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明朝的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除了要对付辽东的后金,还要对付漠南的蒙古,他们的铁骑随时可以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威胁北京。
因为这个缘故,思宗在任命袁崇焕为督师出山海关处理辽东军务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行边,抚驭漠南蒙古,总督宣大(宣府、大同)。
当时漠南蒙古的插汉虎墩兔攻掠哈喇慎、白黄台吉、卜失兔诸部,危及宣府、大同。思宗在平台召见王象乾时,讨论了这一形势。思宗隔着御案对近在咫尺老臣说: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陈来?王象乾以他多年之经验,力主招抚插汉虎墩兔,建议皇上把他们安插在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关门以断右臂,则永无边患。
思宗不无拒忧地问:插汉如不愿受抚怎么办?王象乾答:从容联络,抚亦可成。思宗仍感疑惑,在一旁的阁臣刘鸿训插话:虎酋(即插汉)知道王象乾到来,立即后退六百里。思宗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王象乾便向皇上悄声密语一番。思宗听了很高兴地说: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敌于东恢复成功皆赖卿等之力。
显然他对于任用袁、王两位督师是很满意的,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为此他特地叮嘱王象乾去和袁崇焕共同协商边防大计。袁、王两督师计议的结果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问:抚西以拒东。这个道理很简单:“西靖东自宁,虎(墩兔)不款,而东西并急。”
抚西以拒东的战略方针自有可取之处,使明朝可以集中兵力于辽东。但是也透露出袁、王两人对边防缺乏信心的内心世界,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文秉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观其举荐象乾意可知矣。盖象乾专主抚也。”
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也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性,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为其南下寻找更多的突破口。在双方争夺漠南蒙古的竟争中,皇太极的抚驭手段略占上风。这就使明朝北方边防出现了隐患,后金武装随时都可能乘虚而入。
当时这种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确实,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南下让出通道,是不可忽视的隐患。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经由哈喇慎部地面,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他们早已侦知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因此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屿,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阻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离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已经威胁京师。这种突然袭击让紫禁城大吃一惊，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宜布戒严。
面对这种局面,袁崇焕是责无旁贷的。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袁崇焕此时“治兵关外,日夕拮据”(思宗语),自顾不暇,但他毕竟是蓟辽督师,负有分兵成守蓟州镇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在这一地区出了问题,他脱不了干系。
于是他立即派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调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骁将。他接到命令后,火速驰援,行年三昼夜抵达三屯营(蓟州镇的驻地),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入内,只得策马西向。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身中流矢阵亡,全军覆没。赵率教为将廉勇,与满桂并称良将。
他的解围失利使京师外围顿时陷于危急之中。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弃城逃跑。总兵朱国彦愤怒之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思宗得报后十分气愤,立即在平台召见廷臣责备边防无效,询问御敌方略。
在这种形势下,袁崇焕不得不亲自出马,十一月初五日他督率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入山海关内增援。次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以及总兵祖大寿接应。
十一月初十日,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的严峻,向皇上极力推荐原任内阁辅臣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通州(今通县)以控驭东陲,确保京师安全。
思宗不但接受了这一推荐,而且特地召见刚刚履任的孙承宗,与他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久历战争,对袁崇焕过于收缩防线于京师外围的消极部署有不同看法,他只赞成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
他对皇上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思宗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答:“守三河可以狙(敌)西奔,遏(敌)南下。”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京师的企图,也可以防其南下香河武清,包抄京师南翼。
思宗一听点头称是,进而问道:“若何为朕保护京师?”孙承宗提出了诸如整器械、厚犒劳、固人心等具体措施,颇为思宗赞赏。思宗见孙承宗对京师防务胸有成竹,便改变对他的任命,说:“卿不须住通(州),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这样孙承宗就不必前往通州去督理兵马钱粮,而是留在京师担负总督京城内外防务的重任。他出宫时已是深夜,披星戴月巡视了都城的防务。殊不知到了次日半夜,思宗又改变主意传旨孙承宗驻守通州。
当时战火已经逼近京师四郊,孙承宗从东便门出城,率二十七骑冒着烽烟疾驶通州。赶到通州立即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城固守。
二、京师舆论汹汹与满清的“反间计”
此次虏变,暴露了兵部对于军事情报的反应过于迟钝,闻警后又惊慌失措。其实,之所以“连日不见动静”,是敌军正在准备直捣北京的计划,东袭永平、关宁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袁崇焕奉旨侦察后发现,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便率兵跟蹑。这是一招错着,理应狙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毫无阻挡地连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城。
十一月十五日,袁崇焕赶到河西务,与诸将计议前往北京。副总兵周文郁极力反对,他认为:大兵宜迎击敌军,不宜入都。况且敌军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离通州十五里,粮饷取给于河西务,理应在此战守。外镇之兵未奉明旨面轻易进至京师城下,断断不可。
袁崇焕不听,固执己见:君父有急,顾不了这些,倘能济事虽死无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率师直奔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这一决策铸成大错。
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于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师安全。现在他舍弃了这个上策,先是跟蹑敌军,后又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人,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此其一。
其二,袁崇焕的这种消极战略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皇亲国戚与太监的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向朝廷控告袁崇焕听任敌军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的别墅庄园被敌军蹂躏殆尽。当时民谣说:“投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
其三,在京城民众对袁崇焕普遍不满的情况下,皇太极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后金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建州兵进入内地。袁崇焕的上述部署恰恰印证了这种谣言,更加激起公愤。
这一切袁崇焕全然不知,他在前往京城的途中,向皇上上疏对指挥不力引咎自责。思宗下旨安慰:“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十七日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广渠门外。
当时京城戒严,塘报无法送入,到半夜才奏报朝廷:“建虏薄城下。”次日,消息传开后,舆论哗然,京城民众纷纷指责袁崇焕“召敌。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说:“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马募士能入袁营探实者…公（沈文学)慨然应募……公说:天子能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固知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台省含沙,明主投抒,公族无噍类矣。且公往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乎!”袁崇焕的悲剧终于酿成。
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几天北京城中的动态和反应:“(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又云是奴囚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二十日,虏薄城六百,袁师杀相当。至德胜门,满桂总兵战败,城上放炮不能及虏,杀伤残兵殆尽。晚刻,复至朝房会议,余以军旅未学,不敢为金声之见……半夜闻警甚,举家惊骇,坐以待旦”。可见“已已之变”的震动之大,使得朝廷上下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非常状态之中。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二十日,宣府总兵侯世禄、大同总兵满桂屯兵德胜门,与来犯之敌展开血战。城上守兵发炮助战,误伤满桂所部将士,满桂本人也负伤,率败兵百余人退入关帝庙中,以后又避入德胜门瓮城。
与此同时,袁崇焕率总兵祖大寿在广渠门与敌军展开场殊死战,身先士卒的袁崇焕差一点被敌刀砍中,终于取得开战后的一场大胜，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
二十三日,思宗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根据推断,这时思宗已经得知关于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谣言,但是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也为了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人员,他以若无其事的姿态召见这些手握重兵的臣下。
袁崇焕虽然还不知道皇太极的离间计,但鉴于自已曾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如今平辽不仅未见成效,反而导致兵临城下的危局,颇感自咎,心中志忑不安。
他甚至向朝臣扬言:“东人此来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极矣!”举朝一片疑惑,户部尚书毕自严吃惊得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见了皇上,他又强调局势危急,思宗则顾左右而言他,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他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随即向他征询战守策略。
袁崇焕在回答皇上的征询时,始终不敢提及议和之事。当他向皇上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柱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许军队入城休整时,思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看来思宗对袁崇焕已经有戒备之心,而袁崇焕却毫无察觉。
十七日,袁崇焕派出五百人的特遣队,手持火炮潜往南海子附近,炮击皇太极的军营,迫使皇太极逃遁。此后几日京城外围局势渐趋平静。
三、对于袁崇焕的不信任和解职下狱
十二月初一日,思宗作了一系列布置,任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监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任命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很明显,此举是把京城及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应付不测事件。
作好这一切布置后,他下令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此时的袁崇焕正在指挥副总兵张弘谟等追踪敌军。听到来使传旨:皇上召见议饷,立即丢下军务赶往宫中。由于有前几天召见是皇上仍一如既往信赖,因此没有上次召见时那种惶恐心情。
殊不知皇上召对并非议饷,而是宣布将他逮捕,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当袁崇焕进宫后,便有一名太监出来对他说:“万岁爷在平台,速入!”他疾步趋入平台时,见应召前来的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已经先到,预感警沮。
见面后,思宗直截了当地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军犯阙、射伤满桂三件事情。思宗得到杨太监窃听来的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传言,把先前杀毛文龙与今日带兵逗留京城之事联系起来。袁崇焕其实并没有与皇太极“密约”,当然摸不着头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思宗以为他默认了,便命满桂脱去衣服验示所受之伤,那意思是指责袁崇焕蓄意而为。其实当时满桂战于城北，袁崇焕战于城南,互不相干,满桂所受之伤乃城上守军发炮误伤。思宗不分青红皂白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的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崇焕的朝服脱去,扭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南镇抚司监候。
这当然是天大的冤枉。袁崇焕的爱将祖大寿在旁目睹他所敬仰的督师被逮的情景,大为惊讶以至战栗失措,这对于一名血战沙场多年的骁将而言,实在是非同寻常的。
在一旁的大学士成基命观察到了祖大寿的“心悸状”,立即顿首请皇上慎重慎重再慎重,并说:“敌在城下,非他时比”,思宗不听。阁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思宗回答:“势已至此,不得不然。”看得出来,他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但又不能把“密约”的传言放到桌面上,所以他在与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他作为督师的失职:“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理由固然冠冕堂皇,但他没有考虑后果将会多么严重。
四、袁崇焕下狱对于辽东局势的影响
辽东的各路将领平素对袁崇焕十分感戴,祖大寿又与代袁崇焕的满桂互相抵牾,袁督师被逮,又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皇上惩处,于十二月初四日清晨悍然率部东行欲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形势堪忧。
兵部尚书梁廷栋建议皇上召见余大成,谋求对策。奉命前来召对的余大成对皇上说:“(祖大)寿非敢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思宗觉得有理,便责成在场的大臣:“事有可行,宜急图无级。”于是阁部九卿一行入等赶忙来到狱中,对袁崇焕多方开导。
袁崇焕执意不肯:“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袁崇焕始终以为“不敢以缧臣与国事”。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公孤忠请俎,只手擒辽,生死唯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死明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
袁崇焕这才欣然从命,当即写了致祖大寿的蜡书,言辞极其诚恳地要他顾全大局。思宗根据廷臣的建议,派专人持袁崇焕蜡书前往召回祖大寿,同时又要督师大学士孙承宗以个人影响安抚祖大寿。
这几方面的措施果然发生了效力。手持袁崇焕蜡书的信使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人等。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但还是犹豫不决。在军中同行的八十多岁的祖大寿老母果断地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赅,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这才下令回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思宗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虑重重,及至听说辽兵收复不少地方,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守辽非蛮子不可”。所谓“蛮子”,是思宗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五、朝臣的党争让袁崇焕不得不死
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由袁祟焕被逮入狱引起的政局动荡,一些别有用心的入唯恐天下不乱,乘机制造事端,阁党余孽上窜下跳,掀起钦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状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寰的可能。
原先思宗下令速捕袁崇焕时,并没有要把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暂解任听勘”而已。当时朝廷大臣为袁崇焕鸣冤者十有六七,惮于皇上震怒,而未敢轻易进谏。独有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冒险进言,说袁崇焕“义气贯天,忠心捧日”,“身居大将未尝为子弟求乞一官……自握兵以来，第宅萧然,衣食如故”,因此他希望皇上“超释袁祟焕,照资拔用”。
思宗接到这份奏疏,并无丝毫反感冷静地批示:“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从中可以窥见思宗仍想起用袁崇焕“边塞立功”的心情。这与他获悉祖大寿收复永平遵化带后,“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可以互相印证。
由于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与党争纠缠在一起,使事情复杂化以致无法收拾。山东道御史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
与袁崇焕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辅臣分内之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大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叵测。思宗接到这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实就草率下旨:“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商嘱情谋,互谋不举,下听臣会议其罪。”
显然,他已经把袁崇焕“暂解任听勘”,逐步升级到“欺藐君父,失误封疆”,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已故前内阁首辅徐阶之长孙锦衣卫左都督徐本高与钱龙锡同为松江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联姻,当时一个是锦衣卫千户,一个是翰林院庶吉士,都是卑冷之官原无攀附党缘的意图。
现在受到御史的无端诬陷——钱龙锡曾接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银子寄存于姻亲徐本高家，钱龙锡寄存银两数万云云实属无稽之谈。当时钱龙锡以大学士致仕,皇上钦赐驰驿而归,恩礼优容,何必把细软银两寄存与他人?思宗对这位历事四朝侍卫之臣的辩词表示理解,以为是“风闻”,不必追究。
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把财产转移,已经无关紧要,思宗要处决袁崇焕的决心已经下定。
八月十六日下午,思宗先是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辅臣成基命等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然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等文武大臣,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
思宗先定基调“袁祟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在列举了袁崇焕该杀的各种所谓“罪状”后,思宗以咨询的口问道:“卿等已知之,今法司罪案云何?”
对于如此重大事件,诸臣都不敢造次,如果为袁崇焕辩护则得罪皇上,如果赞成处死袁崇焕则于心不忍,因此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思宗以为大家并无异议,便宜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割肉致死。至于袁崇焕的家属,思宗说: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放二千里以外,其余不加追究。内阁辅臣听了立即顿首称谢。思宗又叮问一句:“诸臣更何言?”辅臣说:“其罪不囿。”思宗马上命令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往监刑。袁崇焕这位战功显赫的大帅就这样被他所效忠的皇帝处死了。
六、袁崇焕的冤死
袁崇焕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当时人记载,在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袁崇焕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呜呼,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忠臣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崇焕的功过是非自有公论。《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段议论堪称公正持平之见。
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是一大错误,那么思宗杀袁崇焕便是误杀,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大敌当前,本当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而不应该自相残杀。
对思宗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脚,自毁长城,此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说:“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令人遗感的是,思宗对此浑然不觉处死袁崇焕后还振振有辞地说:“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说袁崇焕“通虏谋叛”实在是冤枉！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