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待这一历史事件时,通常会忽略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功臣们迎立代王刘恒时,后少帝刘弘还在位,他们这么做并不具备合法性。功臣们指称刘弘并非惠帝亲子,实际上也没有任何证据。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这段历史时,曾不止一次用了“阴谋”等字眼。
“诸大臣相与阴谋……”“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暗示了整个过程充斥着阴谋和利益交换,功臣们如此作为的动机究竟又是什么?
一为“固权”,二为“自保”。其根源在于功臣们对不确定的未来,内心中其实是充满恐惧的。
说功臣们内心中充满恐惧,并非标新立异。以当时的形势,汉家天下为刘姓所有,这是政治上的共识。功臣集团虽然灭掉了诸吕,可天子早晚还要由刘姓人来做。
这一点,作为松散联盟的功臣集团无法改变,而且功臣当中不论陈平,还是周勃、灌婴,都没有后世曹操、司马懿那种权臣的基本条件,妄图以扶立天子把持朝政,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能做的,就是找一个大家都认可,性情相对温和又易于控制的人,拥立为天子。参与平乱的齐王刘襄三兄弟既有功劳,又过于强势,显然绝非合适人选。功臣们只能将目光落在刘邦还在世的两个儿子身上,即年岁稍长的代王刘恒,以及较小的淮南王刘长。
功臣们内心中的恐惧多数难以明言,大致有以下三点。
来自于天子的不确定性,在于新天子一旦掌握和巩固权力以后,会不会对功臣集团进行清洗。毕竟他们可是曾经以暴力手段废立过天子的人。相信不论由谁做了天子,恐怕都很难容许卧榻之侧,酣睡着这样一群人。
来自于新外戚集团的不确定性,汉家以孝治天下,来自于天子母族和妻族的外戚,就成了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功臣集团不能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新的外戚集团像吕氏一样强势,争夺权力在所难免,恐怕不用天子出手,外戚就能把他们全都收拾了。
功臣集团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新格局下的权力分配,一旦有所不均,很可能就会成为龃龉的诱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成了备选天子。
前文列举了功臣们的恐惧心理,他们在挑选天子的时候,也必然会由这几处入手。
首先看年纪较小,更容易控制的淮南王刘长。
刘长幼年丧母,一直由吕后抚养长大,仅此一点,就已经犯了功臣们的忌讳。万一他念及吕氏的恩情,将来为诸吕复仇,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刘长的性格又有缺陷,鲁莽、任性、睚眦必报,从他后来锤杀审食其就可见一斑。
所以,淮南王刘长虽然有着年幼易于控制的优势,但其劣势则完全不能让功臣集团容忍和接受。
比起年幼的弟弟,代王刘恒过早接触到残酷的政治斗争,为自保学会了韬光养晦,做事低调谦逊,从不像齐王、赵王那样,引起过多的不必要关注。甚至还会对吕后表现出明显的顺从。
而且,刘恒本人的性格也比较谨慎、宽厚,从没做过出格的事情。仅此一点,就与其他飞扬跋扈,生怕没了存在感的诸侯王们大不相同。
除此以外,刘恒的母族和妻族都十分弱小,母亲薄氏,品性良谨,出身低微,家族人丁单薄,妻族窦氏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即便如此,功臣集团在刘恒即位以后,也没有放松过对薄、窦外戚的管控和监视。周勃和灌婴就曾针对窦家兄弟有过这样一番话:
“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
生怕窦长君和少君也效仿吕氏故事,再搞一出窦氏之乱。于是,功臣们挑选了有节行的长者教导他们。
“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功臣们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刘恒于各个方面都胜过刘长,看起来更适合被迎立为天子。
周勃作为功臣集团中的领军人物,在确定天子人选以后,亲自到渭桥迎接,并且希望私下里觐见刘恒。但是,他却万万想不到,这一行为遭致代臣宋昌的当面教训。
“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无奈,周勃只好跪倒,并献上天子玺符。
岂料,刘恒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不但不收玺符,还硬邦邦的扔下一句:
“至代邸而议之。”
周勃热脸贴了冷屁股,并成为后世笑柄。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功臣集团的不自信,他们希望讨好刘恒,而且还试图向外界营造一种,双方亲密合作的假象。
不过,此时的刘恒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不但小心翼翼的与功臣集团保持距离,还试图拉拢诸侯王,并稳定他们的情绪。
刘恒即位已成定局,功臣集团即便后悔,也来不及了。
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代王刘恒渔翁得利
刘恒能够躺赢,除了他自身有着诸多优势以外,还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之间的博弈与较力。
早在高后驾崩之时,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就在身为齐王的兄长刘襄和功臣之间积极奔走联络,试图在未来的权力重组中分上一大杯羹。
功臣们也不傻,敏锐的意识到了其中的机会,于是就让刘氏兄弟怂恿齐王刘襄,以讨伐诸吕的名义起兵
刘襄本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长子,自持身份贵重,对皇位也动了心思,当即以吕氏违背“白马盟誓”为借口,起兵进攻长安。
如此一来,便正中功臣集团下怀。原本兵权掌握在吕氏兄弟手中,功臣们难以染指。可齐王起兵之后,合法染指兵权的机会就来了。
面对咄咄逼人的齐王,吕氏兄弟无人可用,只得启用老将颍阴侯灌婴,带兵讨伐。
吕氏兄弟并不知道,齐王起兵和灌婴领兵,早就是功臣集团计划好的。所以,灌婴大军行至荥阳以后就按兵不动,并且派人与齐王联络,商讨诛除诸吕的行动。
“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
与此同时,功臣集团利用灌婴和齐王形成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开始了针对吕氏的夺权行动。很快,吕氏集团被孤立,吕禄迫于压力放弃兵权,寄希望于求和。周勃趁机掌握北军,一举诛杀吕氏兄弟。
诸吕被诛之后,齐王集团与功臣集团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双方又围绕着帝位,展开了明争暗斗。
齐王集团在诛除诸吕时,表现出的实力令功臣集团深为忌惮,所谓拥立齐王云云,不过是一个诱饵,根本没打算让他来做汉家的天子。
所以,齐王刘襄一直都是功臣集团利用的棋子,再加上手下大臣将领又多是些外强中干的货色,虽然有刘章、刘兴居兄弟卖力奔走,却终究不是功臣集团的对手。
功臣们善于使用阴谋诈术,显然更胜一筹。于是才有了:
“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刘襄最终无缘帝位,于汉文帝元年抑郁而死。
除了功臣集团与齐王集团的博弈,诸侯王之间也充斥着明争暗斗。齐王刘襄在起兵之初,用诈术诱夺了琅琊王刘泽的军队。刘泽怨恨刘襄,便积极怂恿刘襄争夺帝位,同时又伺机脱身。
等到周勃铲除诸吕以后,有大臣提议迎立齐王,刘泽便第一个站出来,积极反对,并且直指齐王舅父凶残暴戾,恐成吕氏第二。
“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
由此可见,功臣集团在考虑天子人选时,母族和妻族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指斥齐王舅父的同时,刘泽又认为,代王刘恒的母亲薄氏是君子长者,其本人又是刘邦的儿子,且年纪最长,当立为天子。
“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於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
这些意见深入功臣集团之心,也觉得代王刘恒才是合适的人选。
结语
以上可知,立谁做天子根本不看谁的功劳大,而是各个集团在进行了复杂博弈之后,折中一致的结果。
不论代王刘恒本人的能力如何,只从出身到母族、妻族等各项条件来看,都十分符合功臣集团的要求。再加上以琅琊王刘泽为首的诸侯王推波助澜,躺赢即位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