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很值得讨论!因为一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对象是低收入群体,如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和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等。但是从——“为什么企业每月3000元的工资,农民工不愿意干,而城里人愿意干?”——这一现象,这一问题中可以看出,有些社会保护政策其实并没有保护到真正需要保护的对象。
为什么企业每月3000元的工资,农民工不愿意干,而城里人愿意干?
在劳动力市场中,对于没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高工资层级,而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低工资层级。为什么这样说呢?
通常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得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工资(商品)的效用价值取决于其边际效用量,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一个面包给一个经常忍饥挨饿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效用,比给一个吃饭问题有保障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会随着劳动者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础消费量”的提高而减少。直白点说,一定的实际工资给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效用会比给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劳动者所带来的效用要小。
对于同样的工资水平,“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由于带给他的效用相对较小,他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也较少。而“基础消费量”较低的劳动者所愿意付出的劳动量则会相对较多。
在完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对于没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决定其工资水平的只有付出劳动量的多少。工作所需付出的劳动量越多,劳动时间越长,劳动强度越大,工资便越高。反之,便越低。
再假设劳动者之间没有体能方面的差异。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所愿意付出劳动量最多,或者说,在付出同样多的劳动量的情况下,“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所能接受的工资水平最低。那么,分布在最高工资层级的劳动者当然是那些“基础消费量”最低的劳动者,因为付出最多的劳动量他们所要求的工资最低,其他劳动者都会被他们挤出最高工资层级。分布在稍低一些的工资层级上的劳动者会是“基础消费量”稍高一些的劳动者。那些“基础消费量”最高的劳动者会分布在最低工资层级上,因为付出同样多的劳动量他们所要求的工资最高,在任何工资层级上他们都会被“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挤出,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才没有人与他们竞争。
因而即使考虑到劳动者有体能方面的差异,“基础消费”不同的劳动者在工资层级上的分布也是: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高工资层级,而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会趋向于分布在较低工资层级。
农民工的“基础消费量”较低,而城里人的“基础消费”较高。所以农民工一般都从事那些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工作环境恶劣但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作,而城里人一般都从事那些工作时间短、劳动强度低、工作轻松但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
那么这样看来,如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从中受益较多的会是那些“基础消费量”较高的劳动者。那些真正最迫切需要提高收入的“基础消费量”较低的劳动者反而享受不到相关的福利。这样相关的一些收入分配政策其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甚至是完全无效的。
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在不断增长,但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却很不明显。我国在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