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匈奴的纠葛从秦朝延续而来，秦朝统一六国，匈奴称雄草原。中原诞生了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匈奴诞生了第一位单于——挛鞮?头曼。一山不容二虎，因此也注定了二者的巅峰对决。不过，头曼单于显然不是秦始皇的对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出征匈奴，秦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匈奴扫出河南地（河套平原）。
此后，秦始皇开始修筑长城，屯兵驻守。如果以秦国当时的国力衡量，彻底消灭匈奴不是没有可能，但秦始皇选择了保守。归根结底，秦始皇是一位胸怀宽广的国家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的眼中，匈奴人同六国子民一样，所以征服在先，杀伐其次。
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头曼单于去世，秦国胡亥继位，国家陷入混乱，而匈奴冒顿继承单于之位，国家走向强盛。因此，汉朝建立后，又接过了对抗匈奴的接力棒。回顾汉朝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的六十多年间，汉、匈是不愉快的。尽管汉朝一味的低头示好，但是匈奴一如既往的盛气凌人。因此，汉武帝即位后，决定扭转被匈奴压制的局面。首先，汉武帝的开山之作便是出于试探性的策划了马邑之谋。
如果马邑之谋成功，将会是战国时期赵将李牧于雁门关围歼匈奴的翻版。但是，汉武帝的马邑之谋更像是一场演习，因为匈奴人没有上钩。其实，汉武帝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李牧为麻痹匈奴一直在做“诱耳”，十年磨一剑。而汉武帝一上来就打草惊蛇。因此，“只见羊群不见牧人”的现象马上引起匈奴的警惕。之后，匈奴部队从容撤退，汉武帝一脸忧伤。汉武帝是一个善于总结失败、迅速走出困境的人。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
公元前129年，汉朝与匈奴的全面战争爆发，卫青于龙城之战崭露头角。当时同时出征的李广部全军覆没，还差点做了匈奴的俘虏。而另一路人马由公孙敖率领，1万兵士则折损过半，同样以惨败收场。如此一来，汉武帝喜忧参半，因为卫青的胜利让他看到了战胜匈奴的希望。
此后，汉武帝总结失败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从“碰运气”的遭遇战转变为进攻匈奴人根据地的歼灭战。当时匈奴已经占据了河套平原，控制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对汉朝形成了封锁之势。因此汉武帝针对性地发动了河南之战、河西之战。通过这两次精准投放，战败的匈奴开始向西北收缩。此刻，汉武帝更产生了一战便可定乾坤的信心，于是发动漠北之战。
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意义重大。此战过后，匈奴失去了主动进攻汉朝的信心和实力。因此得益于北疆的安宁，汉武帝又将战略调整到平定西南越族及辽东的开疆拓土上。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并没有衰落，只不过是不敢如从前那样大张旗鼓地侵扰汉朝而已。
然而，随着名将李广、霍去病去等人的黯然离世，大将军卫青英雄迟暮，不甘示弱的汉武帝又发动了几次对匈奴的打击，结果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所以到了晚年，汉武帝开始寻求与匈奴妥协，总体而言外交要先于战争。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才造就了囚禁于匈奴19年苏武的民族气节。
其实，汉武帝对漠北之战的期望很高，他希望漠北之战是一场与匈奴之间的收官之战。因为，毕竟从公元前129年的三将军（卫青、李广、公孙敖）主动出击，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十年里，汉军主导了高强度战争的频率。有得便有失，得是压倒了匈奴的嚣张气焰，失是致使汉朝消耗甚巨、民生疲弊，衰败迹象显露。
另外，汉朝已经通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将匈奴势力赶出河套平原及河西走廊。致使匈奴势力不断往更西、更北的方向退缩。所以，汉武帝征调起一支由10万骑兵，预备战马数万匹，辎重粮秣无数，后勤保障人员十几万人组成的作战单元，杀向匈奴，准备给匈奴致命一击。
大军分两路，分别由卫青与霍去病率领。卫青出定襄出兵，目标直指匈奴单于，霍去病从代郡出兵，寻歼匈奴左部主力。
战争的结果是，霍去病超额完成任务，擒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当户、相国、将军、都尉等八十三人，俘虏匈奴兵士七万余人。而卫青率领的由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及后将军曹襄组成的一路人马发挥失常，虽然击溃单于主力，但分兵东路的李广、赵食其则一无所获。
本来，东路军的作用是迂回包抄败退的单于，结果主将带头迷路，单于残部逃脱。因此，被汉武帝视为收官之战的漠北之战以遗憾收场。事实上，汉朝虽然取得胜利，但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战争永远是一部烧钱的机器，它不分失败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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