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基本靠谱，事实上最早记载这件事的并非李秀成，而且也并不是孤证。
由曾国藩幕府中微员张德坚领衔编纂的《贼情汇纂》中提到太平军壬子二年（1852年）攻占岳州时，意外从窖藏中挖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吴三桂时留下的火炮、弹丸和火药，并因此极大改善了装备；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在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前一年）撰写的《镜山野史》中也说”初五陷岳州，初七日祭起吴王炮、药，从岳州启程“，可见太平军在岳州获得大量窖藏的吴三桂军火，且这些军火主要为炮和药（火药）是得到敌对双方和湖南民间共同验证的，太平军在出岳州前后火器威力判若两军，也会给“敌我友”三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应该只是个挂着“职同两司马”之类空衔小兵的李秀成，同样会对此印象深刻。
清代火器近代化之前，至康熙年间达到巅峰，由南怀仁等监造重炮，又斟酌损益，制造了适宜驮马携带的轻炮，但此后长期承平，加上清朝又实行御用火器最好，京营八旗次之，驻防八旗又次之，绿营最差的体制，造成咸丰初年大多数清军的火炮性能还不如清初甚至明末的，鸦片战争时多位督抚提镇都曾奏及，乍浦驻防八旗新造的鸟枪居然不如康熙年间的旧枪。至于火炮，道光、咸丰年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镇江、南京都有沿用明代火炮的实例，太平军得到吴三桂时期的火炮不会不堪用。
吴三桂守岳州经历过长期艰苦的困守战，又曾在临资口等地驻扎强大水军，所以其炮位应该既有适合防守的重炮，又有适合水战的佛郎机等轻便炮，不论轻重都是太平军所急需的，且很可能还能压制因循守旧、陈陈相因且被前述“差异装备体制”坑苦的清军现役火炮。
至于火药，长期窖藏且未翻晒的火药会板结、脱硫不堪用，但只要经过翻晒、加硫和筛制等程序就可以重新使用，同时代的清军自己也是这样处理窖藏火药的，性能会有所下降，但不会比太平军自制“少磺多硝”，且硝也多为老砖熬出的土硝的“红粉”更差，认为“过期火药应销毁淘汰”，是把工业化时代之后对待制式弹药的原则，套用到靠老经验办事的清中叶火器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