突然发现眼前并不是一片四海升平，在这么广阔的疆土内其实四处暗流汹涌。
乾隆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他的努力工作下，乾隆十二年到十七年，大清ＧＤＰ扶摇直上，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他认为只要解决了民生问题，就不会有人造反。但是这两件事发生时大部分人都是安居乐业的，他开始觉得儒家思想都是狗屁，对老百姓好是没有用的，管他们就得像畜生一样用鞭子不断的猛抽。于是，在乾隆执政的后半段，文字狱开始大行其道。
乾隆十八年，有个叫丁文彬的人跑到山东孔府，自称是孔家的亲戚，还说上帝托梦给他，把孔家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他过来娶亲。孔府报官后对此人审讯，发现此人是精神病人，从小父母双亡，经常觉得上帝在他耳边说他天命非凡，注定要管理天下。
山东巡府认为这是一个极度贫贱之人，认识几个字就觉得自己身怀奇才，妄想他人家中美色，已经着魔成疯。最重要的是，他把《春秋》和《洪范》私自改写了一番，这种极其破坏三纲五常的行为建议处死。
此事上报给乾隆，乾隆一算，如果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和山东官员来来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丁文彬在监狱已经体力不支，坚持不了几天。如果直接死在监狱就太便宜他了。乾隆降旨让当地官员自行行刑，不必走司法程序。
当地知府收到消息马上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敢怠慢，马上将丁文彬押到至法场，在万人围观中执行凌迟之刑，用刀将其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来，可怜这个疯子在行刑时嘴里还在念念叨叨感谢上帝的恩惠。
乾隆四十二年，有个叫王泷南的地痞拿了一本叫《字贯》的书告状同乡的举人王锡侯。县令翻了一下这本书，说这只是一本普通的字典，反动在哪？
王泷南说，这本字典说先皇的《康熙字典》检索有问题，他做了改进，著此字典，那不就是直接说先祖皇帝的水平还不如他吗？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县令心想这不是小题大作吗？但是事关文字之案，皇帝对这类问题看得很重，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就嘉奖了地痞，控制住王锡侯，将案件上报给了江西巡抚海成。海成也觉得这不过是个小案，但是仍然小心翼翼的汇报给皇帝，建议革去其举人头衔。
乾隆读到此汇报后暴跳如雷，先是大骂海成说他有眼无珠，明明是大逆之书，他竟然说无大逆之词，明显是工作懈怠，没有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并让海成戴罪立功将王锡侯押回京城，案件性质定性为特大逆案。
让乾隆生气的是王锡侯在字典中有一行注解，为了让人明白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所以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并提醒如果遇到这几个字，要么改写同音的别的字，要么把这几个字少写几画。
中国古代对于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既不能叫出来，也不能写出来。字典中出于提醒出现皇帝的名字倒不算什么，但是乾隆很生气，这件事就被抓了典型。
举人王锡侯完成《字贯》时已经六十五岁了，之前他九次参加会试都没考中，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想写此书卖钱讨个生活，但是没想到一本工具书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王锡侯被打入大牢后不久，刑部按条律执行凌迟，乾隆假惺惺的开恩将其轻判为斩立决，其儿子、孙子等七人从宽处理秋后问斩，其妻小赏给大臣为奴。抄家时王家所有的锅碗瓢盆连同喂养的几只鸡一起一共才六十多两银子，还不够知府大人宴请的一桌酒席钱。
王锡侯全家行刑时现场非常的悲凉，全家止不住的大声痛哭，刑场所见之人受其感染也都默不着声的跟着掉泪，有的人甚至哭的无法站立，倒地在上，哭声越来越多，但是无人敢出声喊冤。
巡府海成也因为上报的奏折措辞不当被停职接受检查，以未认真贯彻皇帝的命令为由交至刑部斩立决，就连与此案并无太大关联的两江总督高晋也躺枪官降一级。
乾隆四十五年，广西布政使朱椿坐轿子准备去桂林，刚一出门就遇到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颤颤巍巍的跪在路边，手里举着一本册子。
朱椿让人接过册子一看，这是一本献言册，里面的小楷写的非常漂亮，内容有五条建议：
一 请朝廷减免征粮，减轻底层人民的负担。
二 建议各地添加义仓，救济贫民。
三 革除盐商盗案连坐。
四 禁止种烟，提高人民健康。
五 裁减寺庙僧侣，减轻社会负担。
这本册子不光献计建言，而且有理有据，数据，分析详实，足以看出是认真做过调查后的真实情况而非纸上谈兵。在那个90%的百姓都不会认字的社会，这本册子的水平放在现在，相当于一个图书馆管理员草拟的赶超深圳的新智慧城市规划稿的水准。
朱大人并没有被这份高水平的献言册打动，只觉得这个老头扫了自己的雅兴，他让人抓起来捆住，扫兴的回去了。
朱椿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案件，第一，一个普通人胆敢对国家政策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第二，册中出现了“弘”字，没有避讳皇帝的名字。他第一时间将此事上报给广西巡府姚成烈，姚成烈对此高度重视，当天派出两队人马，一队人搜查吴英住宿的客栈，抓了老板和店小二，另一队把吴英家全家二十多人抓来大刑审讯。
审讯的结果就是，动机和吴英最初交待的一样，没有指使，没有同党，老头只是想在自己死前为国家献计建言。姚成烈这才将此案加急奏报给皇帝。乾隆做出决定，吴英凌迟处死，吴英的弟弟和两个侄子秋后问斩，为显皇恩，家中的女性、孩子宽大处理，发配为奴。
乾隆以制造冤案错案、小案大作，杀一儆百的方式制造出笼罩全国的恐怖气氛。他相信那句名言：人们会背叛一个爱他的人，却不会背叛一个拿着鞭子恨他的敌人。冤枉几个官员，杀几个百姓就能让整个官僚体系和社会变得顺从，是保证国家和社稷安全的远大战略所付出的必要的微不足道的成本。
在乾隆的标准下，“女真”不能出现，“满州”不能出现，“辽东”不能出现，“虏”、“戎”、“胡”、“夷狄”、 “犬戎”、 “蕃”、 “酋” 、“伪” 、“贼”等统统不能出现。
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共有十三起，到了乾隆期间的文字狱就多达一百三十起，全国销毁的图书多达一百七十多种，十五万册，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不分昼夜的焚烧着那些禁书，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珍贵的资料被毁于一旦。文字狱的成本，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的最大一次的文化浩劫。
1757年，乾隆进行第二次南巡，他坐在轿子里欣赏着野外的春色，心情格外轻松，走着走着轿子停了下来，外面传出一阵嘈杂声。乾隆探出头一看，有两个衣裳衫不整，面容憔悴的人举着纸跪在路上，这显然是来上访的。
乾隆略微皱了一下眉头，让他们过来。两个人哆嗦着爬了过来，豫西口音再加上极度的紧张让乾隆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乾隆找来人帮忙翻译，费了半天力气才弄明白，这两个人叫张钦和艾鹤年，他们反映说河南遭受水灾，夏邑县地方官员串通隐瞒灾情，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这才壮着胆子来告御状。
这件事乾隆早就有所耳闻，他南巡刚进入山东时就有人举报，当时他就悄悄安排了一个随从去秘密调查此事，但水灾和官员不作为却不是他关心的重点。
一路上，乾隆也会深入群众，主动问寒问暖，如果群众反映贫穷困难，乾隆就会施舍一些，但是如果群众反映官员问题，乾隆就会非常不高兴。他认为愚民的智商是有限的，不懂政治，只看到局部，所以此类问题不值关注，何况一介布衣凭什么对地方官员评头论足，这是对大清统治的大不敬。
眼前这两个灾民说的话他相信是真的，但是让他不爽的是随便两个阿猫阿狗就能拦住他的御驾越级反映问题。顺民就不该对自己的父母官指指点点，如此不安份守已的人一定是大胆刁民。这背后至少暴露出三个问题：
一 他的行踪被透露了出去。
二 老百姓有冤只能层层上报，绝对不能越级上访。
三 这背后很有可能是有人操纵，把他们当枪使。
乾隆把这两个人交给河南巡抚，让他好好审一审，当然，如何审案，手段就自由发挥了。可是没走两天，又有同样口音的灾民跪在路上反映同样的问题，这就让乾隆脸色变得难看了。
如果是一次，可能是出于偶然，但是连续出现两次，这背后肯定有阴谋，按乾隆的政治推断，这很可能是当地的退休官员彭家屏借故利用此事想扳倒当地县令和巡府。
任由这种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是乾隆绝对不能容忍的。乾隆在经济上对农民和穷人非常慷慨，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他不允许任何平民有一丝的政治权利。乾隆对于群众表达政治述求的处理方法就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乾隆六年时，户部下面铸银子的工厂的两千多名工人因为反对克扣工资而闹罢工，步军统领带兵镇压，乾隆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责怪责任人镇压不力，办事无方。
乾隆十三年，苏州米商哄抬粮价，一个叫顾尧年的绑住自己，跪着向官府请愿，被官府抓入狱。苏州地方百姓因此群情激奋的一起要求释放顾尧年，乾隆却让官员逮捕了几十人，把顾尧年用杖刑活活打死。
他处理第二次越级上访的方法是，下令把这个叫刘元德的止访的倒霉蛋给关起来严加审问，拷打一番后，刘元德说他来告御状的路费是县里的两个秀才给的，秀才说如果他能告倒县太爷就是造福全县。
被乾隆秘密派去调查的随从回来报告说，夏邑县遇到百年难遇的大水灾，当地物价奇高，到处都是饿死的百姓和卖儿卖女的现象，百姓对于县令和巡府极度不满，已经快爆发了。
看来，上访的灾民所言是实，但是如何处理成了乾隆的难题。如果因此处理地方官员，那么就等于开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越级上访告黑状，百姓打倒地方官的途径，如果处理灾民，地方官员会更肆无忌惮，老百姓的惨状还会继续加深。
问题是，如果不越级上访，百姓们通常都无处投诉，原地方官员有问题，百姓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万不得一才上访举报，如果只向上级反映，被当地势力报复的可能性极大，就像孙子向爷爷告爸爸一样，结果只能是爷爷手一摆，让爸爸把孙子拎回去打一顿了事。
乾隆想了一下，然后开启了一波神操作。
他先发了道谕旨，说他自己在秘密巡查时发现灾情，但是当地官员不作为，所以全部革职，其它人要全力赈灾。然后秘密指示将上访的刘元德和支持他的两个秀才抓起来处理，并暗示要求被革职的地方官员戴罪立功。
那个被老百姓举报的县令叫孙默，他收到消息后知道自己的乌纱帽即将不保，不过如何处理这几个上访的刁民还是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他马上亲自带队去秀才家里搜查书籍和文章，果不其然的让他找到几页吴三桂起兵反清的檄文。
有了这样的证据接下来就好办了，他马上上报说这几个人大逆不道，并添油加醋一番上报巡府，巡府再添油加醋一番报给皇帝。
乾隆一看，说这些官员虽然犯了错，但好在能侦破如此反清大案，对大清还是忠心耿耿，所以暂时收回革职，对于上访的刁民，继续深挖，看看背后有没有境外敌对势力插手。
地方官员再一审，审出退休地方官员彭家屏也有“问题”，然后在抄这个退休官员的家时发现一些明末野史。于是，这个彭家屏有地位，有利益关联，有作案动机，有证据，成了此案的最大幕后黑手。
一切真相大白，最后这次上访的处理结果是，责令退休地方官员彭家屏自尽，其子秋后问斩，家中几千亩土地分给当地“贫民”。造反的秀才凌迟处死，其妻子和小妾发配当奴隶，其它人该处死的处死，该无期的无期。
至此，一项惊动全国的大案奇案就此圆满结案。结案后乾隆还不忘进行售后满意度调查，他又特意派出特使去夏邑县了解老百姓的满意度。
根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当地老百姓纷纷下跪磕头，一致认为处理的无比光荣伟大正确，所有人欢呼声动天，称这是千古未有之鸿福，今后绝不再会有一人上访，人人遵纪守法，共同维护社会和谐之风，以此感激皇帝的大恩。
乾隆觉得很满意，大笔一挥，下令将夏邑县拖欠的农业税一律免除，原巡府调回京城，县令仍然作革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