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来源：当时他在桂林当官，明宗室家奴放狗咬人，一个屠户杀狗救下一个秀才，结果判案时秀才慑于贵胄势力又拿了钱，想改口供陷害屠户，被曹学佺识破，最终屠户无罪，涉案人和秀才遭到了判罚。事后曹学佺就写下了这副联。
（曹学佺）
古诗名言，自有他的道理~但是小严认为，也许这句话适用于古时候，对于现在而言就不太实用了！
你书读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你相对而言的自身素质就会越高，这样的话，你就会变得更加完善。读书人会有更多种方法来帮助你，时代变了，只有多学习才会变得更加完美！
而没有文化，在现今时代是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就连他自己都难以在社会立足的时候，他拿什么来做一个仗义之人？拿什么来帮助别人？他只会想法设法的活下去，很有可能会触犯法律！
所以有些道理在古时候很有用，但是在现今也许就没那么好用了！个人愚见，不喜勿喷！
这句话算是说了大多数人了。像我堂叔，在镇上中学教书，到做校长二十多年，有不少是冲着他的管理有方去了他在的学校。学生从学校走出去，有点都没有毕业，有的上重点，上大学。但是日后在街上看到他还叫他老师，校长，有空去他那里做客的却都是那些曾经学习不好，那些被退学的。那些上重点，上大学的见了面出来都没有主动的问过一回。
第一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出处。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原文本为“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相传是明代诗人曹学佺的著名对联。意思是说，讲义气的多半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而有知识的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
第二部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背后的故事。
据说，曹学佺这副名联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大快人心的故事。
相传明朝，桂林皇亲宗室素来骄横，好养斗犬，用做宫廷赌博娱乐，家奴们也依仗自己是皇亲奴才骄横跋扈，不仅欺压百姓，甚至连官府都不放在眼。！每当闲极无聊时，就牵出斗犬，任意让其撕咬路人，以此取乐。百姓和官府都敢怒不敢言。
后来天启二年（1622），“闽中十才子”之首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到任前他就对桂林的皇亲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一看之下果不其然，暗暗决定要好好地杀杀这帮恶棍的威风。
一天，皇亲的奴才又闲得无聊，故技重施放出斗犬，让其任意撕咬路人，一秀才奔跑不及，扑倒在地，斗犬骑在秀才身上任意撕咬，秀才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杀猪佬，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皇亲的奴才一看，区区贱民竟然把主子心爱的斗犬杀了，那还了得！他们把杀猪佬捆绑起来连同死狗一起送到官府，要官府判他死罪给狗偿命。
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不畏惧皇亲宗室，判其屠夫无罪，更判皇亲要赔偿给秀才医药费。皇亲一看，这样判决自己脸面不保，但在章法上又拗不过曹学佺，心生一计，要求重审，并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说他自己和斗犬相好，是朋友，那天是斗犬和其在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斗犬，要屠夫给斗犬偿命！
再审时，秀才贪图财物又惧怕皇亲势力，就出卖了屠夫，更改了口供。曹学佺，听完秀才改的口供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与狗相好，认狗为友，伤天害理！天容你，我不容你！”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终于招了是皇亲如何用重金和威逼要他做假口供。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曹学佺重判：
屠夫无罪；秀才与狗相好、认狗为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皇亲当狗！
并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千古名联。
第三部分：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理解。
这句对仗的话包含了两对反义词，一对反义词是“仗义”和“负心”，一对是“屠狗辈”和“读书人”。这句对仗的话通过出身和地位反差巨大的人，却做出反差更为巨大的事情，来烘托出读书人往往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而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反而重情重义、忠肝义胆。纵观历史，比对现实，事实上果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吗？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一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对，因为：讲义气的多半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而读书人却往往做出违背良心、背弃情义的事情。就比如曹学佺审案故事里的杀猪人和秀才。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二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看问题、做事情简单、直接，面对一件事情自认为对就去做，不会思前想后，是奔着一种朴素的“对错观”而去的，这样看上去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有情有义，正气仗义；而读书人看问题、做事情不会停留于事情的表面，往往会深入思考更本质、更内在的东西，会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再做出选择，这样看上去他们显得冷漠、不近人情，让人觉得容易背信弃义、负心绝情。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三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是错误的，人们只看到表面现象，没看到更深层的本质，因为：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大多只看重眼前利益，给他们一点物质利益或感情笼络，就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所谓的仗义只不过是表层的江湖义气甚至是个人利益，他们往往为了这种表层的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和理想；而读书人眼里看重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义，置江湖义气和个人利益于不顾，他们往往很难被别有用心的人收买，他们有着铮铮铁骨和家国情怀，有着伟大的信仰和理想，所以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污蔑，说他们多是负心之徒。比如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据说把侵略者带进城里的恰恰就是这种“屠狗辈”，而且，只要侵略者给一点好处，就有大批的愚昧民众主动为侵略者效劳。包括抗日期间，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读书人出身，他是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结果就是被一些无耻汉奸出卖了，其中最关键的汉奸就是个典型的“屠狗辈”。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四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太僵化、太绝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不管是无知无识的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都有“仗义”的人，也有“负心”的人，凡事岂能一概而论呢？比如《水浒传》里，既有“王婆”这样歹毒绝情的市井之徒，也有“黄文炳”这样歹毒绝情的身为通判的读书人；既有曾被鲁达搭救而知恩图报的金老汉父女这样的市井之徒，也有“小苏学士”这样善良仗义的读书人。一个人是仗义还是负心，和他的出身贵贱无关，和他的文化高低也无关。只和这个人所处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大环境有关。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白纸一张，没有什么善恶黑白的区别。后来之所以会产生善恶黑白的巨大差别，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包括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让有的人渐渐变得自私无情，而有的人却成为仗义善良的人。
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的第五种理解。
这种观点认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这句话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因为：一个人不管是市井之徒还是读书人，他是选择“仗义”还是选择“负心”，关键在于利益把他诱导向哪个方向，以及这种受到诱导的利益有多大而已。如果利益诱导他“仗义”，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一定能“仗义”；反之，如果利益诱导他“负心”，只要这个利益足够大，他就会选择“负心”。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层出不穷的汉奸，无不是受到足够大的利益诱导，让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背叛国家和民族；而那些像杨靖宇等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则是受到伟大理想的诱导，这些伟大理想就是他们眼里的“巨大利益”，让他们甘愿为民族和国家而献出生命。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明朝官员曹学佺断案的判词，因为判得好、说得好，故一再流传，数百年来成了一句经典名言和俗语。
明朝晚期，官场腐败，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骄横不法，欺凌百姓，不但他们骄横，而且他们的家奴更是狗仗人势，作威作福。
明天启年间（1621—1627），曹学佺出任广西右参议，主管刑狱。当时，桂林的皇亲国戚无法无天是有了名的，曹学佺上任不久，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案子。
一天，某皇亲的家奴寻刺激，竟牵出主人那凶猛的斗犬，撕咬路人取乐，某秀才因没及时避开，被狗扑倒在地，咬得鲜血淋漓，恰在此时，一屠夫冲上前去，手起刀落，将斗犬的头一刀砍下，救出了秀才。
家奴一看主人心爱的斗犬被砍死了，便一窝蜂上前，将屠夫捆绑起来，送到官府，要求断案的曹学佺给屠夫治罪。曹学佺不畏权势，公正执法，不但将屠夫无罪释放，同时还判家奴向秀才赔偿医药费。
家奴横行惯了，怎咽得下这口气？随后重金贿赂秀才，让秀才改口供。秀才贪图钱财，在家奴再次申诉重审时，改口说自己与斗犬是好朋友，朋友之间闹着玩，屠夫故意杀害了斗犬，属于“故意伤害”，家奴因此要求懦夫给狗偿命。
曹学佺一听供述，知道秀才被收买了，大骂秀才道：“屠夫舍命救你，你不知恩图报，反恩将仇报，恶狗无端咬你，你反认狗为友，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于是，让衙役上刑，把秀才一顿好打，秀才挨不过，只好招认受贪图贿赂、诬陷屠夫之实。真相大白。
于是，曹学佺重判屠夫无罪，秀才认狗为友、恩将仇报，革去功名！
曹学佺仍然义愤填膺，便在案卷上写下判词：“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讲道义的，多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人，那些满肚诗书的，到了关键时候，往往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这句话，常让我想到一些人，或小说形象。
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对宋江多么敬重、义道？人前人后，全护着宋江；冲冲杀杀，全为了宋江。对也护，错也护，成了宋江身边最忠心的保护神。然而，宋江最后为了实现自己投降的目标，为了得到名声和富贵，竟然一副毒药将这个对自己最好的兄弟给毒死了，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
像《红楼梦》里的“醉金刚”倪二也是。贾芸想到王熙凤手里谋个事，他向开香料铺的舅舅卜世仁赊点香料送王熙凤，他舅舅不但不赊，还对贾芸一番数落，在贾芸深感人情淡薄之时，是“醉金刚”倪二，一个放高利贷的泼皮，大大方方借给他15两银子，连欠条都不要，连利息都不要（他可是放高利贷的），真可谓：“仗义每多屠狗辈！”
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现象更是多了去了。
存在就有道理。
这句话为什么存在？
一看就知道这是读书人说的。
读书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这是因为不管在哪个时代，读书人都属于社会地位普遍不低。
无情多是读书人，是说读书人中，他的读过书的朋友里，多是讲利益不讲情义的。而那些认识他的屠狗辈们，对他都是真心实意的。
社会地位不同，屠狗辈们见了读书人，会有种矮人一头的自卑感，或是钦佩感。所以对待读书人时就会显得比较热情。
但是读书人之间，谁不知道谁有几斤几两？你识字我也识字，你能对对子我也能。你没靠山我有靠山我就比你高一等。都没靠山的话，就是难兄难弟，你耿直我圆滑我就比你混得好。
看看老外在中国，其实也是一句话的另一种呈现方式。在外国混不下去的人在中国却能被朋友当成贵客。
如果以老外的视角诠释这句话，应该就成了:仗义每多中国人，无情多是本国人。
这是一群自以为矮人一等的人，崇拜一个看起来比他们要好的人。
如果这个读书人没读过书，也在屠狗辈们中间混日子，接触不到读书人的圈子。他可能就会说:仗义每多庄稼汉，无情多是屠狗辈。
人对自己了解不深的，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群体，都有种天然的憧憬。
谢谢邀请。对于“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话的理解，要从广义上去考虑。句中的关键词是“屠狗辈”和"读书人"，弄清楚了其指代意义，句子的意思也就基本明白了。
首先，“屠狗辈"是一个文白夹杂的词语，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杀狗的一类人"。但在"仗义每多屠狗辈"这个句子中，“屠狗辈"的意义又泛化了，它是与下句的"读书人"相对的一个名词，故应理解为"生活在底层的被人认为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其次，对“读书人"这个词语的理解，不能看其字面意义，这个词语不是指正在读书的人(即学生)，而是指己经读过书的人。如上所述，因为它和上文的“屠狗辈"相对，故应理解为那些“有文化知识且有一定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的人"。
最后，我们把对关键词的上述理解，代入到“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联语中，意思就清楚了。这两个句子大意说的是老百姓大多讲究仁义道德，相反的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士绅大都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两个句子合在一起，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生态。
屠狗辈：这是代表一类人，身份地位不高甚至低下的人；仗义每从屠狗辈，并不是说屠狗辈的都仗义，而是这类人更容易朴实的去维护别人，这种因素很复杂，其深处更是人心和人性部分。我简单说几点：1、身份低下促使他们处于弱势，所以更愿意联合别人来形成团体，通过维护团体利益来保证自身；2、生活困苦，更明白做人的艰辛，往往对别人的帮助更容易铭记于心；3、生活于市井，屠狗辈性情多豪气，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维系。4智力有限，无法看透事物的利弊，缺乏智慧去应对
读书人：这是代表思想灵活的一类人。其实人开启智慧之后，人的头脑更为灵活，对于问题更能看到深处危害自身利益的地方，而这类人往往平日不吃苦，本能的趋利避害无法去克制。因为太聪明，往往知道害处之后会想办法规避，将责任转嫁于他人。更为甚者是对于利的追逐，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聪明?贪念?捷径往往会让这个读书人通过牺牲别人来获取自身利益。而屠狗辈的智力有限，很大程度是无法对别人下套路来获取利益的。
人类最强大的是大脑，聪明本无罪，但是贪欲与懦弱，会让人比禽兽更为低劣。
首先说一下啥叫屠狗辈。在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我们的祖先主要的肉食就是狗肉，而不是后世的猪牛羊。直到汉朝，猪都没有彻底驯服，人们吃的还是野猪肉，而野猪是非常难抓的。至于鹿肉熊掌，更是比较稀缺，只有上流社会的贵族才能吃上，普通百姓想要开荤，也就吃个狗。
或曰，羊总比狗好杀吧，为啥羊肉不是主要肉食呢。因为羊少。羊需要牧场，而牧场被匈奴人占据着，中原直到江南的是没有牧场的，所以羊是稀缺肉食。美这个字就是肉羹的意思，意思吃上一碗羊汤多美啊。
因此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屠狗的生意很旺，刘邦手下大将樊哙就是屠狗的，韩信还被屠狗少年欺负的钻了裤裆，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在闹市结交了一位豪杰，名叫朱亥，就是屠狗的。据说桃园三结义之一的张飞三哥，也是屠狗出身。
这帮屠狗少年聚集闹市，成为当地一霸，说白了就是黑社会，也就是贾樟柯电影中的江湖好汉，社会人么，当然是义字当头，为朋友两肋插刀，抽冷子也插朋友一刀。
屠狗辈未必个个仗义，但是仗义者的比例还是很高的，比如朱亥樊哙张飞。朱亥为了报答信陵君知遇之恩，出主意窃符救赵，最后拔剑自刎，樊哙在鸿门宴上不顾个人安危跟项羽硬杠，刘邦方才脱险，张三哥不解释。
读书人负心，比例很高，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被李甲所负，陈世美考中状元，抛弃了结发妻子秦香莲，秦氏来找他，还差点被他灭口。西厢记中的张生，就负了任盈盈。焦仲卿负了刘兰芝，陆游负了唐婉，晚明的大儒钱谦益，负了董小宛。
为啥市井屠狗之辈比饱读诗书之徒要讲义气，因为他们就靠义气活着，没有了义气，就难以生存，义气是他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读书人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是义气，而是仁德。仁属于儒的范畴，义属于侠的范畴，不是一回事。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者柔也，讲究一个退字，侠者，狭也，讲究一个进字。所以有了事，侠者就出头了，儒者就退缩了。
流氓假仗义除外。
随便来句俗话来句诗，就要把全世界往这非黑即白的句子里装，那世上之人未免太单纯，世上之事也未免太无趣了。所以，问题的重点似乎不在于句子本身怎么有道理，而应该问问什么是“屠狗辈”的仗义和“读书人”的负心吧。自古以来有人饱读诗经，可依然干着与本身学识不相符的事情，即使有人大字不识，可依然一身正气，这些和自身修养，家庭教育是离不开关系的！
有一位兼司法官的县长曾和我谈到过很多这种例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 ——费孝通《无讼》
费先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至深，仅是这一小段的文字，似乎也能看出“屠狗辈”和“读书人”的影子来。我以为，所谓“屠狗辈”的仗义，大多是“礼治”千年的遗产，哪怕是贩夫走卒、目不识丁，只要生活在传统的时空内，必然受到强大的“礼治”的规范或束缚或压迫。田里种地的老农，谁明白什么环保理念，但都明白轮耕休田的道理，违背了这祖传的规矩，就会地力枯竭，自食其果；村间无知的老妪，谁会懂得什么物权法，但必然知道欠钱要还的道理，否则小小乡村内，信誉一旦受损，也许就会终身沦为话柄。所以，别看“屠狗辈”们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文化”，但千百年来，乡土社会能够运转如常，莫不是靠着这份礼治的秩序，它不依着什么外在的权力，而全仗着教化之中带来的敬畏感，并由此而形成自然的服膺。“屠狗辈”，从某种层面上说，不是混乱，而是一种天然的秩序，从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到古典经济学里自由竞争的理念，其实多少都有些这样的影子，对应的不是文盲，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正应了子曾经曰过的：“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屠狗辈们没几个人背得出这句话，但恐怕都明白这个理。
再说“读书人”，古代能够改变个人乃至家族命运的方式，除了造反，恐怕唯有读书。可那些读了书的人，好比《莺莺传》里的张生，一无所有时引得崔莺莺抛弃一切以命相随，可高中状元后却免不了成为读过书的负心汉。历朝历代，类似的故事绵延不断，无不带着尖锐的刺刀直指那些无辜躺枪的读书人们。教化固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多少也能看到，这些凭借自身的某种能力或优势得以暂时摆脱某一强大传统束缚的人，很多都选择了抛弃旧有的“礼”而远走高飞去了。这么想来，古代的读书人虽然大体上也还是生活在整个传统的礼治秩序之中，但多少不必再守着小小乡土那点时空范围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了，有机会突破乡土枷锁的他们自然更有机会见识广阔的世界，而全然固化一成不变的传统是无法应对个人视野之变革的。尤其在转型的社会之中，就更是这些读书人的舞台，每当社会变革、战争、骚乱，多少都看得见读了几本书的败类借着自己的能力或权势，来负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甚或负世界历史潮流的心，倒不是只有“读书人”才会负心，而是“屠狗辈”们未必有负心的能力。
最后，还是再援引费先生的一段文字。
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的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 ——费孝通《礼治秩序》
费先生做学问，眼光锐利冷静，内心却总是充满温情的。“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可追问背后理由的，毕竟不是那些对这套方法再熟稔不过的“屠狗辈”们，而是一个搞社会研究的“读书人”。换个情境，进入现代社会的我们，给孩子看病时，谁还真的愿意去找个“屠狗辈”般的乡间游医而不要去看“读书人”出身的正经医生么？
至于感叹世风日下，叹读书人都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借此来反读书，甚至反智，那就还是省省吧。世人对“屠狗辈”和“读书人”的期待本身就天差地别，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也全然不可逆、不可阻，诸位还是乖乖做个有良知的读书人，趁着礼治已坏、法治又还没健全的时候，传承一下“读书人”的祖训和理想吧。古训“修身”为先，这点觉悟都没有，也就别张扬自己是读书人了。
以上的回答，也许扯得远了些，但这个问题的症结必然不在通过你举一例我举三例来论证或互驳。当然，如果硬要回到这句话本身，无论去论证其充分性还是必要性，明眼人都看得出其中的荒谬。可俗话老话，太多是这种非黑即白、划阵营、贴标签的套路，也自然特别迎合受了些什么伤害的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念之叹之、奉为圭臬，大叹其乃“人生真理”了——毕竟，对号入座比就事论事容易得多。每个人有不懂的见解，只在于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