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朝中重臣与皇族联手选出来的皇帝。西汉的真正方向性趋稳，实则是汉文帝所奠基和开启。王夫之称道：“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刘邦的旧臣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最后，他们相中了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到长安继承皇位。为什么会相中刘恒？
一、仁孝之名给刘恒带来了巨大的美誉度
刘邦去世后，刘恒的生母薄太后被吕后恩准前往代地。刘恒与母亲感情深厚，平日倾心侍母。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袁盎劝文帝时说：“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刘恒为母亲亲尝汤药一事后来被元人载入“二十四孝”，刘恒也成为帝国时代传颂最广的大孝子之一。所以，刘恒在功臣派的眼中是一位仁孝宽厚的人。
二、功臣派选刘恒为帝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要选一位弱势皇帝。
皇权弱则大臣的日子好过，皇权强则大臣的日子难过。皇权天生就凌驾于臣权之上，如果再遇上一位强势皇帝，皇权之威会成倍增大。
刘恒为什么能给大臣留下一个弱者的印象呢？身为刘邦的四子，刘恒从小在诸皇子中并不起眼。他的母亲，也备受刘邦冷落。汉文帝的身世、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只能韬光养晦，装呆、装傻、装弱。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刘邦宠幸，他不像赵王刘如意一样从小在父亲的怀中长大，也不可能得到父皇“如意类我”的赞赏。幼年时光正是在吕后执政的十五年中度过，稍不留神就会命丧黄泉。这样的经历让他学会了韬晦之术，将自己装扮成既无野心又无才干的庸人，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获得了生存权。生活告诉他要学会装傻、装呆、装弱，加上代国远离政治中心，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位“弱势”皇子其实极富政治权术。薄姬、刘恒母子，像是被人遗忘的朝局隐士，在那个偏远的角落，远远的望着长安城中的纷纷扰扰，各派此起彼伏的斗争与变迁...
人们对他人的印象都是从事上得出来的，刘恒的弱者印象也是从事上为人所认知的。其中有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
一是吕后让刘恒由代王调任赵王，他不干，以“愿守代边”为由辞不就任。吕后执政的十五年中，权势如日中天。刘恒任职的代地，辖境在今山西和河北省西北部，与匈奴交界，是典型的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而赵地呢，在当时远较代地富庶。在诛杀三任刘姓赵王之后，吕后曾有意让刘恒到赵地任赵王。但刘恒坚决不去当刘氏皇族的第四任赵王，而是听凭吕禄出任赵王，自己则扎根边疆、扎根基层，一干就是十七年。
二是吕后死后，刘恒毫不争夺皇位，安分守己。齐王刘襄率先起兵，渴望除掉吕氏集团后当皇帝。刘襄是刘邦的孙子，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孙子都在做皇帝梦，儿子却无动于衷。他既不起兵，又不联络功臣派，稳稳当当地扎根边疆。如果不是天上掉下个皇冠刚好砸到刘恒的头上，刘恒还在边疆当他的代王。至于皇帝，谁当都可以，反正我不抢。
这两次机遇对刘恒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刘恒不予理睬。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刘恒既无抱负，又无野心。特别是刘襄抢着当皇帝，刘恒却放着机会都不抢，此种反差给大臣的印象最深。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刘恒是个弱者。
当吕后下世，刘邦的八个儿子中仅仅剩下了老四刘恒和老七刘长之时，刘恒的机会来了。任何英雄都是时势英雄。刘恒无意之中把他的三位哥哥全都熬死了，轮到他了。
谁活到最后谁就是赢家。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大师们都故去了，不是大师的人最终成了“大师”；英雄们都故去了，不是英雄的人最终成了“英雄”。
综上所述，功臣元老迎立文帝，主要是因为文帝不如诸王背景，却有辈分最高最长的宗法名义优势，且有持重贤名。
汉文帝具有极高明政治艺术。他以外藩入主九五之尊，在中央朝廷本无根基，而周勃、灌婴、陈平诸大臣，皆汉高祖手下重臣，资历老，功勋大，地位尊，人脉广，如何妥善处理君臣关系，积极而稳妥掌控最高权力，树立自己的崇高权威，是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汉文帝登基后执行的是内依代国旧臣，外靠汉初功臣的路线，三年基本掌握了有利于巩固自己权力的内外政治新平衡。他入京时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入住未央宫的当夜就让自己带来的近臣宋昌和张武，接管京师和宫城的防卫兵权，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他对中央官场的布局以皇权扶持功勋系，来制衡丰沛系，适度提拔了张苍、张武、冯唐等有代系背景的官僚。虽然敲打丰沛系，甚至一度将周勃下狱，但并未打破既往的中央人事格局，仍保存着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格局。他主要是在丰沛、功勋、代臣之间，取得一个自如驾驭的平衡。
刘恒为了解决功臣集团坐大的内部局面，以教化百姓为由，疏散京师功侯回到封地。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以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为理由，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文帝请周勃做归封表率，借此机会再次启用功勋系灌婴为相。此时，强势的丰沛系在皇权压制下，已处于下风。
为解决藩王坐大的外部局面，又从大国分割出土地，封予其国小宗的中央功侯，分化瓦解大国的领地，也最先以铜虎符、竹使符，名义上控制郡国的调兵权和外交权。很多人都认为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和武帝推恩令是汉初解决诸侯国问题的开始。其实真正给予削藩思路，定下分化瓦解诸侯国政策方针的，是汉文帝刘恒。这是历史的选择，最了解诸侯国独立发展政治逻辑的，正是出身诸侯国国王的代王刘恒。坐拥中央帝国资源后，他非常明白抑制诸侯国坐大的关节在哪里。在具体的措施推行上，汉文帝却能秉持“善后要稳”的原则，不急于求成，不仓促冒失，而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做得高明自然，炉火纯青。他一方面尽可能放低自己的身段，礼敬诸侯王，让其麻痹大意，放松警惕，千方百计稳住他们，如吴王刘濞对他不敬，“诈病不朝”，汉文帝隐忍不发，反而“赐几杖”，以示容让。另一方面，则采纳贾谊“众建诸侯以分其力”的建议，在齐国中又分出城阳、济北两个诸侯国，以削弱齐国的势力；到了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册立了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较小的王国，这显然是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高明举措。事缓则圆，不同于后来的汉景帝采纳晁错之策急于“削藩”的冒进，汉文帝的做法有利于政局由分权到集权的平稳过渡，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如果能假以时日，就不至于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动荡。
汉文帝的一生，身体力行着一个圣君该有的德行和作为。读《史记·孝文本纪》，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汉文帝的一生，都在推崇“德”。汉文帝是一个极具反思精神，务实精神，悲悯精神，以及同理心的人。
他强调的“德”，并非强加给别人的行为准则，而是对自身的要求和鞭策。相反，他从未对他人的失德行为有过苛责，显得十分包容。汉文帝的每道诏令，几乎都有“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的自责和惭愧，还有“以眇眇之身获保宗庙”的惶恐和责任感。居于统治最顶端的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谓“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文过饰非，独断专行，信谗拒谏，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汉文帝之所以为后人所肯定和颂扬，就在于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到通常帝皇所容易犯的这些毛病。恰恰相反，他胸襟宽阔，拥有博大的包容心，能够虚心纳谏，听取臣下的合理意见与建议，闻过则改，集思广益。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他就下诏让臣下进谏：“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在他的鼓励下，当时贾山、贾谊、晁错、张释之等人，纷纷上书条陈意见，有的甚至犯颜直谏，汉文帝大都能虚心采纳。并明确表示，上书者话说得最激烈尖锐，也绝对不算是“狂悖”，“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东汉桓谭《新论》：“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於养生送终之实者也。”
汉文帝作为汉朝守成之君的典范，这一尚德自谦的风格，影响了西汉直到后期的君主自我要求和评价。
汉文帝捧读赞叹着贾谊《过秦论》，反思秦亡之教训。他深彻实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农为本，废刑宽法，开放矿泽的治国理念，自身勤俭慎政，将西汉帝国辖区的经济推向大发展时期。他一方面“归农著本”，提倡关注本业，发展经济，做大做强国家的经济基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另一方面，“让利于民”，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民众拥有基本的生存条件。汉文帝时代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巨，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公元前178年、公元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将租率由十五税一蠲减为三十税一。三十税一，遂成为了汉代的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一度宣布全部免去田租，这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举措了。也是在汉文帝时代，当时的算赋——也即人头税，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锐减为四十钱。另外徭役的征发也有明显的减轻，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才服役一次。
这些举措，都让普通民众直接受惠，属于典型的“藏富于民”“为富安天下”，它实施的结果是正常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开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粮价的低廉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机器运转的正常与良好，据桓谭《新论》追叙，当时的谷价便宜到每石数十钱。而《史记·律书》更记载，每石“粟”的价格居然有贱“至十余钱”的状况。
与厚待民众相对应的，是汉文帝对自己生活享受上的节制自律，从其种意义上讲，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了。《道德经》有云：“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作为遵行“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对民众做到了厚待关爱，是谓“慈”；在大政处理上，不折腾、不急于求成，稳妥沉着，以静制动，是谓“不敢为天下先”；在个人生活上，敦朴节俭，是谓“俭”。老子所推许的“三宝”，汉文帝都做到了，作为位居“九五之尊”的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史籍中有不少关于汉文帝节俭故事的记载。这些故事表明，汉文帝的“薄奉节俭”，不是虚有其表的作秀，而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力行：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想建个“露台”，一看预算下来需要开销“百金”，立即中止计划，“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有人进献千里马，辞谢不受，并进而下诏，遍告天下自己不受献的立场：“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
汉文帝不仅管住自己，同样，他也基本上管好了身边的人，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帐不文绣”，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例子，“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他不仅生前约俭，甚至预先安排后事时一再强调丧事节办，厉行“薄葬”，严防浪费，避免扰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汉文帝处处以律己节俭为先，以改善民生为务。他的形象，如同他一生对自己“谦逊”“贤德”“简朴”的要求，虽然几乎无暇，却并不夺目，远不如他的孙子汉武帝那般耀眼甚至刺眼。可是，仔细审视秦到唐的千年政治历史，汉文帝，堪称帝制时代第一个贤君典范，这一地位直到唐太宗的出现，才算有企及者。而这两个太宗的治国思想和自我要求中，其实具有颇多继承性质。唐太宗李世民言：“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唐太宗为致敬汉文帝，明言效仿其因山为陵的从简陵葬制度。
汉文帝的经济改革，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帝制时代的盛世，是汉帝国中央后来消除分封，实现中央集权，攘除外患的基础。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文帝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就连他的所谓男宠，邓通，都是他经济改革中的一员金融干将。邓通以汉文帝给予的巴蜀铜山开发权，不负文帝所望，大量铸造质地优良的邓通币，抵抗住了吴国的金融攻势。吴国，是关东最富强的国家。就是刘邦那位侄子刘濞的封国，也是后来七国之乱的领头国家。吴国占据渔盐之利和密集铜矿，十分富庶，利用铜矿多，铸币方面的优势，通过大量发行钱币，能够对全国经济进行暗中掇取。吴国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以质地优良取胜。这一时期，吴国与邓通所铸的钱币流遍全国。这不得不说是汉文帝的一次成功的金融保卫战。可见汉文帝对经济基础之深刻认识，对经济改革力度之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桑弘羊改革，是如何更巧妙的取经济存量，是当世之功。而汉文帝所奠基的，恰恰是如何做大经济增量，夯实经济基础，是多世之功。所以，桑弘羊改革需要时代条件，屡受争议，而汉文帝的文景之治，则备受后世推崇。汉文帝的窦皇后，也作为他经济政策理念的守护者，发挥作用直到汉武帝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