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上海街头遍地可见共享单车，同时，又有许多个性化的、造型具有设计感的自行车停放在大街小巷吸引了路人的目光，成为这座城市的特别风景。
上海人对自行车的情感由来已久，有一些饱经风霜的老“凤凰”，或者老“永久”，即使车身已经斑驳，主人也舍不得丢弃，就是因为那记录了他的人生岁月。
1984年，淮海中路瑞金路口东望
西方舶来器物之一的自行车
在19世纪50年代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格局形成之后，上海人亲身体验到诸如煤气灯、电报、电灯、火车、缝纫机等各种西方舶来器物所带来的便利，对其心态由嗤之为奇技淫巧转变为接受认同。
清末，北京街头穿长袍，骑自行车的人，车为英国“蓝苓牌”
自行车登陆上海滩
据《上海新报》1868年11月24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里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
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可数，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上海，可见其引进速度之快。
上海滩最早出现的自行车，就是1817年德国的卡尔?杜莱斯男爵发明的木质结构自行车
在上海的洋人非常喜欢这种新型机械，一有闲暇就会骑车在外滩转来转去，作为一种消遣。随着上海外侨的不断增多，自行车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897年上海已经有几百辆自行车。
上海人对这种自行车充满好奇。一是之前从未见过，二是惊讶于人居然可以坐在这个两轮之物上，而且不会倒地。
1897年，上海租界内接连发生两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激起了中国人对试骑自行车的莫大兴趣。
“公共租界为庆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六十周年，在赛马场举办了一次自行车比赛。当时《点石斋画报》报道说：“脚踏车，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见，至近年来，始盛行之。本届庆祝英皇之日，各西商喜脚踏车之多而乘坐者之众也。”
另有3名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地球来到上海。据当时《点石斋画报》“同轨蒙庥”中记载，此壮举始于1896年7月20日，3人从伦敦出发，由印度入中国，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达上海，历时520余日，行程14332公里。骑行者每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都有大批的中国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时，寓沪外国人骑几百辆自行车蜂拥出城迎接，一时蔚为壮观，华人观者如潮。”
如果前一事件只是让国人认识到自行车有马车、人力车所不能及的独特魅力，后一事件则大大超越了国人对自行车固有的认识。仅靠如此单薄的一辆自行车，人居然可以行驶如此长的距离，甚至可以环游地球，真是不可思议。有财力支付车费的国人当中开始有很多人迫不及待也想掌握这个神奇机械。
由于华人骑自行车在当时还比较少见，沪上各种报纸都将华人骑车当作重要社会新闻来报道。
1898年4月1日《申报》以“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为题作了头版社论。社论里说，自行车这样东西不需要像汽车那样耗费汽油，而且比汽车便宜，但又很便捷速度很快。这几年里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很喜欢骑自行车，黄浦江畔车辆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外国人“得心应手，驰骤自如”。《申报》此时就大胆地预言了自行车将来一定会盛行于中国。
成为时尚的代步工具
当时自行车全赖西方重资舶来，是稀罕时髦之物，主要消费对象是绅商等社会上层人士。那时上海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人若想骑车上街潇洒一游，必先将骑车技巧习练纯熟才行。而沪上诸多名园就成为绅商聚会习车的理想去处。
清末的张园
“张园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和游乐中心，自然成为骑车游乐的首选之所。老上海陈无我所写的《游张园十快》中有“一快”就是记述当年园中习练自行车的情形，“青草隙地见有多人试演脚踏车，有一人躯体粗肥，见猎心喜，必欲一试。友人苦劝不听，甫踏上即跌下，车即滚倒，此人费尽气力尚未爬起，岂不快哉！”
1903年秋，张园还举行了脚踏车大赛，赛程是一英里，设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要交费五角即可，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
不仅张园，梅、愚两园也是聚集了很多骑脚踏车的人，车都是欧美制造的，“光泽可鉴”，而且“点缀于香车宝马间，如蛱蝶穿花，有声有色”。技艺纯熟的人看上去颇为灵巧，纵横驰骋，不比外国人差。
此时自行车不仅是件时髦东西，在很多人心中还是一种西化、文明、进步的标志。骑车的中国人当仁不让地成为追逐时尚潮流的代表，在马路骑车穿行时不免洋洋得意、目中无人。
当时拥有自行车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也是身份的象征
1899年的《游戏报》登了不少这类故事，其中有一个讲，上海一名青年教师，看到脚踏车风行，认为如果不学会骑车就无以表率，会被学生看轻。于是就买了一部，日夜操练。当他能熟练地在路上骑行时，他非常得意，左顾右盼，即使马车行来也不必让，险些酿成事故。即便如此，他当下却也不听别人劝说，飞行如鸟而去。
其实当时国内流行的长袍，给骑车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当然其中不乏逞能初学者，骑车出洋相。沪上倘若哪里青年骑车跌倒，往往都会有各报纸以重要社会新闻加以报道。1898年1月28日《申报》之“踏车倾跌”报道：“前日四点余钟，有一少年乘脚踏车从新闸向西正在疾驰，适有货车一辆停于路旁，少年欲从路侧向前，不料偶一不慎，竟致跌入小浜中，浑身泥污，不啻落汤之鸡。旁观者咸鼓掌大笑，而少年则连呼晦气不止。”
清末民初，自行车在一般人眼中尚属奢侈品，很多青楼女子以到照相馆中拍一张骑车照为荣，用自行车作为道具来显示其追逐时尚流行。《画图日报》之“上海社会现象”记载，“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之后很多家中殷实的女子也开始骑自行车。
宋霭龄的自行车
“宋氏三姐妹”之一的宋霭龄在她10岁生日（1899年）的时候，她的父亲宋耀如送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日后，宋大小姐时常骑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去街上游乐。
寻常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
1911年，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买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了公用，自行车自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标志着自行车的普及程度进入更加大众化的层面。
1911年3月，上海邮政局新装备100辆自行车的投递员们整装待发的场面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工具。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众多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纷纷为职员配备自行车。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车消费者逐渐扩展到各洋行里的职员和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的“贵族女校”墨梯女校中，自行车已成为流行的代步工具。
中西女校的学生们拥有自己的自行车，很是风光
当时《新闻报》、《申报》等各大报纸中遍布着自行车的广告，售卖广告语中也由“商绅乐步”的玩物转变为“大众乐见之代步工具”。自行车提升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行车开始渐渐普及
总之，自行车已经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老上海周仲英先生回忆道：
“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约些朋友一起到公园里去玩或到郊外去旅游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枪’、‘飞利浦’多数，‘兰苓’最最多——上海人最喜欢‘兰苓’。大家许多车子一起哄出去。”
战时上海的自行车担当重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车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破坏关系，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的交通任务除人力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
照相馆留影
自行车作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的轻便交通工具的优势显露无遗。不仅如此，自行车可以驮物的运输功能此时也被开发出来。
红军抗日自行车战队
同昌车行在《申报》的广告写道：“各商店经理先生注意：宝号每逢收账送货，既觉麻烦又恐危险。此两难题惟用同昌飞人牌脚踏车可解决之，用以收账不独事半功倍，又免种种意外；用以送货则手续简便、时间节省。同昌飞人牌系纯钢国货脚踏车，坚固耐用，经济便利，诚各商店之需要品也。”
不仅是市内商号收账送货，因战争关系上海本市与郊区遭受封锁，各地单帮商贩都是依赖自行车以运输物资。自行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租赁业务兴起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应时兴起。
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毛钱一个钟点。出租车辆通常是流行的26寸两轮脚踏车，规模较大的车行业备有24寸、28寸的脚踏车和专供少年儿童学习用的小脚踏车和三轮脚踏车。
著名电影艺术家沈寂先生回忆说：“此行业上海在30年代汪伪时期已见有，当时因战事紧张，汽油严格控制，即使仅有的公交汽车也多用木炭为动力，民间更无力购置自备汽车。而脚踏车也因为资源困难，价钱即贵，很少为私家占有，于是私家脚踏车行租赁业应运而生。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渐而形成一大行业。此类车行在1955年私营资本主义改造前仍见有。”
自行车销量随人口猛增
解放战争打响后，上海人口数量持续猛增，至1949年已达545.5万人，比1945年净增208.5人。大量移民成为自行车销售的新增市场，自行车也随之大量增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的四川路
根据上海市公用局的统计，1946年上海有自行车108,226辆，1947年有191,907辆。一年内上海就净增自行车83,681辆，人均自行车保有量1947年也已达25人一辆。巨大的市场空间刺激下，上海自行车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这四年中上海物价一直处于异常不稳定的状态下，自行车厂商也乘机作祟，自行车的物价是一天一变，严重影响到自行车的销售。
上海有了“永久”“凤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公司合营、统购包销等措施，自行车工业和价格才告稳定。1955年6月，《国营商业牌价掌握分工制度》规定：商业部掌握自行车零售价；中国百货总公司掌握进口自行车零售价。
上海自行车三厂，凤凰牌自行车生产车间场景
到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自行车在上海实行高价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车厂及三厂出产的“永久”、“凤凰”牌各型自行车价格都是维持在150元上下。由于建国初期实行低工资制，上海人民的收入普遍在10元上下。自行车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又变得高不可攀。
“上海永久”的前身是昌和制作所。解放后，工厂全面恢复中断了近一年的生产，还设计了一个新的商标，画的是一只北极熊站在地球的顶端并暂定名为“熊球”牌，最后决定采用“熊球”的上海话谐音“永久”作为产品名称。
1957年工艺美术设计家张雪父先生设计了家喻户晓的“永久牌”标识，沿用至今。以汉字“永久”二字设计，简洁直观、极易识别。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永久”是当时很多小青年的梦想。老上海人赋予“永久”的意义和情感是很多现代人难以理解的。”
1984年，黄陂北路
随着自行车的普及，使用群体之社会阶层逐渐下移和扩展，自行车表征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自行车工业、商业和修租业还为十余万上海人提供了就业的饭碗和生存的空间，相应养活的社会人群数目更为巨大。上海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市民生活状态都因为拥有自行车而变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