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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设了一个局,谁入局谁死。

他的这个局实际上得从李善长罢相之后开始说起,当时,朱元璋跑去试探刘伯温,说:“老李辞官了,我想让杨宪接手他的工作,老先生呀,你看怎么样?”

刘伯温素和杨宪交好,皇帝竟然问自己能不能让杨宪当宰相?皇帝这么喜欢猜忌,哪能说杨宪的好话?所以,老刘老老实实地评价了杨宪:“杨宪呀,我看不行,他这个人虽是宰相之材,可却无有宰相之气量。”

老朱有点意外老刘会这么说杨宪,既然老刘这么说了,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所以想了想又问:“杨宪不行,那么汪广洋如何?”

老刘摇头:“汪广洋更不行,他心胸之狭隘甚于杨宪。”

老朱见老刘又否决了汪广洋,心中顿时又有了一个人选:“胡惟庸呢?”

老刘仍然摇头:“宰相是为帝王驾车之人,让胡惟庸为相,我怕他会弄断车架的车辕呀!”

老朱顿时气了,杨也不行,汪胡也不行,看来呀,只有老先生才能当咱的宰相了!

老刘急忙摇头,不行不行,我更不行,我又嫉恶如仇又懒于处理繁务,让我为相,恐怕只会辜负圣恩呀。

刘伯温跟了朱元璋这么多年了,他深知朱是一个怎样的人,朱恨不得将天下之权揽于一身,李善长之所以罢相,不也是惹恼了朱?

更何况,朱元璋动不动说刘伯温是“我的张良”,张良为刘邦打下江山后的结局,刘伯温可一清二楚,所以此时朱一说让他当宰相,他便知道这是朱在试探自己,所以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这事要换成了胡惟庸,恐怕老胡当场便会磕头谢恩说,好呀,好呀,我一定为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是,刘伯温却不会。

所以,刘伯温没有入朱元璋的局,一个名为“废相”的局。

朱元璋想废相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李善长仍在相位之时,他便已经感觉到了相权对皇权的诸多掣肘,再加上李善长擅权骄纵,所以他当时就想废了李善长。

为此,他还特意跑去和刘伯温商量,但是被刘伯温给劝住了:“李善长功勋卓著,颇有威望,又能调和诸将,你别冲动。”

朱元璋虽然没动李善长,但是废相的念头却越来越浓了。

李善长的辞官罢相,正好给了朱元璋一个设局的好机会,这个局可以说是一个必死之局,谁入局谁就得死。

朱元璋为什么要问刘伯温杨、汪、胡三人适不适合当宰相,难道他真不知道杨、汪、胡三人的为人?说白了,他是想让刘伯温入局,可是刘伯温实在太精明了,根本不上他的当,他能怎么办?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所以,刘伯温不是劝他不要用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吗?他偏偏要用!

朱元璋用的第一个人是杨宪,只不过,杨宪确实和刘伯温说的一样,心胸太狭隘,所以虽然几乎有了宰相的权力,却还没来得及坐上宰相的位置便已经被砍了头。

杨宪升任中书右丞之后,一边想取代李善长,一边又想打压汪广洋,他虽然成功地打压了汪,可却输给了李。

杨宪当不成宰相,废相的局也开不了,所以朱元璋的目光转向了汪广洋。

杨宪一死,朱元璋急忙一纸诏书将被贬到海南的汪广洋召回了南京,然后被迅速提为右丞相,也许是怕汪广洋重蹈杨宪的覆辙,所以这才急迫地让他当宰相吧。

刘伯温不是说汪广洋的心胸更狭隘吗?让汪广洋当宰相,还怕他不犯错?只要他犯了错,便可以治他的罪,然后顺势废相!

可是,朱元璋又失望了,汪广洋当宰相后却没有利用相权打压异己,反倒玩起了尸位素餐。

朱元璋怒了,不但罢了汪广洋的相,还贬他去了广东。

1373年,汪广洋被罢右丞相一职,半年之后由胡惟庸接任,废相之局这才得以顺利进行。

胡惟庸能够顺利为相,也得亏了李善长的举荐,此时李虽不在相位,可却仍然能够影响到朱元璋的人事任免,由此也可见他的势力有多强了。

所以,胡惟庸方才为相,为了坐稳相位,他只能也得靠向李善长。

对于朱元璋而言,胡惟庸和李善长还是同一阵营,所以对胡惟庸下手也不能太早,但是他知道胡迟早和李分道扬镳,所以他只能等。

这一等,便是4年。

1377年,此时胡惟庸已经稳坐相位,当了左丞相,但是缺一个资历相当的政敌,只有让他有这么一个政敌,他才会出手,才会露出破产,所以朱元璋又将汪广洋调回南京任右丞相。

不论汪广洋能力如何,只要他在右丞相为上,便是对胡的威胁,所以专权跋扈的胡肯定会出手打压汪。

所以,朱元璋只要坐看胡、汪相斗,他们越斗,破绽便会越多。

1379年,朱元璋终于出手了。

这一年,御史中丞涂节突然同时举报胡惟庸和汪广洋,说刘伯温是胡惟庸毒死的,汪广洋知情不报。

让人怀疑的是,涂节原本被胡惟庸收买了,打算一起谋反,可是为什么却突然举报胡惟庸意图谋反呢?

所以,涂节可能是朱元璋故意推到胡惟庸身边的地雷。

胡惟庸一则确有一定的野望,二则受到了朱元璋的逼迫,此时为相多年的他已经积蓄了不小的势力,所以才决定铤而走险。

涂节的举报,正好给了朱元璋下手的机会,最后朱元璋不仅杀了胡惟庸,还得以借着胡惟庸案给顺势废除了丞相制度。

涂节可就倒霉了,举报完了胡惟庸,自己也没能幸免。

所以,胡惟庸当时宰相之后,朱元璋为了等一个对他下手的最佳时机,只能选择忍了,这一忍便是七年。

最佳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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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胡惟庸定罪“谋反”被杀,涉案人员多达三万余人,早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颁布了朱元璋诏令:

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

凡事六部管辖的事情都不用经过中书省,意味着丞相的权利成了摆设,胡惟庸彻底失去信任,他从洪武六年(1373)继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五年,胡惟庸从官场得意马上变成人生失意。

这么一算朱元璋只忍了他两年,就准备让胡惟庸人头落地。

当然光看时间节点,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时间过后,我们可以发现答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的《昭示奸党录》里,定位李善长为胡惟庸从犯处死。

用了整整十余年时间,朱元璋才平息了胡惟庸案的怒火。可见胡惟庸案牵连之众,影响之广在明朝四大案中独树一帜。我用这十年发生的事,我给大家一一揭开胡惟庸案背后的秘密,到底是谁在隐忍?谁在谋反!

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意味着近二十年的民族矛盾彻底消灭,让朱元璋意想不到的是激烈的内部矛盾开始不断激化,明政治体系分成淮西、浙东两派,双方为了权势不停地拳打脚踢。

胡惟庸就是淮西派的中流砥柱,我们仔细看胡惟庸的履历,在朱元璋开国分封六个公爵,二十八个侯爵的名单中他并不在列,就这样胡惟庸能从一个七品知县跃为百官之首,替代李善长作为帝国权柄最大的左丞相。




胡惟庸的崛起是党争态势中的异形产物,随着党争而和皇权相争。

类似淮西、浙东的矛盾从任何朝代无法断绝,汉朝有外戚之争、宋朝有文武之争、唐朝有牛李党争,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这种党争之所以无法断绝是因为党争的发起人都是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人物,处置不好会动之国本。

强势如朱元璋,怎么能容忍被大臣拨弄敏感的专权神经?于是在党争中寻找突破口,发现两党是以丞相一职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丞相的职能是辅佐皇帝承上启下,而党争的恶化让丞相成了打击政敌的最强武器,承不承上大可不必,但是必须启下。

在李善长的带领下淮西集团无限做大,浙东集团开始凋零。原本可以制衡的政治体系成了一边倒,成了皇权和党权的直接矛盾,皇帝和丞相的硬性PK。此时朱元璋已经有心事罢黜丞相,于是劝退李善长,而李善长却把胡惟庸这只奇兵埋伏在明政治体系。


胡惟庸作为李善长的绝对嫡系,朱元璋为什么选择继续放任淮西党?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致仕,作为开国六公爵之首,李善长的影响力不可能因为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反观淮西一派,也丝毫没有因为带头大哥的失势低调行事,放弃私利,反而越发努力巩固自己党派地位,这也是朱元璋最忌惮的地方。

在确定丞相一职时,朱元璋曾和刘伯温有过一次“相位论”,刘伯温曾举荐过三个人(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评价最低: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本意是指胡惟庸就是个搅屎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次富有深意的谈话却决定了明朝最快的职位轮换。

实际上杨宪和汪广洋是朱元璋的代言人,用来制衡淮西党,维护皇权的职业打手。朱元璋本意是不想倾向浙东党,继续在两党中间首鼠两端,可惜这两人的表现让朱元璋大失所望,杨宪利用职能大肆打压对手,而洋广洋无为而治,说好的听我的话办事,可是臣办不到。可胡惟庸能办得到,那就让他上吧!


朱元璋和李善长,到底是谁捧杀式的让胡惟庸走向灭亡?

杨宪、汪广洋先后在丞相职位上一轮游,然后人头落地。胡惟庸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左丞相职位,淮西党又焕发第二春,胡惟庸充分发挥了丞相职能,收受贿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不断的把淮西一派的利益最大化,最嚣张的时候甚至瞒着朱元璋扣押奏章,独自专权。

胡惟庸的膨胀,除了干了些违法的事,最主要的是干了两件大事。1,继续对浙东集团的无限压制,设计谋杀刘伯温。2,不断贴近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党派,和李善长结为间接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接替了自己位置不说,还接创造了最坏、最作的淮西领袖。

好吧,朱元璋是时候亮出那把隐忍屠刀!此时的浙东党团灭了,淮西党烂透了,该收拾收拾停业整顿了。在胡惟庸儿子摔死后,朱元璋让其抵命,胡惟庸案轰轰烈烈的爆发了,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先后处死。而李善长却一直默认了胡惟庸走向作死之路,冷眼旁观曾经最忠诚的下属。

胡惟庸的倒台,是谋反?还是为了结束最后的党争?

谋反罪,号称必死罪!胡惟庸为什么非要以谋反定罪?再回到洪武十一年,也就是胡惟庸失势的那一年。朱元璋强调:六部所属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说明朱元璋已经发现胡惟庸乱权。而胡惟庸压根没有军事背景,更没有军事指挥权,靠什么谋反?何况整整拖了两年。

最后胡惟庸死了,丞相制废掉!同时朱元璋的手术刀还默默的收割了武将集团,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帅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

文武体系全部破而后立,背后的秘密只有一个,朱元璋开始为自己得儿子铺路,实现全部中央集权。胡惟庸必须死,同时必须覆灭的还有捆绑着的淮西集团。那么谋反罪,就是最合事宜的罪名,朱元璋要还儿子一个政治清明。

事实上朱元璋对李善长一直心存幻想,胡惟庸案件前后并没有准备彻底清算,可是朱标意外死亡,朱元璋才决心除掉这位一直隐忍的始作俑者。胡惟庸案持续到十年以后,也是李善长隐忍的十年,是朱元璋皇权和权臣争斗的十年,也是无数人头落地的十年。如果非要搬出盖棺定论,我相信最有心事谋反的应该是李善长,胡惟庸还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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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独创“丞相”官名,百代皆承秦制。“相也者百官之长也”,而“丞”本身有辅佐之意,同时与“承”字相通,有承受之意。意思是,丞相承接皇命,辅佐施政。

由于君主既需要丞相帮助办理政事,又担心宰相的权位过重,危及自身的权力,所以历代以来,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都未停歇。



(丞相官名自秦朝始)

以前都是贵族政治,世家大族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皇帝不方便直接与世家大族发生矛盾,而且国政事情繁琐,皇帝一个人也顾不过来。于是,丞相就代行百官之长,作为官僚集团的代言人,向皇帝汇报工作。

随着科举制的产生,朝廷的官职脱离了贵族政治,因此,皇帝开始缩减丞相的权力。宋太祖废君相“坐议之礼”,开始在待遇上降低,直到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时,直接罢中书省,废丞相制。

使得朱元璋动这个心思的,就是胡惟庸案了。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前后所杀3万多人,连韩国公李善长也在因此案被杀。

胡惟庸案实情如何,在明朝时就有争议。可是案发后,丞相制度被废,是为事实,而且朱元璋还命令后世子孙,如大臣议复立丞相者凌迟处死,皇帝立丞相者直接废掉。

(朱元璋崛起于社会底层)

可见,朱元璋对丞相制度极为忌惮,原因为何呢?

朱元璋是底层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对官僚集团充满了不信任,但是国家行政又离不开这些人。所以,一开始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朱元璋就延续了元朝的中书省和左右丞相的制度。

大明朝第一任丞相是李善长,这个被朱元璋称作比肩萧何的开国功臣,在这个岗位上做了4年。李善长的工作明显没有达到朱老板的预期,因为朱元璋发现李善长已经成为淮西勋党的首领,一些矛盾纠纷,朱元璋说话都不如李善长好使。虽然李善长是文臣,但是也是打过仗的,朱元璋十分担忧李善长会做乱。

恰好'李善长不是那种宰相肚子能撑船的人,他为人刚愎自用,睚眦必较,拉帮结派,大权独揽,让朱老板忧心不已,开始心生反感,就开始设置了御史来制衡。可是朱元璋发现,李善长根本不受控制,因此就开始冷落他。

李善长自以为朱元璋离不开他,假意要辞职,结果朱老板立刻批复同意。李善长傻眼了,说的话没法收回,只好回家了。

(李善长被罢相)

李善长这一走,心里不踏实,就推荐了姻亲胡惟庸来接替。这个胡惟庸也是淮西勋党成员,只是他加入比较晚,所以资历浅。考虑为了平衡淮西勋党的势力,同时便于掌控,也是为了给李善长一个面子,虽然刘伯温说过胡惟庸不能为相的话,朱元璋还是把相位给了他。

让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胡惟庸一开始还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后来同样也是大权独揽,肆无忌惮,且由于洪武朝屡次北伐,丞相居中调度,竟然收获了一大批死党。

这让朱元璋感受到了失控的危机,但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前线将士正在用命之时,贸然处置可能会造成大面积叛乱。

于是,朱元璋开始通过故意冷落胡惟庸的方式施加压力,并且改了工作流程,让六部有事不要知会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报告。

这是明显要夺胡惟庸的权,胡惟庸做丞相7年,骄纵不法的事肯定不少,一旦失势,胡惟庸心知不会有好结果。在危机的压力下,胡惟庸做了一些未雨绸缪的工作是说的过去的。按明史的记载,胡惟庸做了很多具有谋反迹象的工作,如在自家院子里埋伏刀斧手、勾结日本武士和北元等。其中,宁波林贤案发是在胡惟庸已经被杀数年之后才案发。为此,朱元璋还下令关闭宁波通商口岸。

(胡惟庸横行不法)

不过,朱元璋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废杀胡惟庸,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将起兵作乱的根源——淮西勋党给解决掉。眼看着朱元璋重典治国,这些淮西勋党有阴谋作乱的想法是可能的。他们可能不会自己造反做皇帝,更有可能推倒朱元璋,立一个比较听话的皇子做皇帝,从而实现皇帝与功臣集团共治天下的局面。

所以,朱元璋借胡惟庸案,是想将这潜伏在暗处的阴谋势力连根拔起,至于胡惟庸案的实情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皇帝的政治需要,即使没有实情,也可以编织出来。

胡惟庸案绵延十多年,最终李善长也因此案被杀。要杀李善长可不容易,他是开国第一功臣,而且有免死金牌,除了造反大罪,根本没可能杀掉他。所以,朱元璋不惜罗织罪名,借胡惟庸案杀了他。

有能力,有实力,有威望能实施造反大业的人都被杀了,朱元璋认为大明天下该稳如泰山了。朱标认为朱元璋杀气太重,朱元璋就丢下一根荆棘,让朱标抓起来。朱标不能抓,朱元璋说,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刺都给撸平了,再交给你呀。

所以,胡惟庸是真要谋反吗?他是有那个能力和实力的,然而他的所有罪名都不能说是罪证确凿的。至于为什么要等了七年才动手,这是因为胡惟庸飞扬跋扈的丞相生涯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另外,朱元璋需要时间让胡惟庸制造更大更多的对立面,才能顺利地推动废除丞相的决策。

朱元璋本人是工作狂人,他废了丞相后,朝中大事咸决于皇帝一人。到了朱棣时,由于长期在外征战,不得不设置内阁来管理一些小事。到了明仁宗时,由于他身体不好,就又给内阁升了官,明朝的内阁制度逐渐形成。

(内阁制度取代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用以避免君权旁落,可是很快明朝的内阁制度的职权又超过了宰相制度。文官内阁制度的强大,使得明朝皇帝备受牵制,但凡有些想法的皇帝,都受到了文官集团的抵制,甚至还有些皇帝的去世,显得疑点重重,如明仁宗、明宣宗的去世,明武宗、明熹宗落水而死,背后有没有文官集团对君权的反动行为,已不可知。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往后的明朝历史却又等来了内阁制度,这可能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可见,在历史规律面前,朱元璋个人能力再怎么强大,终究还是要屈从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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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简述一下胡惟庸被杀的过程: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后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专制。

胡惟庸(?—1380年),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滁州)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等为友。胡惟庸早年投奔朱元璋麾下,充当小吏,因为胡惟庸是开国功臣、丞相李善长的女婿。数年间,步步升迁。中书省执政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很有才干,处事谨慎小心,获得了明太祖朱元璋和丞相李善长的宠信。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在他任期内,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

第一代丞相徐达、李善长与朱元璋一起打过江山、出生入死、共过患难,彼此了解信任。这两个人办事往往先请示朱元璋后再具体执行,皇权、相权彼此相安无事。胡惟庸任丞相却不同: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擅自做主,直接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过来看:凡是举报、弹劾、不利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朱元璋审阅,找个借口和机会便对呈报人实施打击报复。凡是奔走于其门、投靠攀附、贿送自己的,便可以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后发展到恃权自专,朝中大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了事。

前左丞相、大将军徐达知道他的奸恶、阴险,向朱元璋举报。胡惟庸得知后,便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谋害徐达,被福寿告发。御史中丞刘基(刘伯温)也曾对朱元璋揭发过他,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令胡惟庸带太医探视,胡惟庸便借机将刘基下毒致死。学士吴伯宗弹劾过他,差点大祸临头。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却将驾车的人杀死报复。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说什么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后代有“天子”之命。胡惟庸就更加得意、自负,从此便有了异心。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自己哥哥的女儿,嫁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又曾与御史大夫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受到朱元璋责骂。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责令其前往西北去招降蒙古,又无功而返,受到朱元璋严厉斥责。胡惟庸便暗中对他们威逼利诱,让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胡惟庸因儿子坠车杀死驾车人事被朱元璋得知,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等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并以“图谋不轨”罪诛杀了胡惟庸的九族。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之后,“丞相制”被罢黜,这就是明初著名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后来“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方告结束。

后世不少学者认为:胡惟庸排斥异己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胡案的症结在于胡惟庸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奏请,便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感到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也有不少史学者和明史专家指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回答完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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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忍了七年其实就是指胡惟庸做了七年的丞相,问题的核心也是这七年的丞相不断向朱元璋的皇权发起挑战,故而才有了“胡惟庸案”的皇相之争大结局。所以从这一点看,胡惟庸的谋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彻底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因此这也是胡惟庸谋反的一大疑点,即朱元璋自导自演的废相闹剧,当然,这里胡惟庸的嚣张跋扈是在尽力的配合朱元璋的演出!

胡惟庸案始末

胡惟庸是以李善长为师友,也是以李善长为核心,拉拢了淮西势力为一个官僚群体,成为明初最大的一个权利集团。胡惟庸本人也是于洪武六年(1373年),由李善长推荐,出任了大明王朝的右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时就进为了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当然,这也得益于杨宪被诛。

“(刘)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明史》

胡惟庸与太师李善长关系甚好,他将哥哥之女嫁与李善长之侄李佑为妻,二者结为姻亲,算是强强联合,故而淮西朋党权势滔天。胡惟庸也就更为嚣张,甚至是开国功勋都已不入其法眼,如与其有背,便加以收拾,徐达因不满其嚣张行径,直言不讳的告发到朱元璋那里,因此受到胡惟庸排挤和图害,刘伯温的突然离世更是和其脱不开关系。

“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明史》

胡惟庸独揽大权以后,生杀废黜皆可自断,甚至是高层官员的处罚与任免都不报与朱元璋而自行处理。内外各部门的奏章,都由胡惟庸率先过目,不利于自己的,便扣下不再上呈。明初朱元璋废罢的众多功臣武夫,职权尽失,便奔走于胡惟庸门下,贿赂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以求提携,这也是其培植自己势力的有力证据。



陆仲亨、费聚先后因小事受朱元璋处罚,随后胡惟庸便笼络二人为己效忠,按《明史》的说法,二者也成为胡惟庸在外募集兵马的左膀右臂。胡惟庸因与陈宁曾同坐中书省,因此二人结为朋党,后又拉拢毛骧、刘遇贤、魏文进等人作为爪牙。而后,胡惟庸令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为外援。又令元旧臣封绩外联北元,请兵为外应。一切准备就绪,时逢胡惟庸之子乘坐马车时坠死,胡惟庸便私自处死驾车马夫,此事引朱元璋大怒,令他偿命。胡惟庸害怕至极,于是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并散布消息于自己培植的势力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

但时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遣使入明朝贡,胡惟庸身披旧罪仍不收敛,独断外使朝贡一事,未报朱元璋,恰恰被内廷宦官碰见,上报朱元璋后再引龙颜大怒,于是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胡惟庸与汪广洋推诿责任于礼部,礼部又推中书省,这等推诿引起事态升级,朱元璋彻底爆发,牵扯出众多高层官员的不法举动,关押下狱者众多,其中涂节为邀功自保,便告发惟庸谋逆。御史中丞商皓当时受牵被贬中书省吏,为图官复原职,亦告发惟庸谋逆筹划,因此胡惟庸案事发,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皆遭诛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再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私下往来诸事,朱元璋定其罪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一家70余口遭诛;陆仲亨家奴封贴木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以及赵庸都参与了胡惟庸的谋逆筹划。朱元璋继而彻查,肃清逆党,后还牵扯出“蓝玉案”,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结束,该案涉及“一公二十一侯”,诛杀同党三万余人,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案件疑点

据《明史》另载,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家里老宅水井涌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赏,称之为“大明祥瑞”。朱元璋去往途中,于西华门被太监云奇匆忙拦下,并手指胡家,朱元璋敏锐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有变,因而立即返回宫中,登上城楼才发现胡惟庸家里布满甲士,于是立即逮捕胡惟庸,当即处死。


“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钱谦益

但据《明太祖实录》来看,此事发生的四天之前,涂节刚告发胡惟庸的谋逆企图,朱元璋心有多大呢,还能去胡惟庸家里?再者,胡惟庸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要在家里刺杀朱元璋,会让城墙上的人看见家里的刀兵?城墙上可都是守卫宫廷的侍卫啊!所以云奇告变之事应该属于杜撰。也是此事的记载,留下了胡惟庸案的历史疑点,故饱受史学界争议。

事件分析

此事件中,不管胡惟庸是否真有叛乱之举,他都有必死的理由,那就是相权对于皇权的挑战超越了朱元璋的心里底线。

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下令大臣上奏,不可“关白中书省”,也就是说大臣奏报任何事,中书省不需要知晓,这已经表明了朱元璋要加强皇权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胡惟庸的擅权就是对于皇权的挑战,外国使臣入朝纳贡都不报与皇帝,国是谁的国?谁又是国的君?而在胡惟庸案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体现了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意图,此举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皇帝独揽大权,至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再者,从胡惟庸案牵扯出来的朝廷重臣来看,淮西官僚集团就是朱元璋整治的对象,由于淮西朋党的拉山头和小团体,导致了明朝官僚体系的亚健康状态,限制了明朝官僚体系的健康发展,这对于国本而言是不利的。淮西势力在明初为朱元璋制衡新派官僚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刘伯温、宋濂等势力的衰败,淮西势力不仅不再是制衡利器,反而成为毒瘤,故而需要削弱。

综上所述,胡惟庸在位七年,政绩不错,亦成为朱元璋制衡官僚体系的有力武器,但在其权势日渐上涨时,需要迎头痛击,当皇权不断受到挑战时,更需要及时纠正。正如《明史》所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此话即可以理解为胡惟庸谋反之罪不止是公布的那些,还有更多可以挖掘;亦可以理解为朱元璋至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胡惟庸谋反的证据。故而胡惟庸有没有谋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皇权在此事过后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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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忍了七年才杀胡惟庸当然不是因为他要谋反,而是朱元璋下了一盘大棋。

朱元璋从乞丐到和尚再到开国皇帝,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眼光、战略不是书生的胡惟庸能比的。但为何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做到高度的中央集权,可以举起屠刀清洗开国功臣,却唯独忍了胡惟庸七年,仍凭他权倾朝野、飞扬跋扈?

“相权”

在古代的官僚体系中,相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皇帝的一种制约,也是对皇帝工作的一种分担。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听皇帝的,但在现实中宰相拥有很多的特权,比如“封驳”,皇帝的政策不好,宰相可以拒绝执行;又如代拟诏书,政策制定好了,皇帝改个章就行了。很多皇帝为了偷懒,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只要有人帮他干活就行了。但在朱元璋的眼中这却是一根刺,一根让他寝食难安的刺。

(废相前)

然而“相权”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贸然废除“相权”必然要被大臣们群起反抗,所以废除相权需要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这个胡惟庸就是一个关键。胡惟庸果然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他大权在握、结党营私、目无君上。

朱元璋的耐心不是为了等时机杀胡惟庸,而是他的那个位置“宰相”。

忍了七年的朱元璋看到到时机成熟,便给出致命一击。为了震慑反对废除宰相的人,朱元璋又一次举起屠刀,牵连被杀的人数达到三万多人。当真“天子一怒,伏尸百万”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随便的一条罪名都可以让胡惟庸万劫不复,所谓胡惟庸的谋反只是朱元璋强加的罪名而已。

不过胡惟庸死的并不冤枉,他在任职宰相期间,品行、道德低下,只手遮天,挑衅皇权。而朱元璋也正是看到胡惟庸这点,才觉的他有资格做棋子。等了七年,才杀了胡惟庸,顺便废除了宰相这个职位。

朱元璋为了不让皇权旁落,一次又一次的举起屠刀。在那种年代,唯有“狠”才能震慑天下人心,才能让皇权更加巩固。

当然“飞鸟尽,弹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是对朱元璋最真实的写照。

(废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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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一朝,只有过4位丞相,而胡惟庸是最后一位。以胡惟庸的才能、品格,完全无法胜任丞相,但朱元璋偏偏要让胡惟庸当丞相。为何?他要借胡惟庸这个白痴的脑袋,干一件千古未有的大事——废除丞相。

让胡惟庸做丞相,有两个好处:第一,胡惟庸势单力薄,资历浅薄,脑子又不行,容易控制;第二,胡惟庸品格低劣,做事的水平太低,易犯众怒,朱元璋若想收拾他,很容易抓住把柄,并且顺应众意。

那么,朱元璋为何要废除丞相呢?

一直以来,丞相都是帮着皇帝干活的。有了丞相,皇帝会很轻松;没了丞相,皇帝的工作量会激增。

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的权欲太大,容不得丞相分一杯羹。

我觉得不太对。因为以朱元璋的资历、威望和权谋,没有任何一个丞相会对他形成威胁。不管谁当丞相,都得对朱元璋俯首帖耳。既然如此,丞相就是朱元璋的狗,指哪儿打哪儿,并不会影响朱重八同学的权欲。

在我看来,朱元璋是在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太子朱标。

开国功臣,历来都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不然也不可能帮助开国皇帝夺取江山。开国皇帝活着时,这些人不敢放肆。可是一旦开国皇帝死了,继位之君是否能够控制他们?这是个大问题。

大明朝的开国功臣中,有两大集团,分别是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

一般的皇帝,喜欢搞平衡,让两个集团的大臣互斗,他自己渔翁得利。但朱元璋不是一般的皇帝。他是叫花子出身,对风险的恐惧深入骨髓。他担心,将来的朱标是否能够控制住这两个集团?为了子孙江山永固,他要把一切危险因素全都消灭。

朱元璋的策略是先灭浙东,再灭淮西。此前,朱元璋借助胡惟庸,灭了浙东(浙东集团的首脑刘基,就是被胡惟庸毒死的)。现在,他要再次借助胡惟庸,灭了淮西。这次借的,是胡惟庸的脑袋。

干掉胡惟庸,就是灭淮西的开幕大戏。

于是,胡惟庸案启动,朱元璋把所有需要消失的人,都放进了胡惟庸案这个大筐里。等到消灭干净后,朱元璋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口气,是替朱标松的:小子,你的江山终于安稳了。

可惜,朱标突然病死,打乱了朱元璋的计划。

为了让孙子朱允炆的江山亦是稳固的,朱重八同学只好依葫芦画瓢,又搞了一个蓝玉案,牵涉甚广,替朱允炆扫清了威胁。

作为老父亲和老爷爷的朱重八,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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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胡惟庸为朱元璋做了七年的“螳螂”,朱元璋希望他作,所以朱元璋“七年之痒”后,终于以“黄雀”身份杀了胡惟庸。

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胡惟庸有“谋反”证据,但是,他必须死!

刘伯温之死,胡惟庸是凶手!

几乎可以这样说,朱元璋得到天下,刘伯温是第一功臣。

关于刘伯温的传说,中国老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与诸葛亮一样,成为能够预测未来,驱凶避祸的神仙。

民间流传:“际会风云、平定海宇,既辟一代之规模,又阐一代之文章,盖诚意伯一人而已”、“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刘伯温名基,与徐达、李善长共称“明朝三杰”,足以抗衡汉初留侯张良、韩信与萧何。而刘伯温对朱元璋的影响就相当于张良对刘邦的影响。

(胡帷庸影视图片)

就是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人物,晚年凄凉,不得善终。

去世的经过是洪武八年(1375年)一月,刘伯温患病卧床,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去诊望探视。御医临床诊断了病情后开了药方,照单抓药煎服后身体发生不适症状,肚子内犹如有卵石滾动,折磨得痛不欲生,返回家乡后,延至四月十六日,刘伯温病故。

这是《明史》的记载,这段语鄢不详的文字,引发后人无数解读。

1.正常病死说。

2.胡惟庸害死说。

3.朱元璋杀害说。

三种说法,均是分析。

关于朱元璋杀死说。

大家知道,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开始一係列“清君侧”活动。因为大明的江山是朱元璋用武力打下的,而不是靠正统的方式继承的,对于那一帮为你打下江山效力的兄弟们,你总得要给予奖赏吧,怎样兑现,当年的“微臣”变成“危臣”,一句“功高震主”的黄梅戏唱词朱元璋记忆犹新。

而家天下的传统理念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他必须为自己的儿孙们扫平隐患。

他一步步削弱这些功臣的力量,而刘伯温正是几次被朱元璋撤了职务,又几次召回。

刘伯温是聪明的,他坚决要求退隐,却在退隐后有点放松行为,他选择墓地时,偏偏选上了当年朱元璋的老对手方国珍的发迹地,又地处偏远。刘伯温向朝廷上了奏章,申请批准,奏章到了胡帷庸手上后,胡惟庸以此事状告刘伯温,称其善观风水,认为此处颇有“王气”,想霸占为自己的家族墓地、驱逐当地百姓。

“王气”一词引起朱元璋警觉和反感,猜忌之心愈盛,他立即把刘伯温狠狠训诫一顿,并要他回京居住。这时,胡惟庸升为左丞相官职,刘伯温知道凶多吉少,忧思成疾,病情加重,于是胡惟庸送医药上门后,病情加重,三月,向朱元璋力请回乡,返家后,刘伯温终于病故。

(胡帷庸剧照)

史上称,刘伯温是胡惟庸害死的。

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上(指朱元璋)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这个看法有史可据,有一定的可能性。

而史学家吴晗认为:“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与刘基旧有怨恨,不自觉地为明太祖所利用。

胡惟庸之死,“螳螂在后”。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告诉朱元璋,称自己曾经的旧院中一口古井突然冒出香甜甘泉,并说这是大明吉兆,请皇上前去观看。

朱元璋的车队来到西华门,突然有一个官员拦在车队前,警卫对其拳打脚踢,此人一声不吭,就是不走,朱元璋于是询问,此人是西华门宦官云奇,言明声份后不再多言,只是望着胡惟庸旧宅,朱元璋心中大疑,令人登高一望,大惊失色,原来旧宅暗藏兵甲埋伏。

朱元璋立即逮捕胡惟庸。这就是民间所传的“云奇告变”事件。

究竟是什么原因杀胡,正史没有记录,只是说他“枉法诬陷,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不备.....蠢害政治,谋危社稷”(《明太祖实录》)。

真相究竟如何?没有说明,但是,一場大规模清洗屠杀开始。

其实,早在头一年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就有胡惟庸私扣外国来京朝贡使者,

胡惟庸没有上报朝廷,朱元璋大怒,当场处死汪广洋,第二年,徐杰揭发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称其有谋反举动,朱元璋当场宣布逮捕胡惟庸,并下令处死,同时处死的还有告发人徐杰等人。

其实,朱元璋早就知道胡惟庸的劣迹,十年中反而官至丞相,于是他头脑开始膨胀,胆子更大,贪污腐化,受贿索财,各地官员对他推崇备至,纷纷拜访,一时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朱元璋视若无睹,任其发展。

就在胡惟庸如日中天,灸手可热的时候,朱元璋突然对他发难......

于是,只当了二年多丞相的胡惟庸从云端跌到地狱。自此,朱元璋开始大规模的清洗胡党集团。

同时,延续了几千年的丞相制宣布废除。

9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随后朱元璋对有功之臣之臣进行了封赏,李善长和徐达两人位列功臣榜前列,李善长官拜中书省左丞,统领百官;徐达官拜中书省右丞,统领武官。在最初的功臣榜并没有胡惟庸的名字,他是在大明王朝建立后才崭露头角的

在朱元璋建立大明前夕,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了他的老乡胡惟庸,随后朱元璋提拔还是宁国知县的胡惟庸为太常少卿。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集团首领李善长举荐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胡惟庸被朱元璋升任为百官之首的左丞相。

胡惟庸从洪武六年开始担任中书省右丞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这七年时间里,他结党营私,朝中遍植朋党,不留余力的打击异己,对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党进行特别照顾,使得淮西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

浙江青田人刘伯温,曾经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集团有矛盾,所以一直都没有被重用。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刘伯温只被封了一个诚意伯,俸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享受俸禄4000石。这样巨大的差距让老刘萌生了退意。

刘伯温对胡惟庸为相还劝过朱元璋:“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思就是说胡惟庸做事一向积极,果断,容易与控制欲极强的朱元璋产生政见上的分歧。但是刘伯温推荐的杨宪和汪广洋两个人在相位上没呆多久就人头落地了。朱元璋只能把目光落在了胡惟庸身上,老胡同学心里同样大喜,终于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丞相。

也正是刘伯温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这才让胡惟庸记恨于心。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探望,刘伯温在服用医生开的药后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如果说排除异己只是朱元璋杀胡惟庸的一个借口,那么朱元璋杀胡惟庸的关键所在却是他的独断专行。朱元璋是一个控制欲超强的帝王,他绝对是不允许还有人可以逃脱他的掌控。

胡惟庸在壮大淮西集团势力的同时,胆子也越来越肥,到了后来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奏折,他不再向朱元璋汇报请示,反而擅自截扣下来自己处理。轻车熟路的胡惟庸越来越膨胀,这就让老朱增添了几分杀意。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对朝中大臣一直都有猜忌之心,特别是明朝的四位宰相都一一被他所杀,到后来他彻底废除宰相制度。虽然朱元璋有过多次对宰相权力的削减,但宰相始终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权的成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一种威胁,再加上胡惟庸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朱元璋不杀你杀谁?

汤和药已经备好,就差一副药引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胡惟庸在其旧宅的井里,从新涌现出了新泉,认为是祥瑞之兆,并邀请朱元璋前去参观。朱元璋也想见识一下旧井新泉的风貌,就欣然接受邀请。

出发前,朱元璋让太监云奇先去探路,当朱元璋走到华西门时,太监云奇跑过来急忙拉住缰绳,急不能言,用手拼命的指上胡家。朱元璋感到事态严重,立即返回,随后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藏有士兵。

朱元璋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在当天就处死胡惟庸、陈宁等人。胡惟庸案牵连之广(连李善长在内有3万多人被处死)、时间之久(长达10时间),影响深远。


在胡惟庸案发生后,朱元璋加强了中央皇权集中制,彻底废除宰相制度,从此以后封建王朝中的“丞相”职权被三省六部所瓜分。因此中国最后一位挑战皇权的丞相胡惟庸,成了朱元璋改革宰相制度的垫脚石。

10

历史上的胡惟庸案讲述的就是关于胡惟庸谋反之事。且不说真相到底如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人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胡惟庸之死是因为他蓄意谋反,所以才会落得个灭九族的下场。

与其说朱元璋是忍了七年才杀的胡惟庸,倒不如说这一切都是朱元璋蓄谋已久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进一步走向君主专制的道路,加强中央集权,这样朱元璋就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利。



宰相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但其实他也制约着皇帝的决定,而宰相的权力一旦过大,那么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也就会越演越烈。而为了使自己的皇位万无一失,也为了防止官员权力过大以至于威胁皇权,这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的废除宰相制度。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开始慢慢培养胡惟庸,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利用他一举扳倒流传千年的宰相制度。

而胡惟庸也确实“不负众望”,一步步走进朱元璋为其设下的圈套。朱元璋对胡惟庸的宠信其实也一种“捧杀”,杨宪被杀后,因胡惟庸本身就很有才干,再加上当时的他自觉奋进,做事小心谨慎所以深得朱元璋宠信,也正因为如此,他成功晋级为宰相。而这也正是他厄运的开始。

成为宰相后的胡惟庸,虽然是十分高兴,又因为深得朱元璋欢心,所以做起事来也越加狂放不羁。许多生杀废黜大事,不上报皇帝便直接处理,各官员送上来的奏章,他都要先拿来看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克扣下来,不上报给皇帝。

除此之外,许多想要求官之人或是因犯罪失去官职的人,都争相拜访胡惟庸,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助自己的仕途,所来之人大都会准备些“礼物”:金帛、名马、玩好之物应有尽有。而对待那些自己有意见的人,胡惟庸也是相当不手软。

据史料记载,大将军徐达,因为憎恶胡惟庸阴险恶毒,便告诉朱元璋他收取贿赂之事,胡惟庸在得知这件事后企图收买徐达的守门人来陷害徐达,未果。

后来御史中丞刘基也曾向皇帝说过他的不宜为相的话,为此胡惟庸一直怀恨在心。一次刘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前去探视,胡惟庸便借此对刘基下毒,将其杀害。此后还有其他官员因弹劾胡惟庸而差点大祸临头。经历种种后,胡惟庸权势更剩,更加自负,目中无人。

不仅如此,他还过分独断专行,许多重大案件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朱元璋,自行处理接见外国使者之事。后来朱元璋还是在宦官的口中得知此事,大怒,下令彻查此事,最终兜兜转转到了胡惟庸的身上,朱元璋为之愤怒,再加上胡惟庸做事专断独裁,丝毫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这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于是,在这次事件后胡惟庸被杀。



当然,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其党羽三万余人,这其中还不乏很多开国功臣及其子孙后代。胡惟庸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力度之大,涉及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都向群臣宣告着一个信息:宰相制度将不复存在。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其实,这都不过是朱元璋的一个局罢了。



胡惟庸案中云奇告变之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也多有矛盾,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对其持否定态度,而到了现代,研究明朝历史的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里面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分析了一遍,最后得出结论:胡惟庸案其实是一个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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